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老北京城，鲜鱼口很有名。有一则将北京地名串在一起的对联：花市草桥鲜鱼口，牛街马甸大羊坊，其中说的就有它。当初运河曾经流经于此，这里是一个漕运码头，贩卖鲜鱼的地方，所以叫做鲜鱼口。离这里不远有地方叫三里河、水道子，就证明这一点。有水的地方，都曾经是兴旺之地，鲜鱼口的名声比对面的大栅栏要早。
小时候，我家住在打磨厂，穿过南深沟，往西走一点就是鲜鱼口，先到的是大众戏院、正明斋饽饽铺和长春堂药店。对于药店，我没有什么印象了，但对于大众剧院和正明斋，印象很深，因为常到那里买点心吃，有生以来看的第一场评剧也是在那里看的，是小白玉霜演的《豆汁记》。 （记得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曾随内蒙代表团在此剧场参加全国曲艺调演 永宁注）
再往西走，经过南北晓顺胡同的路口（有人说这里原来有一座小木桥，我没见过），是鲜鱼口最热闹的地方了。路北依次是天兴居、华清池、便宜坊、天成斋鞋店，路南依次是联友照相馆、黑猴百货店和马聚源帽店。天成斋做的鞋，双脸布鞋，足青布面，全包鞋底，前面两条皮脸，好看结实也不贵，是老百姓买得起的。黑猴更是我常去的，我家无论买什么针头线脑，妈妈总是会说去黑猴！门前的楠木做的黑猴捧着金元宝笑脸迎客，一直到我读中学时还立在那里。我去北大荒插队前，爸爸还带着我到马聚源亲自挑了一顶狗皮帽子，暖和得让我总想起家。联友是寄托着我童年美好回忆的地方，我有生以来照的第一张照片，是在那里照的。母亲去世后，姐姐为了担起家庭的重担远走内蒙古去修铁路，临走前带我和弟弟照的相片，也在那里照的。照相之前，姐姐划着一根火柴，燃烧一半时吹灭，用那剩下的灰烬为我和弟弟涂黑眉毛，这一情景总活在我记忆里。以后姐姐每次回来探亲，都要和我们照一张合影，每次都是在那里，每次都用火柴棍的炭描黑我和弟弟的眉毛。
华清池和天兴居，是父亲带我常去的地方。星期天，父亲爱带我到华清池来泡澡，再去天兴居喝一碗炒肝。华清池不是北京最老的澡堂子，但是最老的之一。它门口清式的牌坊，是有年头的。牌坊下冬天卖糖葫芦不算新鲜，夏天卖刨冰却是当时冰激凌的先锋。天兴居紧挨着华清池，清朝同治年间就有了。传说有一年夏天一个客人来到小店，喝完炒肝伏桌睡着，突然下起暴雨，暴雨停歇，那人却不见了。人们说是仙人来专门喝炒肝了，这一下来的人就更多了。热腾腾地泡完澡，喝热乎乎的炒肝，成为父亲那时星期天最惬意的享受。他是一个税务局的小科员，骑着那辆侯宝林相声里说的除了铃不响哪儿都响的破自行车，风雨无阻去西单牌楼上班，辛辛苦苦一辈子，惟一的享受就是华清池和天兴居了。
我已经好久没有去鲜鱼口了，那天去了一趟，没有想到会变得这样破败不堪。脏兮兮的街面，到处泼洒着污水，除天兴居和便宜坊，许多店铺都没有了。那些地方好多都变成小旅店或出租的小门脸，操着一口南腔北调的外地人，在卖着可疑的假货。门前，大多门可罗雀，街道上，也是寥落得很，谁还能够想到这就是当年熙熙攘攘的漕运码头？就是怀旧，也只能怀出一地泔水味儿了。 （现在整个北京城都是这种情况，国营商店倒闭了，房屋所有者就把房子租给了这些外地做小买卖儿的。离单位不远的西城区棉花胡同更是如此，破破烂烂，前些时候所谓的美容美发屋隔三岔五就有一间。沿街走去假冒伪劣俯拾皆是，几乎没一家正经买卖家儿 永宁注）
那年大年三十，一家三口特地跑到鲜鱼口的便宜坊去吃饭。便宜坊清咸丰五年（1855年）就立在鲜鱼口了，基本保存着当年的原汁原味，如今找这样年头悠久的饭庄难了。那天便宜坊冷清是冷清，却意外碰见了在北大荒插队的一个老知青，早听说他做生意发了财，终于把当年我们农场一枝花———一个上海女知青娶到手。他老兄那时的酒已经喝高了，为了给他的中学老师要房子，他正在请校长喝酒，决心在便宜坊把校长摆平。我知道他上中学时学习并不好，老师也不怎么待见他，他现在有这样一份诚心，也实在让我感动。分手的时候，他已经一步三晃，我不让他起座了，挥挥手告别。谁知我刚走出便宜坊，一位服务小姐跑了出来，笑殷殷地递给我一只鸭子，对我说是那位先生送你的春节礼物。
不管怎么样的变化，鲜鱼口对我就是不一样，总有难忘的事情在这里发生或消逝，就像普鲁斯特在《追忆似水年华》里说的：“对某个场景的回忆，无非是对某个时刻的惋惜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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