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庆堂会并非官俗

    喜庆堂会是旧时戏曲界在社交当中的一种演出形式，是一种“社会应酬”。当年，除寿庆堂会外，常见的还有小孩弥月(满月)堂会、酬神堂会(如旱年祈雨，“应验”之后唱酬神戏)以及官场上的团拜堂会等等。

　　堂会并不是什么“官俗”，它不是从封建时代国家典制脱颖出来的，堂会乃是地地道道的民俗。当年，民俗官用是一种普遍现象，这正是民俗得以“合法”流传的条件。堂会也不是有钱有势人家的专利品，也就是说，堂会不是什么资产阶级、官僚阶层才能举办的活动。有人说，在喜寿事上办堂会是富人的举动，但这并不是绝对的，虽然办堂会会受到经济条件的制约，但民间的喜寿庆典一向是富有富的办法，穷有穷的办法。作为堂会来讲，富户唱大戏(京剧、昆曲)，小康之家唱小戏(评戏、河北梆子)或大鼓、单弦加上杂技，谓之“什样杂耍”，中下等的平民阶层唱十不闲———莲花落或演场影戏，贫苦市民则可以从街头请两位盲人，唱上半天小曲。所有这些通称为“堂会”。它的作用主要是用来渲染、烘托喜庆气氛，为被祝贺者讨“口彩”、取吉利。其次是招待前来祝贺的亲友，让他们尽情娱乐，对他们的盛情表示答谢，以敦睦感情，以利于日后在事业上共同开拓进取。

　　堂会起源很早，在中国戏曲诞生之前，官民上下即有类似的演出活动，但堂会的称谓则约在清中后期才逐渐被梨园界人士叫开。“堂会”一词是艺人自我命名、自我叫开的，并非行外人、局外人给强加的。但不管是谁给起的名字，都丝毫没有贬低艺人身份、“不尊重艺人”的意味。解放后，笔者也从不曾听过这种议论。前几年，我与北昆剧院张卫东先生合写了《喜庆堂会》一书(学苑出版社出版，2001年10月)，遍查有关资料，也未发现有这种记载。

　　近期看到有评论者仍提新时期出现的堂会“是对艺人的不尊重”，其大致是受了上世纪60年代极左思潮的影响。总之，堂会谈不到对艺人尊重与否的问题。相反，我认为，正视我们的民粹，珍视我们传统文化中有意思的复兴现象，并加以承继和研究，以“仁者”之心评论客观事物，似乎更为可取。市场经济的特点就是：有买的就有卖的，市场的需要就是派工令。有人愿意看，艺人愿意演，周瑜打黄盖———愿打愿挨，两厢情愿。演唱者和观看者同是娱乐，大家一起玩玩，有何不可？至于这种演出叫什么名目，那是个人的自由，用历史上传承下来的堂会一词并未有何不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