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高殿和御史衙门都在景山附近，都是北京的历史文化遗址。大高殿，我曾跑过多少次；御史衙门，我曾住过一段时期。大高殿是过去贮藏军机处档案的地方，御史衙门是北京图书馆的宿舍，三十年代初，我因为作研究工作，这两处给了我很大帮助，在人事关系方面的友情，更使我历久不忘。
二十年代三十年代间，故宫博物院的组织，分为三部分，一为古物馆，俗称珍宝馆，是故宫精华之所在，馆长由院长易培基兼，一为图书馆，即乾隆时所称的天禄琳琅，所藏均宋元善本，乃皇室家族的图书室。馆长由北京图书馆馆长袁同礼兼。一为文献馆，所藏均清朝军机处档案，是中国近世近代的原始资料库，馆长沈兼士。我希望要看的是图书馆和文献馆的图书和资料。
一九三一年起，我受北平《新晨报》之约在副刊撰稿，辟一专栏，题曰《洪杨卮谈》，专写太平天国轶事，所根据的材料，不外官方奏报，私人笔记等，常怀疑其不实，比较好的是当时知识分子的逃难录及私人信件，较为真实，最想见到的，是太平天国本身的情报及实物。屡见清方将领官吏的奏报，将掳获太平军的书籍、文件及旗帜等作为胜利品送军机处验证请功，有些奏折中并注明送军机处云云。就我所见的就有许多，如：
咸丰二年二月十八日向荣奏，“昨弁兵检回逆书一本，居然妄改正朔，实属罪大恶极”。这本书当是太平天国颁布的太平天国壬子二年历书。
咸丰三年癸丑六月十一日，琦善奏“拿获奸细朱增发随同林凤祥、李开方，由浦江北伐，直抵汴梁省城，到朱仙镇屯集。林凤祥用黄绫写信二封，盖用伪印二方，交该犯缝于衣襟内，送往江宁，被官兵拿获，于该犯衣襟内拆出贼信”。
咸丰三年癸丑六月二十一日陆应谷奏，“杀毙头扎黄巾，手执伪令逆匪，查验胸前补服，系天官正丞相五字，又在高粱地内腰牌四面”。
咸丰三年五月《时闻丛录》载清军在开封获得太平军腰牌、功臣簿、功劳簿，三字经，均系“癸好年刻”。按太平天国三年历书，改癸丑为癸好。
姚宪之《粤匪纪略》云“咸丰三年五月，贼攻汴梁，十七日贼散，祥符令何怀珍缒城而出，赴乡追搜，擒贼目董某，得功劳簿二本，详载各贼年岁里居，咒语一本、书二本，是日围解”。
《粤匪纪略》又云“甲寅四年四月，太平天国北援军统帅黄生才，逃至山东萃县，尚带四五千人，我兵追杀无算，贼将黄旗、黄马褂衣履，及太平天国夏官正丞相印全行抛弃道旁，纷纷鸟兽散”。
同治三年，太平天国失败，清军入南京，曾国藩的奏报称，获得太平天国玉玺二件，金玺一件，均送军机处云云。
由上面数条可以知道，属于太平天国的情报、公文、书刊以及印信、腰牌、令旗、功臣簿、功劳簿、黄马褂等实物，我研究太平天国史，对于这些，不只是原始资料，亦系革命文物，亟欲藉资研究，一睹为快，因此我想到文献馆去看看，一是清查观看太平天国的本身文物，一是去检查清方不公开的秘密文件，如奏折中的附件等。
故宫博物院的三个馆，属于古物馆的，有公开陈列室，任人参观，图书、文献两馆，则不公开接待，想去参观浏览，须要机关单位介绍。文献馆馆长沈兼士，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兼北大国学门研究所主任，我是北大毕业，又是国学门的研究生，一向认识他。兼士是一个开明的学者，热心助人，我向他提出请求，他很高兴支持鼓励，经他许可，领到一个出入证，准许到文献馆去查看档案并到图书馆去看书，这给我的研究工作和写作任务，起到了极大的提高作用。
