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悠久的北京普度寺，原名“皇城东苑”，又名“小南城”，位于天安门东边的南池子大街东侧。普度寺大殿坐北朝南，正殿前方有山门，在主殿的西边并列建有西配房数间，后边还有正在复建尚未竣工的一组殿宇。
普度寺始建于明代初年，距今已有五六百年的历史。其整座古建筑群营造在面积10000平方米左右、且高于周围民房五米至八米的一座大型砖台上。大殿为重檐歇山顶、辅以黄色琉璃瓦，四周和大殿内均为几十根朱红色的檐柱结构组成。此外，它窗棂低矮，其殿顶、天花、斗拱、梁架上皆有雕龙画凤的考究图案。该建筑曾于清代乾隆二十年（1755年）重新修葺扩建，竣工之际，乾隆御笔赐名“普度寺”，这是史料记载的最后一次大规模修缮，距今已有247年之久。专家称，具有如此鲜明满族风格的古建筑在北京仅此一处。
明代两任皇帝入住普度寺
由于普度寺在明初建成之后一直是皇太子生活和居住的地方，因此它见证了明朝历史上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明正统十四年（1449年）的“夺门之变”，就是其中一例。在此之前，“土木堡之变”，使明军遭到史无前例的军事惨败，明英宗朱祁镇成为蒙古瓦剌军的阶下囚，英宗之弟朱祁钰（明代宗）在北京匆忙继承皇位，建元“景泰”。
迫于兵临城下的危急形势，皇太后和明代宗朱祁钰母子采纳于谦等主战派将领的意见，积极备战御敌。当十几万蒙古瓦剌大军进攻京师时，遭守城明军迎头痛击，瓦剌军全线溃败，守城明军赢得了著名的“北京保卫战”的胜利。
1450年，瓦剌当权者将朱祁镇送还明朝廷。英宗回京后，代宗安排他在“南宫”（即小南城）安度晚年。但英宗不甘当一个有名无实的“太上皇”。没过几年，他就纠集其往日在位时的心腹党羽石亨、徐有贞、曹吉祥等人，于景泰八年（公元1457年）正月十日，推翻了病危之中的明代宗，复夺帝位，明史称之“夺门之变”。而作为废帝的代宗也被英宗软禁在小南城里（今普度寺）。病入膏肓的朱祁钰入住普度寺后终日郁郁寡欢，病情日益加重，没出百天就死在这里。
曾是多尔衮的“第二朝廷”
在清兵入主关内、定都北京（1644年）之前，清太宗皇太极于崇德八年（1643年）在盛京（今沈阳）病逝。他6岁的儿子福临继承帝位，即顺治皇帝。由于当时顺治年幼，实力雄厚、年轻气盛的多尔衮得以“皇叔、摄政王”的双重身份总揽朝政。多尔衮进京居住的王府就是普度寺。所以，清初一度将普度寺改称“摄政王府”。
其时，朝廷中的大小事宜均由“皇叔摄政王”多尔衮代行天子之威。不久，多尔衮索性把朝廷迁至普度寺，在自家的府邸里批复奏折和举行群臣参加的御前朝会。尤其是代表皇帝行使最高权力的玉玺也被专横跋扈的多尔衮长期放在摄政王府中，用于封疆大吏等官员的任免事项。这种情形持续了数年之久，致使当年朝廷内大部分三公九卿、文武百官一度淡忘了紫禁城皇宫里还有顺治皇帝的存在，而只记得京城有座威风八面的第二朝廷“小南城”。
186户居民和一所小学搬出
由于历史的原因，新中国成立以后，普度寺一带逐渐成为一片杂乱无章的人口密集区。普度寺大殿曾长期作为学校的教室和仓库，人为和自然风蚀等种种因素致使这座珍贵的古代寺庙损坏严重，周围的配殿也不知在何年何月荡然无存。这座饱经磨砺的普度古寺，往日的风光湮没在了历史的厚重尘埃之中。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情况好转。1984年，普度寺被定为北京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尤为可喜的是，近年来，普度寺的修缮复建工作得到国家有关部门和专家的高度关注，被列入北京市3年“3.3亿元文物抢险修缮工程”项目，并于2001年9月启动。一次性全部搬迁了普度寺高台上的186户居民，撤并了占用普度寺大殿的南池子小学，拆除普度寺周边破旧民房及各类违法建筑约5000平方米，基本恢复了原有的范围和规模。
腾退如初后的普度寺，修缮和复建遵循了整旧如旧的原则，采用了传统工艺。如殿内的彩画穹顶基本为新旧各半，这是由于在维修时首先侧重使用一些原有的旧建筑材料，只有当旧件缺损时才用仿制的新件更替。
普度寺虽然还未彻底竣工，但笔者日前应有关方面之邀前往古寺，已经先睹为快。从灰色砖台的南部向北放眼望去，往日平房林立、有碍观瞻的脏乱环境已不见踪影，映入眼帘的犹如一幅幅韵味十足的古画。芳草萋萋，繁花似锦，古树名木挺拔其中，普度古寺真可谓金碧辉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