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唐鲁孙，系前清满族镶红旗后裔，珍妃的侄孙。年轻时只身外出谋职，游遍全国各地，见多识广，对民俗掌故知之甚详，对北京传统文化、风俗习惯及宫廷秘闻尤为了然，被誉为民俗学家。本刊曾摘发过一篇《台湾的海鲜》，作者也是他。
北洋“灾官”
北洋时代衙门有红有黑，红衙门根本不欠薪，黑衙门一欠就是十几个月，遇到年节，挖空心思，也只能发一两成薪水。当时黑中之黑的苦衙门恐怕要属参谋本部了。
衙门在西安门大街，据说原址是小德张的旧宅，后来小德张在永康胡同盖了新宅子，才把旧宅出手。民国成立，参谋总长坐得最长的，要算张怀之，黑衙门，苦差事，你不争我不要，所以张怀之反倒坐长远了。
遇到军阀一打内战，参谋本部就有生意上门，可以喘口气了。因为参谋本部的军事地图是经过专家测绘的，哪儿有山，哪儿有河，山多高，河多宽，都记载得详详细细。平常一文不值，一起战争，这种军事地图可就成了宝贝。直系的军队来买，奉派也设法来要，卖个三五百张，衙门同事，就可以凑合发个三五成饷了。有一年实在大家穷极了，有人说从前小德张宅子里有窖藏，就在后园花丛里。于是有好事之徒，发起招股雇工挖宝，每股五块现大洋，将来挖出宝来，按股均分，并且打算给总长打个报告，一批准就动工。后来有高明人说，这种报告怎么写，纵或报告上去总长也没法批呀，请机要跟总长打个招呼算了。参加的人为了衙门的面子，躲开办公的日子，在礼拜天动工开挖，从早晨到天黑，十来个工，挖了一整天，既没有挖到金银，也没找到珠宝；不过大家也没有白辛苦，总算挖出了十几口锈痕斑斑的大铁锅，失望之余，只好把铁锅论斤卖给打铁铺。还算好，参加投资的人没贴本，每股净得红利大洋七毛。事后以讹传讹，愣说参谋本部挖出来若干金元宝，等到真相大白，反倒成了当时一桩官场的笑话。
民初北平一共有平奉、平浦、平绥、平汉四条铁路。最惨的是平汉铁路，路线既长，经过省份又多，遇上军阀割据，内战一起，不但铁路是柔肠寸断，而且挖铁轨、征车皮、劫车厢，把平汉铁路的一点家当等于瓜分了，所以当时的平汉路局大家都叫他“贫寒路局”。
有一年薪水欠了六七个月没发，过旧历年再不想点办法，大家就真要罢工了。局长在情急之下，只有到交通部求救。交通总长当时是吴毓鳞，思来想去，被他想出一条生路。西车站在全线通车的时候，客运货运非常频繁，所以上下行车有四座又宽又长的大月台。月台是法国人设计监造，天棚柱架，所用钢铁，都非常地道，于是跟东交民巷道胜银行一商量，就拿车站铁棚钢柱做担保品，一下子就借了八十几万现大洋，不但平汉路局饥荒解决，交通部借此也沾润沾润，总算过了一个肥年。
财政部所属在白纸坊的印刷局，算是财政部下面最阔的机关了，邮票、印花、各省银行市官钱局的钞票铜子票，以及政府公债、银元模子，都是印刷局承印承刻的。不管是奉派、直系、安福系，哪一派，谁当了财政总长，都要把印刷局首先拿过来，派自己人当局长。
有人说，大栅栏同生照相馆一换政要大相片，跟着印刷局局长就要办移交了。话虽然是一句笑话，可是事实也真是如此。印刷局虽然是个肥缺，可是新任局长一到，介绍函履历片就像雪片一样纷纷而来。当时各机关只要一换首长，大小职员就都得回家蹲着等派令。新派令来了，您再上衙门请见，听候指派新职，如久等没消息，您这份差事就算吹啦。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真是一点儿也不假。