景山在故宫神武门外，大高殿在景山之内，何刚德《话梦录》说“为皇上祈雨之所”。这时却成为军机处档案储藏室。我去以后，先问规矩，不许带入毛笔墨盒，恐怕疏忽，污染原件，，只能使用铅笔纸片。虽然如此，我的机缘很好，里面的主管人员是单士元，士元兄是北大国学门研究所的学生，与我同所同年，当然得到许多照顾，士元在馆内整理档案，编辑出版的，有《掌故丛编》，后改为《文献丛编》，刊载了一些太平天国文件，又编印有《史料旬刊》，均为学术界所重视。士元还撰有《恭王府沿革考略》载于一九三八年《辅仁学志》第七卷，是一篇最早谈大观园的杰作，至今还是研究红学所必须参考的论著。一九二五年故宫博物院成立，至今整七十年，士元当时参加故宫工作正十八岁，计算起来，现在是八十八岁，无人不知故宫的单老。他勤于钻研，成为建筑学、考古学的著名专家。解放后任全国政协委员，故宫博物院副院长，他在故宫工作生活了一辈子，溥仪出宫他进宫，可称是第二位“末代皇帝”。他现在还能在外活动，作报告讲演，老而弥健，可谓得天独厚矣。
我在大高殿跑了一个时期，专门查看道光、咸丰两朝的档案。抄录了不少重要资料，可是关于我的第一目的，要找的太平天国本身的文件、书刊、旗帜、印信等实物，一件也没有发现，可能被军机处人员认为是逆物将它毁掉。不无遗憾、失望。我的朋友也是和我同时研究太平史的伙伴俞大纲，发现了太平天国天德王洪大全的口供，这是一个重要的发现，大纲撰文论述，刊于民国二十三年七月《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八卷第四号，解决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大纲所抄的档案目录及笔记留在我处，至今犹存，数年前大纲在台湾逝世。
至于曾国藩所进呈的太平天国国玺三件，二十年代后期，故宫午门楼上辟为陈列室，两颗玉玺曾陈列其上，拓印出售，收价五角，我买得一份。一件太平天国金玺，则被人盗毁，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卷二十四云：“同治五年二月初七日阅邸抄，刑部职员萨隆阿，潜至军机处，窃出洪逆伪印，事觉被谴。盖即前年沅帅(按即曾国荃)破金陵时所缴洪逆伪金玺。后知其人系穆彰阿之子刑部郎中、军机章京，窃印后，交后载门银匠溶化，分给店中赤金十余两，缙绅中无赖，世风可悲”。按穆彰阿系道光朝权相，其子又系军机章京，故敢于如此。太平天国最重要的文物，仅在军机处放了两年即被盗毁。
与我同时在大高殿参阅档案的，有吴燕绍老先生，吴老先生是光绪二十年进士，专究蒙藏史，在北京大学讲授西藏史，耄年劬学，诚为罕见。哲嗣吴玉年继承家学，发扬光大，整理边疆图籍，辑成丛书，为中外学人所重视，现在在民族大学任教。还有一位看档案的，是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蒋廷黻，他讲授中国国际关系史，专看关于外交方面的材料。后任国民党驻苏大使、外交部长等职，蒋经国夫妇由苏联归国，便是他的斡旋之力。
我们几个人在大高殿看档案，虽然同时，并不碰头，均由士元招呼接待，此六十年前事，或者可以说是最早看档案的人。
