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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不到答案(1)

2002-12-1 11:00| 发布者: 王军

    1966年6月,清华大学出现批判梁思成的大字报,称他是与彭真同伙的反党分子,是反动学术权威。此后,各种批斗接踵而至。

  1968年8月27日,在康生等编造的《关于三届人大常委委员政治情况的报告》和《关于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政治情况的报告》中,梁思成被列入“叛徒”、“叛徒嫌疑”、“特务”、“特嫌”、“国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里通外国分子”名单,被中央文革小组定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

  11月7日,驻清华大学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革命师生”召开批判梁思成大会。此后,梁思成病情急剧恶化,11月17日,在周恩来总理的关照下,住入北京医院,边治疗边检查思想。

  在生命的最后旅程里,梁思成回想起1950年他与陈占祥提出的 “梁陈方案”,对林洙说 :“我至今不认为我当初对北京规划的方案是错的。”林洙回忆道:

  思成说:“……城市是一门科学,它像人体一样有经络、脉搏、肌理,如果你不科学地对待它,它会生病的。北京城作为一个现代化的首都,它还没有长大,所以它还不会得心脏病、动脉硬化、高血压等病。它现在只会得些孩子得的伤风感冒。可是世界上很多城市都长大了,我们不应该走别人走错的路,现在没有人相信城市是一门科学,但是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是有案可查的。早晚有一天你们会看到北京的交通、工业污染、人口等等会有很大的问题。我至今不认为我当初对北京规划的方案是错的(指《中央人民政府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只是在细部上还存在很多有待深入解决的问题。”

  1971年底的一个冬日,陈占祥来看梁思成了。

  1957年被打成“右派”之后,陈占祥被送往京郊沙岭绿化基地。

  在两年多的劳动改造期间,他数度站在高高的山顶上,一次次闪过跳崖轻生的念头。

  与他共同被劳改的北京市建筑设计院被划为“右派”的翻译邱连璋回忆说:

  那时,我与你同睡一屋时,你的打鼾声是众所周知的,所以别人都不愿与你同屋而睡。可我生来不怕鼾声,也听你的鼾声形成入睡的习惯。每当你挨批之后,曾有多少个无眠之夜,听不到你的雷鸣般的鼾声,你在木板床上辗转翻身的吱嘎声,使我也感受到你内心里所受到的委屈确有多重。后来才知道,正是你那些不眠之夜,曾在你的脑海中一霎间闪现过几次轻生的念头。然而,老陈!你终于又挺过来了。

  在他被划为“右派”之后,一家人惶恐度日。5个子女的升学、工作、生活均受影响。

  孩子们问父亲,为什么当年是到英国留学,而没有去延安参加革命?父亲看着他们,满怀歉意:“因为那时中国太穷了,受人欺负,我以为只有科学可以救国。”

  后来,孩子们才知道,父亲那时只知科学救国,并不了解共产党,更不知道延安。

  在沙岭基地的山崖上面,使陈占祥没有跳下去的是他对家人的责任,还有他那未酬的壮志。

  1960年,他终于被从山里放出来。可回到城里,体力劳动仍然等着他。他那双绘图的手已变得粗糙不堪。

  1962年,他终于在设计院情报所理论组当了一名译员。

  他把赖特的名著《未来建筑》、维特鲁威斯的《建筑十书》译成了中文,随时介绍国外建筑期刊中一些有分量的文章,通过各国专利报告收集技术资料,供设计人员使用。

  1963年建设首都体育馆,馆内所有设施——从屋架到滑冰地面乃至扫冰车,都需要参考国外专利报告进行设计。他就跑到中国科学院情报所专利馆去查阅、研究。专利馆的人对他说 :“你是建筑师中第一位到这里查看专利的。”

  拆除北京城墙、填埋护城河、长河改道、高梁河变暗沟等等,令他痛苦万分。他想到了二战时希特勒对伦敦的狂轰滥炸,由于缺水,伦敦市民束手无策,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家园被大火烧毁,感叹道 :“应即时保护北京现存这些可利用的水系,不使再被湮没。”

  他隐隐感到前途难卜。在夫人的提议下,1963年,一家人来到中山公园合了影。

  那一天,在故宫筒子河上,他把船划得飞快,引得岸上的人驻足观看。他边划边告诉孩子们,他是在英国留学时喜欢上划船的。孩子们这才知道了泰晤士河上,牛津与剑桥竞舟的传统。

  灾难终于降临。

  “文革”风暴中,凝聚他多年心血的译稿被烧成灰烬;他被造反派从家里抓走,剃阴阳头,“坐飞机”, 扇耳光,吐唾沫;他的藏书被撕毁了,他身上的衬衣被撕成条状……

  一位正直的院领导被毒打关押。

  他回到家中,气愤不已:“太不像话,把人关起来,还不让人吃东西。”

  他边说着边做起了三明治,还调了一瓶奶茶。

  他就把吃的送进“牛棚”去了。这一去就没能回来。

  给他送吃送穿的是他年仅13岁的小儿子。

  每次孩子总是把一包烟偷偷地藏在给他换洗的衣服中。

  一回家,孩子就失声痛哭……

  对与梁思成的诀别,陈占祥作了这样的回忆:

  1971年底,当我去北京医院看望病重的梁先生时,他还鼓励我要向前看,千万不能对祖国失去信心。他说,不管人生途中有多大的坎坷,对祖国一定要忠诚,要为祖国服务,但在学术思想上要有自己的信念。这,可说是梁先生对我的宝贵遗言了。而他正是这样生活的。我敬佩梁先生待人的诚恳和正直。遗憾的是最后我连参加梁先生的追悼会的机会都没有……在那个难忘的寒冬日子里,梁先生在北京医院的病床上情真意切地向我说 :“占祥,这几年,多亏了林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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