民国六七年到十一二年，是北洋政府最艰窘的时候，大大小小的机关，或多或少都有欠薪，所幸差不多的公务员全有一两处兼差。到了月头上，这儿发三成，那儿发两成，凑合凑合也有一两百块钱，彼时生活程度不高，物价便宜，大家照样可以溜溜公园，摸上八圈，吃吃小馆，打个茶围，仍旧其乐融融。遇到逢年过节，有几个好事之徒起哄，大家一吆喝，还会成群搭伙儿往财政部请愿，所以当时的公务员让新闻界送了个尊号叫“灾官”，到财政部请愿的专名词叫“坐索”。形形色色，各尽其妙，后来为欠薪还发行一次公债，发公债抵欠薪，于是有些人手里存着不少这种公债，等到民国十六年北伐成功，全国统一，当然这种公债就变成废纸了。
笔者好友海陵袁曲孙先生，手里这种公债很多，加上他还存有俄国的老羌帖、德国的老马克，一共好几皮箱。有一年过年，他忽然心血来潮，把公债、羌帖、马克一股脑儿拿出来当壁纸，把整间书室糊起来，请人用甲骨文写了一个“金屋”的横额，在金屋里请大家吃春酒。名小说家张恨水俏皮地说：袁曲孙阔起来富可敌国，穷起来一文不值。这也算是一段灾官佳话呢。
所谓“师爷”
从前大小衙门，都请得有老夫子，多者十位八位，少者也有三位两位。所谓老夫子，是衙门里上上下下，对师爷的尊称。新官一授职，首先要物色适当可靠的师爷，有的是自己聘请的，有的亲友引荐的。反正什么样的官，请什么样的师爷。所谓师爷也分三六九等，您要请西席，也得恰如其分，办起事来，才能左右逢源呢。
师爷在衙门里的地位，颇像后来各部会的参事，又像机要秘书，可是师爷如果得到主官的充分信赖，予以授权，加上主官有权而不轻用，那这位师爷可以乾纲独断，他说了算数。
在彼时主官跟师爷，算是宾东关系，延聘的西席，不是长官对部下，从属关系。那些作幕的师爷，不但是世袭罔替，各有绝活，而且里里外外，上上下下，他们好像有个同业公会，互通往来，非但声息相通，而且彼此全有关照，知道怎样趋吉避凶，大事化小。尤其是新任交接，他们都能面面俱到，既不会吃亏，也不至于受骗。总之吃这碗饭的，全是世守为业，自然特别爱惜羽毛，绝不肯做些有辱声名的事，否则一旦传扬开来，一提某某师爷，人人摇头，那岂不就得改行换业了吗？
所谓师爷，还有一项特别，就是东家一定要让老夫子住在衙门里，不但供膳宿，住处还得宽敞幽静，膳食更要丰盛适口，每位老夫子，还得派一个聪明灵巧的书童伺候起居饮食。像当年于式枚在李鸿章幕府里，另外设一小厨房，给他专用，你就可以想像当年督抚对于得力的老夫子是怎样的重视尊敬了。
光绪初年的曾国荃，由两广总督内调，署理礼部尚书。到任之后，有位司官把文稿呈堂书行，做惯了方面大员的曾九帅，简直就跟土皇帝一样，根本就没把一般司官放在眼里，大马金刀昂然而坐，没站起来接稿。哪知这位司官，守正不阿，愣是拿着公文不放，并且退出厅堂，声色俱厉地对值日书班叱责：“曾大人久做外官，不懂得京里规矩，几时见过司官送稿，堂官不站起来接的，你没有事先禀明，是你办事疏忽，去拿戒尺来，自己打手掌十下。”曾九大人一听，知道自己失仪，赶紧作揖谢过。从此知道京官长官对部属彼此都是有尺寸的，比外官难做，没过半年又谋求外放啦。