御史衙门在景山附近，靠近北海公园，门牌是陟山门大街三号，人们都称这里为御史衙门。从它的规模看，不像是座衙门，门口没有石狮摆设，只是一个大空场，边上有几间小平房卖烧饼油条。房屋高大宽敞，前后三进，廊子亦宽，又不似普通民房，总共不过十几间房。我揣测或者是巡城御史的落脚处，老百姓便说它是御史衙门。按清朝典制，属于都察院的，京城有巡视五城御史，简称巡城御史，满汉各一人，由科道中简用，其职掌是“绥靖地方，厘剔奸弊”，是查管地面的官员。配以兵马司指挥，五城各一人，职掌是“巡缉盗贼，稽检囚徒”。官不大而有权，今存的北京街名，交道口有“北兵马司”，西四附近有“西兵马司”，尚可见其遗迹。三十年代这所称为御史衙门的房屋，划归北京图书馆作为宿舍。但是这座北京图书馆的宿舍，却没有一人住在这里，这里住的，全是学术界的单身汉，似乎是图书馆的招待所。
大约在一九三二年前后，我和谭其骧(季龙)为了到图书馆阅览图书方便，想住在附近，于是租住御史衙门前一排东西两间，中间是过道，季龙住西边一间我住东边一间。房屋高大，每间约二十多米，每间房租每月四元。我们白天上课上班，晚上用功。那时我们刚毕业不久，都没有结婚，正是中青年时代，精力充沛，研究心强，白天常有人来，夜间清静，一般干到十二点。有时觉得困累，闲谈一会儿，季龙活泼勇敢，到东安市场九龙斋买几串冰糖葫芦，吃了酸甜凉食以后，精神复振。因为东安市场吉祥戏园演戏，午夜始散，距离不远，来回坐车，不过半小时。出去透透气亦好。那时常找季龙的客人，有周一良，许宝等，找我的有赵万里、王重民等。我同季龙在御史衙门同住了一年多，后来大概季龙在城外教书搬走，我亦搬出另租民房。
二十年代各帝国主义者退还义和团反帝运动后的庚子赔款，简称“庚款”，限制用于文化教育事业，英美庚款用于清华大学及修建北京图书馆，日本庚款，则由遗老杨钟羲、柯绍等组成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决定续修四库全书提要，先作地方志，季龙分得山东省，合计省府县志约一百多部，每篇提要约两千字，我与季龙合作，我作的多，季龙作的少。后来我作史部杂史类，及子部天文算法类，季龙又作什么，我不清楚。当时城内外交通不便，季龙进城，有时住在米市大街青年会，有时宿于我家，虽常见面，究因路途遥远，来去匆匆，不似过去聚会方便，这大约是一九三三年前后的事。
一九三四年春天，季龙与顾颉刚合作创办《禹贡》半月刊，这是季龙在学术上的重要阶段，生活也更忙起来，他要教书，要约稿看稿，还要写稿。他在《禹贡》上写的文章，有《论两汉两晋户口》、《辽史地理志补正》、《元福建行省建置沿革考》、《粤东初民考》，约七八篇，都是很有分量的论文。他编了四卷，约两年时间，南去广东任教，《禹贡》由第五卷起，改由顾颉刚、冯家昇合编，出至第七卷，时间已至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扩大，不久即停刊。《禹贡》专门考证历史地理，颇多重要不朽著作，特别值得注意的，老辈中如钱穆(宾四)写的《子夏居西河考》、《古三苗疆域考》、《秦三十六郡考》等。蒙文通写的《论古水道与交通》、《读中国史上之南北强弱观》、《中国古代民族移徙考》、《秦为戎族考》等，均极难得。卷中有商务印书馆登的广告，介绍《中国文化丛书》第二辑，中有邓云特著的《中国救荒史》，据故宫博物院马非百说，邓云特即邓拓，人所鲜知，此时已一九三七年，可能是邓在上海光华大学时所著，可见邓在青年时期即已才智非凡，脱颖而出。
