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旗子弟

    威风凛凛的八旗，本是努尔哈赤一手创立的集军事、政治、生产三位于一体的组织。初期只有黄、白、红、蓝四旗，标帜以色彩相区别；后又增编了四旗，在原有四旗（称为整旗或正旗）的标帜上镶嵌了边角，即为镶旗。正黄、镶黄、正白、镶白、正红、镶红、正蓝、镶蓝，合称八旗。既是一个小社会，又是一个大兵团。彼此呼应、众志成城，以弓强马壮、纪律严明著称。
    努尔哈赤与皇太极两位创业者，正是依靠这支千锤百炼的子弟兵，突起于白山黑水之间，与一墙之隔的明王朝分庭抗礼，对峙并且交锋。坐守长城的明军，遥望关外猎猎飘扬的八面战旗，既恨又怕。在他们眼中，这异族的旗幡是嗜血的，气吞万里如虎。

    清帝进京之后立刻实行满汉分治，将内城的原有居民全部迁移到外城，填充以携眷驻防的八旗官兵：正黄旗驻德胜门内，镶黄旗驻安定门内，正白旗驻东直门内，镶白旗驻朝阳门内，正红旗驻西直门内，镶红旗驻阜成门内，正蓝旗驻崇文门内，镶蓝旗驻宣武门内。另外在西郊还设有三大营：圆明园护军营，蓝靛厂火器营，香山健锐营。

    内城像一块大蛋糕，被八旗给瓜分了，共同拱卫着紫禁城。

    所有在旗之人都是吃皇粮的，定期领饷。全体成员均由国家供养，除了养在编的官兵，还要养他们的家属，包括那些因兵额有限而成为闲散人员的八旗男丁。可见八旗子弟无论兵民，不农、不工、不商、不牧，也照样能坐收渔利，而且是铁饭碗。

    有人说：在那个时代，当兵不是义务，而是权利。八旗的规矩是“五口为户，户出一丁为兵”。按十几万的兵额来推算，京旗的总人口应在60万以上。这么多张嘴，长年累月地吃下去（况且还常办满汉全席什么的），再富有的国家也会被吃穷的。

八旗子弟从扬鞭跃马演变为提笼溜鸟
    老舍替八旗子弟画过一幅入木三分的肖像：“在满清的末几十年，旗人的生活好像除了吃汉人所供给的米，与花汉人供献的银子而外，整天整月的都消磨在生活的艺术中。上自王侯，下至旗兵，他们会唱二簧、单弦、大鼓与时调。他们会养鱼、养鸟、养狗、种花和斗蟋蟀。他们之中，甚至也有的写一笔顶好的字，或画点山水，或作些诗词—至不济还会诌几套相当幽默的悦耳的鼓儿词。他们没有力气保卫疆土和稳定政权，可是他们会使鸡鸟鱼虫都与文化发生了最密切的关系……就是从我们现在还能在北平看到的一些小玩艺儿中，像鸽铃、鼻烟壶儿、蟋蟀罐子、鸟儿笼子、兔儿爷，我们若是细心的去看，就还能看出一点点旗人怎样在微小的地方花费了最多的心血。”

    从什么时候开始，八旗子弟不会骑马了，不会射箭了，不会战斗了？从什么时候开始，八旗子弟退化为“不敢流血的青年”，只会闭关锁国，只会割地赔款，只会忍辱求和？他们的膝盖不再是铁打的了，他们的营盘、城池乃至江山，也不再是铁打的了。

    在拆房卖地、倾家荡产之后，他们又将面临亡国的命运。他们，把祖传的基业全送进了当铺里。

    这些“微小的地方”确实是旗人文化的典型之处。北京的茶馆是靠八旗子弟泡出来的，北京的戏园是靠八旗子弟捧出来的，但他们最终被自己所享受的文化给葬送了—他们成了文化的牺牲品。这种文化不仅削弱了他们的武力，更磨损了他们的志气。旗人由骁勇善骑射的草原民族变为专事享乐、过寄生生活的特权阶层，其刚健剽悍的民族性格退化而为好逸恶劳、颓靡软弱，为京师一地民风的弱化提供了一个恰当的注脚。而生活要成为一门艺术，必有其铁定的前提—富裕和闲适。

    当敌人从远方的地平线上出现时，八旗子弟已无招架之力。1860年的英法联军，1900年的八国联军，都轻而易举地攻破了北京城。早已刀枪入库的八旗劲旅，匆忙披挂上阵，却一败涂地，作鸟兽散。真令人难以置信：努尔哈赤时代的雄风何在？此八旗非彼八旗？他们不仅在军事上、外交上输了，在精神上也输了。他们恍然醒悟了敌人无时不在、无所不在，而自身却又如此弱不禁风。仔细想一想，倾家荡产的八旗子弟连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都保不住，又如何能守疆卫国？当然，他们典卖的不过是祖传的房地产（俗称“吃瓦片”），而皇帝与太后出手更为大方，动不动就割地赔款。难怪有人说：殖民主义者的使节是清廷的太上皇。所谓的《南京条约》、《辛丑条约》什么的，都带有当票的性质，是为了苟延残喘而赊借几天和平。

    清帝退位之后，爱新觉罗氏对北京的统治垮台了，京旗也就随之解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