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石桥的“庵”里人家

    老北京庙多，胡同里庙更多。单说这旧鼓楼大街大小石桥胡同的庙就不少。胡同口外的铁佛寺，旁边双寺胡同的广济寺、西绦胡同的万寿寺等等咱不说，光是大石桥里的拈花寺、妙缘观、崇阳庵就够数一阵子。笔者的童年就住谛∈?藕??摹肮垡翕帧薄?p>　　那时我刚上小学。印象中，这“庵”的主人是个老尼姑。兵荒马乱年月“庵”里的香火就断了，老尼只能打庙产的主意。解放后西边的禅房变成了“合作社”（粮店兼油盐店），禅房两边的耳房租了出去。东南角打了一道门，天王殿成了粮店的仓库。东边的殿除了她自住，也出租。北边的正殿两边一气儿盖了四间“棋盘心”（墙体只四角用整砖，其余均为“核桃砖”）、麻灰挂顶一面坡的平房，分别租给了“算卦李”和福大叔。

　　这“庵”里有一小一老，最让我这少年之心惦念。粮店的窦叔有个兄弟，上小学五年级，叫“小五儿”。哥儿俩从小没了爹妈，“小五儿”跟着窦叔过，无冬历夏就睡在山门内闲置的面柜里。我很为他担心，又佩服他的胆量。“晚上睡觉冷吗？”我问他。他说：“不冷，有的是麻袋。”“一个人睡觉害怕吗？”我又问。“害什么怕，有那么多老鼠跟我做伴儿。”还有一老，就是那“算卦李”。他高高的个儿，出门时永远穿一件长布衫儿，头戴礼服呢的帽子，肩后背一个小马扎，腋下夹一蓝布包儿。他是干吗的，靠什么养活一家老小？有一天，我悄悄地跟着他，来到鼓楼后头。只见他鼻梁上架了副金丝眼镜，将蓝布铺在地上，两只铜尺一压，卦筒摆好，就等人来。可是，我看了一天，也没见他挣到多少钱。

　　东屋的福大叔是拉“排子车”（“排”读三声）的。福婶是“旗人”，娘家祖上“吃窝头都是栗子面儿的”。福大叔拉车早走人了，福婶才起来，脸不洗、头不梳，趿拉两只鞋，站在院里找人侃大山。她家有两样儿东西压根儿就不买，一是笼屉；二是“取灯儿”。前者不是三两子儿就能买，后者又不值得买，干脆都去借。早清儿拢火时，不论到谁家炉子上借个火就讫了；到晌午该蒸窝头了，瞅准谁家今儿吃炸酱面，准不使笼屉——借来用！要是福婶一早儿张罗着去买东西，准是福大叔昨儿拉了甜活儿，挣了块儿八毛的。那年，我妈生我弟弟，福婶跑前跑后，还把我俩妹妹接到她家，管吃管住。

　　西屋田叔是个“蛐蛐把势”。他养在澄浆罐儿里的那只“八厘头”只让我瞅过一眼。每到秋凉儿，他把“金三尾儿”、“马三尾儿”（“尾”读“引”）放在垫了土的缸里，转过年一立秋，刚“脱壳”的蛐蛐就能卖钱。有一年，那缸没盖严，进了一只大“蝎拉虎子”。过了伏天打开一看，那只“蝎拉虎子”吃个肚儿歪，气得田叔把它剁成两截儿。

　　因为有个合作社，胡同里的街坊都来“庵”里买东西。所以，我们这院很热闹。“哎，来啦！一分钱吃半天儿！”您听，“缩脖子”又来了。胡同里的孩子一听他吆喝，从枕头或炕席下摸出钱就往外跑，没钱的死乞白赖也要找大人磨烦出几分钱，干吗呢？找“缩脖子”买“半空儿”（拉秧以后，没长成的花生叫“半空儿”）去。“缩脖子”自小儿驼背，可是驼得不大吃紧，要命的是他没脖子，下巴颏儿永远紧顶在胸口上，以至于他的眼光只能停留在脚前三尺远的范围。他每天■（音：kuai）的是个大号竹篮子，长圆形的那种，两边半圆儿，中间有一道提梁。篮子里的货跟着节气变化：春天是小山杏，跟着樱桃什么的；一过五月节，就变成煮毛豆之类；秋凉以后以“山里红”、大酸枣为主；冬景天上“铁蚕豆”、炒瓜子等干货。当然，不断档的是“半空儿”，价儿低，分量足。因为他不用秤，用手捧，一毛钱的“半空儿”，他给两捧。不能捧的，像樱桃、桑葚儿，他用自己个儿糊的纸口袋，三分、五分一袋。天擦黑儿了，卖不完的■回去也是坏，他就多给点儿。有那■子儿拿不出的，他也不会让孩子空着手回家。

　　1956年我家搬出了小石桥胡同，一同搬出的不只我家，“观音庵”自然也免不了拆。我至今忘不了“庵”里的那些小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