一九三五——三六年，我在上海主编《逸经》，在开封河南大学任教，季龙由广东回到北平在燕京大学。到一九四○年，我们都已结婚，犹记四○年正月初二三，季龙曾宿于我处，不久，他和老友萧璋(仲圭)同赴浙江大学任教，夫人李永藩留在北京，托我照顾，李永藩长相美丽，活像面捏的美人，天真幼稚，文化水平不高，往来细节，已不记忆，只记我病时，永藩送来一包芋头，称可疗疾，南去时我送至火车站而已，以后战争持久扩大，浙大迁至内地贵州，初犹通信，后来则音讯隔绝。抗战胜利，各校复员，仲圭回到北平任辅仁大学中文系主任，季龙则转至复旦大学任教，彼此很少面晤矣。
季龙在复旦大学，专攻历史地理学及历代民族迁徒及经济、文化的发展，八十年代出版了《中国历代地图集》八大册，中外称为近代巨著，季龙被选为人大代表，平生精力所萃，总算成绩显著。常来北京开会，住在西郊宾馆，每次前去访问，互道近状，宾馆中人群嘈杂，出进往来，忙碌不已。我远道而去匆匆而别，季龙送出门外，在庭院中立谈片刻，各祝珍重，夜月朦胧，情绪苍凉，返回家中，已觉困累，回思过去朋友们在酒楼之欢聚，在御史衙门时之夜读，俨如梦寐，深感凄然。犹记文化革命中，我每月领生活费六十元，只够所发票据购买油粮之需，某年年底，我与季龙信中称“岁云暮矣，天寒地冻，煤米维艰”。季龙接信，寄来二十元，复信中云“区区仅表心意，乃私房钱所积，小金库无多也”。阅之感叹。
前几年李永藩去世，老伴先行，季龙孤独一身，生活更感寂寞，曾去信慰藉，建议觅一能干得力的保姆，维护起居，不知办到否，因恐心理上的冲击，或促其寿。
九十年代以后，季龙似少来京，每年年底，总寄一贺年片来，并于片中书写数行，以代信函，一九九○年所寄贺片，附语最长，略云“年初得华翰，疏懒搁置为罪，年底欲觅一美观雅正贺年片，竟无一惬意者，昨始购得此卡，虽无恭贺新禧字样，所用亦富于民族色彩祝福语，远愈于不问受者是否基督徒，强以圣诞快乐相加也，谨以此敬祝福如东海，寿比南山。今年六月弟第二次中风，现在行动更不如前，惟肺气肿较去年有所轻减，日惟翻阅报纸期刊，极少写作，所写不过零篇短札，既无论文可言，更谈不上专著。本埠会议，参加过几次，外地一概谢绝矣。移民史完全交由三位中青年撰写，弟不过偶然参加讨论耳。九○年十月三十日”。全片写满，毛笔字亦饱满潇洒，片中称尚能写文，参加活动，可见虽然中风，尚未躺下，力学一如既往。近年来未得季龙贺卡，极为悬念，屡去信询问，均未得复。最后去信，要求亲笔写几个字来，亦无音信，托沪上友人打听，只云有病，不言其他。
一九九二年八月中旬，儿子义华到上海出差，我嘱咐他到上海后，先到淮海中路去看谭伯伯，无论如何必须亲眼看见，他辗转寻到医院，经坚决请求，始允进去，见季龙已是昏迷状态，不闻不语，旁边只一老妇看守，义华用纸大写我的名字在他眼前摇晃，他睁眼略看，似已理解，微颔首而已。约一周后，季龙于八月二十八日逝世，终年八十二岁。学术界巨擘，于功成业就后，瞑目归道山矣。得讣后挽一联云：
一代绝学传三顾，半世知音有二俞
三顾者，顾炎武、顾祖禹、顾颉刚，均历史地理学大师。二俞者，俞平伯、俞大纲也。季龙喜昆曲，能拍板歌唱，过去，俞平伯是昆曲学会会长，系季龙知交。俞大纲工戏剧甚多，尤为季龙亲密朋友。
一九九六年一月二十七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