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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6月，清华大学出现批判梁思成的大字报，称他是与彭真同伙的反党分子，是反动学术权威。此后，各种批斗接踵而至。

　　1968年8月27日，在康生等编造的《关于三届人大常委委员政治情况的报告》和《关于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政治情况的报告》中，梁思成被列入“叛徒”、“叛徒嫌疑”、“特务”、“特嫌”、“国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里通外国分子”名单，被中央文革小组定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

　　11月7日，驻清华大学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革命师生”召开批判梁思成大会。此后，梁思成病情急剧恶化，11月17日，在周恩来总理的关照下，住入北京医院，边治疗边检查思想。

　　在生命的最后旅程里，梁思成回想起1950年他与陈占祥提出的 “梁陈方案”，对林洙说 ：“我至今不认为我当初对北京规划的方案是错的。”林洙回忆道：

　　思成说：“……城市是一门科学，它像人体一样有经络、脉搏、肌理，如果你不科学地对待它，它会生病的。北京城作为一个现代化的首都，它还没有长大，所以它还不会得心脏病、动脉硬化、高血压等病。它现在只会得些孩子得的伤风感冒。可是世界上很多城市都长大了，我们不应该走别人走错的路，现在没有人相信城市是一门科学，但是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是有案可查的。早晚有一天你们会看到北京的交通、工业污染、人口等等会有很大的问题。我至今不认为我当初对北京规划的方案是错的（指《中央人民政府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只是在细部上还存在很多有待深入解决的问题。”

　　1971年底的一个冬日，陈占祥来看梁思成了。

　　1957年被打成“右派”之后，陈占祥被送往京郊沙岭绿化基地。

　　在两年多的劳动改造期间，他数度站在高高的山顶上，一次次闪过跳崖轻生的念头。

　　与他共同被劳改的北京市建筑设计院被划为“右派”的翻译邱连璋回忆说：

　　那时，我与你同睡一屋时，你的打鼾声是众所周知的，所以别人都不愿与你同屋而睡。可我生来不怕鼾声，也听你的鼾声形成入睡的习惯。每当你挨批之后，曾有多少个无眠之夜，听不到你的雷鸣般的鼾声，你在木板床上辗转翻身的吱嘎声，使我也感受到你内心里所受到的委屈确有多重。后来才知道，正是你那些不眠之夜，曾在你的脑海中一霎间闪现过几次轻生的念头。然而，老陈！你终于又挺过来了。

　　在他被划为“右派”之后，一家人惶恐度日。5个子女的升学、工作、生活均受影响。

　　孩子们问父亲，为什么当年是到英国留学，而没有去延安参加革命？父亲看着他们，满怀歉意：“因为那时中国太穷了，受人欺负，我以为只有科学可以救国。”

　　后来，孩子们才知道，父亲那时只知科学救国，并不了解共产党，更不知道延安。

　　在沙岭基地的山崖上面，使陈占祥没有跳下去的是他对家人的责任，还有他那未酬的壮志。

　　1960年，他终于被从山里放出来。可回到城里，体力劳动仍然等着他。他那双绘图的手已变得粗糙不堪。

　　1962年，他终于在设计院情报所理论组当了一名译员。

　　他把赖特的名著《未来建筑》、维特鲁威斯的《建筑十书》译成了中文，随时介绍国外建筑期刊中一些有分量的文章，通过各国专利报告收集技术资料，供设计人员使用。

　　1963年建设首都体育馆，馆内所有设施——从屋架到滑冰地面乃至扫冰车，都需要参考国外专利报告进行设计。他就跑到中国科学院情报所专利馆去查阅、研究。专利馆的人对他说 ：“你是建筑师中第一位到这里查看专利的。”

　　拆除北京城墙、填埋护城河、长河改道、高梁河变暗沟等等，令他痛苦万分。他想到了二战时希特勒对伦敦的狂轰滥炸，由于缺水，伦敦市民束手无策，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家园被大火烧毁，感叹道 ：“应即时保护北京现存这些可利用的水系，不使再被湮没。”

　　他隐隐感到前途难卜。在夫人的提议下，1963年，一家人来到中山公园合了影。

　　那一天，在故宫筒子河上，他把船划得飞快，引得岸上的人驻足观看。他边划边告诉孩子们，他是在英国留学时喜欢上划船的。孩子们这才知道了泰晤士河上，牛津与剑桥竞舟的传统。

　　灾难终于降临。

　　“文革”风暴中，凝聚他多年心血的译稿被烧成灰烬；他被造反派从家里抓走，剃阴阳头，“坐飞机”， 扇耳光，吐唾沫；他的藏书被撕毁了，他身上的衬衣被撕成条状……

　　一位正直的院领导被毒打关押。

　　他回到家中，气愤不已：“太不像话，把人关起来，还不让人吃东西。”

　　他边说着边做起了三明治，还调了一瓶奶茶。

　　他就把吃的送进“牛棚”去了。这一去就没能回来。

　　给他送吃送穿的是他年仅13岁的小儿子。

　　每次孩子总是把一包烟偷偷地藏在给他换洗的衣服中。

　　一回家，孩子就失声痛哭……

　　对与梁思成的诀别，陈占祥作了这样的回忆：

　　1971年底，当我去北京医院看望病重的梁先生时，他还鼓励我要向前看，千万不能对祖国失去信心。他说，不管人生途中有多大的坎坷，对祖国一定要忠诚，要为祖国服务，但在学术思想上要有自己的信念。这，可说是梁先生对我的宝贵遗言了。而他正是这样生活的。我敬佩梁先生待人的诚恳和正直。遗憾的是最后我连参加梁先生的追悼会的机会都没有……在那个难忘的寒冬日子里，梁先生在北京医院的病床上情真意切地向我说 ：“占祥，这几年，多亏了林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