老夫子既不需要有办公室办公，也没有固定办公时间，当然更谈不上签到签退了。所有文稿，大半都是在自己起居室里构思拟办的。跟现在主官一会儿叫某参事来，一会儿叫某秘书来，气氛完全两样。主官如果有要事跟老夫子商谈，大半都是屈驾移尊，就教高明。所以在当时，读书人抑郁不得志，退而为人幕府，仍旧维持自己确然不拔节操，不像后来读书人为了赡家糊口，就是被人家又摔又骂，也只好充耳不闻，忍辱吞声地干下去啦。所有师爷好像一个科班训练出来的，一律不用墨盒墨汁，全用砚台研墨。这也是作幕的一项门道。因为偶或有些最速件，主官坐在老夫子屋里，等候看稿，这时候老夫子必定先拿烟袋抽上两袋，一方面盘算，一方面打腹稿。如果两袋烟抽完，腹稿还没拟好，那就把砚台注好清水，拿起墨锭，慢慢磨研，等墨磨好，腹稿也就完成，振笔直书，一挥而就。
衙门师爷的待遇，都是保密的，只有本人跟东家知道，这倒跟欧美现在各大企业管理方法，不谋而合。从前一位官员，升迁调派，官声如何，大部分都操在师爷手中。所以养士酬庸之道，也变化多端。老夫子的双亲三节两寿，主官可能不惜派人跋涉关山，备办寿礼，贵重补品，一声不响，用晚生侄辈名帖，送到老夫子的府上去。主官在老夫子原籍偷偷买房子置地，也不乏其人，等老夫子告老还乡，就可舒舒服服过下半辈子了。
“御苑”深处
清朝的宫女，全部选自旗族，由内务衙门董其事。宫女每四年一选，凡贫困旗族，家里有八岁到十四岁的女孩，都可以到内务府申报登记，等到挑选时，由内务府通知初选。初选时，只要五官端正、行动敏捷、口齿清楚，都可以名登初选，册送入宫。复选是由皇后指派贵人、嫔、妃率领嬷嬷们主持，一经入选，就由内务衙门跟宫女家属立契存证。
宫女进宫，第一件事就是剃头洗澡，小姑娘跟小男孩一样，从脑门到鬓角，一律剃光，等到十八九岁，上人见喜，上头关照：可以把头留起来吧！此后就可以把前刘海儿留起来，也就表示这个宫女圣眷渐隆，行情看涨了，大家都赶着来道喜称贺。
刚选进宫来的宫女，最忌尿炕，如有月犯三次者，就须驱逐出宫。可是没见过市面的女孩，进宫后所见所闻，都是陌生，整天过的又是紧张的生活，反而平素不尿炕的，到了宫里也尿起炕来了。宫女是由嬷嬷们调教管理的，每天第一件事，是从脖子到脸上打粉底搽雪花膏，然后教导应对进退宫廷礼仪。聪慧的，学习三个月就可以值班掌差了。能够选上当差，就有月例(即工钱)可拿，拿多拿少那就要看自己的福慧和上头的高兴了。
宫女的家属，每月准许进宫看望自己的女儿一次。我们逛故宫博物院，看见顺贞门外甬道有一排又小又矮的小屋子，那就是宫女会见家属的地方。除了最得宠的宫女昼夜不离地伺候主子外，一般宫女，并不是天天都出来当差的。有三天一次的，有五天一次的，大概越红的，当值越勤，由每月当差的班次，也可以看出宫女的红黑。宫女因为当值，过的都是紧张生活，动辄得咎的，所以轮到休班的时候，大都尽量轻松一番。最显著的，就是早上起床后，搽把脸漱漱口就算，既不搽粉弄脂，更不描眉画鬓，穿的也是随便极了，要强的宫女，学刺绣、写字、书画，喜欢玩儿的就打上纸牌了。最流行的麻将牌，在清宫里是找不到的，逢到岁时令节，宫中顶多玩玩纸牌，赶老羊，掷掷升官图而已。至于清宫的纸牌，是苏拉们没事时候，自己刻板，自行印制的。牌分大中小三种，不但画面清晰，而且绝不脱色，比起坊间制品，当然要细致好看。偶然有几副流入民间，大家都珍藏起来，舍不得使用。一直到民国二十几年时，北平旧家，仍然有人藏有清宫纸牌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