淑妃文绣的少女时代

淑妃文绣的宫廷生活

　　一、不盼而来的女孩

　　在紫禁城太和殿的宝座之上，刚刚度过登极周年纪念日的小皇帝宣统快满四岁了。这时，离他并不遥远的交道口大方家胡同，正在发生着后来与他有过重大关系的事件。

　　这是大清朝吏部尚书锡珍的府邸，府门之前曾是冠盖云集、车水马龙的地方，现在虽趋萧条冷落，看上去还有相当气派。进入府门，穿越厅堂，通向一个别有天地的小花园。园中有假山、水池、石板弯桥和幽雅的小亭，树也秃了，花也落了，可这天很晴和，是初冬季节中令人喜欢的暖日。

　　在花园中一个阳光充沛的角落，有一老一少两个梳着长辫子的男子，坐在从室内搬出的木椅上，谈天说地。老的，五十岁出头，体态清瘦，目光冷峻，此人正是锡珍的长房长子端恭。他年轻的时候也曾屡赴考场，却不获功名，如今老矣，虽说“茶来伸手，饭来张口、出入轿马”的生活并不差样，“棋琴书画、喝酒吟诗、附庸风雅”的格调也不降等，可他内心之中，总觉得身为长房长子，对不起祖宗。由于官场抑郁，人生态度已趋消极，无论国事家事，一概不闻不问，似乎与人无争，与世无争。其实，还是满腹牢骚。少的，三十多岁，乃锡珍第六子，端恭的老弟。哥俩闲聊的那天，正是1909年（宣统元年）12月20日（旧历十一月初八）。忽然有个婢女姗姗而来，向老爷端恭施礼后连声报喜。要问喜从何来?端恭心里明白：妻蒋氏分娩了。

　　端恭原配博尔济吉特氏，系清太宗皇太极的孝庄文皇后博尔济吉特氏的后裔，由锡珍亲自做主成婚。该氏身材高大，性情急躁，虽与端恭共同生活了多年，感情一直不睦。她在给端恭留下一个被人唤作“黑大姐”的女儿之后，病故了。

　　端恭继娶蒋氏，虽出自汉族，却也属大家闺秀，心地善良，性情柔和。自从嫁给端恭，便完全按满族习俗装扮自己，信守“三从四德”， 绝不违拗丈夫的意愿，是典型的贤妻良母。端恭盼她生出几个儿子光耀门楣，如今第一胎已经落地，到底是男是女?端恭急不可待地要向报喜的婢女问个究竟。婢女再度施礼，答曰:“是位格格!”

　　端恭闻言，一张期待的脸上立即布满了阴云愁雾，失望地向六弟说:“你看又是一个丫头，真是家门不幸啊!”

　　这时，蒋氏的心情可不像丈夫那样，看着自己的头生女儿，心里甜甜的，欢喜得很。既然能生出丫头，又何愁下胎不生出个小子呢?她仔细看几眼这刚来到人世的小女孩，眉眼还算周正，便给她取了个文气的乳名叫“大秀”。

　　端恭何曾想到，十几年后他的大秀竟能步入金碧辉煌的宫禁，倘晚死几年自己也当上了举国侧目的国丈，到那时他自然不会再有生女不如生男之慨叹了。

　　旧社会有地位的人家，生了男孩叫“弄璋”，生了女孩叫“弄瓦”。当大秀快满月的时候，亲友们你一言我一语的都要表示表示，向端恭庆贺“弄瓦”之喜，对此，端恭完全没有兴趣。“又没有生下儿子，何必多此一举呢!”端恭心灰意冷地说，他确实不想给大秀办“满月”。

　　然而，家中最有发言权的五弟华堪否定了大哥的偏见，他坚持说“不管是男是女都该好好办一办，别让大嫂心里委屈。”遂命管家到北新桥石雀胡同的“增寿堂”准备酒席。当时，饭庄对外包办酒席，规矩是由厨师预备好，挑运到办红白喜事的人家支灶来做。按大件主菜确定席名的酒席，以质论价共分四等，即燕窝、鱼翅、海参和菜。尽管那时家道已趋中落，华堪还是为大秀的“满月”要了十桌鱼翅席。

　　办事那天正值滴水成冰的严冬之季，原打算近亲之外概不通知，应付一下场面也就算了。不料亲朋故旧，贺客盈门。客人愈来愈多，十桌之数显然已不能应付，华堪当机立断，又派管家再去“增寿堂”补了十桌。虽说加大了破费，却给府中上下增添了欢乐的气氛。人们眼见这将趋冷落的门庭，终于又车水马龙地热闹了一番。

　　“满月”办得这样排场，蒋氏心中美滋滋的。闲来无事，她就打开梳妆台上那个嵌有宝玉图案的小长方形的福建产雕漆首饰盒子，数一数贺客们贡献的铸有“长命百岁”字样、轻重两数不一的小金牌子。当然，大秀的脖颈上也挂了一块较轻的金牌。

　　大秀不是端恭盼来的，但当父亲的很快也就喜欢上自己的女儿了，并为女儿起了一个大号：蕙心。

　　二、幼年文绣

　　大秀出生后，家里为她找到一名年约三十、身强力壮奶水充足的奶妈。另外还有一个专门洗洗涮涮，帮着奶妈照料大秀的丫头。也许奶水好有些关系，几个月后，大秀出息得又白又胖。蒋氏吩咐奶妈，每天早晚两次把孩子抱到她的房中来，让她看看。有时端恭见了也高兴，就伸手摸摸大秀的小脸蛋儿。

　　蒋氏第二次怀孕后，端恭断言一定生个男孩儿，结果仍是不能如愿，二秀又来到人间。端恭抑郁成疾，把两房的三个女儿扔给年轻的蒋氏便撒手而去了。

　　端恭一死，年轻的蒋氏自有无尽的凄苦，可她主意打定，不论遇到多少灾难，也要把丈夫的骨肉——前妻生下的“黑大姐”和自己所生的大秀、二秀，拉扯成人。她向大秀的五叔华堪说：“我们娘几个，今后就请五叔您多照应了!”

　　蒋氏是汉族人，相比之下门第也低些，然而，曾为清朝二品大员的华堪并不因此而轻视蒋氏，相反一向敬重这位大嫂。蒋氏说：“蕙心这名字叫着太不顺口了，请五叔再给大秀取个名字吧!”华堪想了想，就对蒋氏说：“我看这孩子挺文气的，就叫文绣吧!”随后，又给二秀取名“文珊”。这就是若干年后轰动一时的两个名字的由来。

　　蒋氏本想借助封建大家庭的荫庇，把几个女孩拉扯大，然而好景不长，她所凭依的那个

　　家庭，很快就在辛亥革命牵动的沧桑世变中瓦解了。

　　额尔德特氏家族，隶属于满洲八旗中的镶黄旗，也是最负盛名的几大家族之一。

　　文绣的祖父锡珍，当了半辈子吏部尚书，去世时在北京东城安定门大街方家胡同，给子孙留下五百余间房产，并在西郊大兴县内留有大片田地。他的六个儿子就依靠这些产业，维系着方家胡同封建大家庭的局面。长子端恭终生只谋得内务府的一名主事小差使，其余弟兄除老五华堪官至吏部尚书、较为得意外，都是纵情于声色玩乐的纨绔子弟。

　　晚清之际，不管怎样还算是官宦人家，到时候总有旗人钱粮进户，加上房租利息，足够支撑门庭。辛亥革命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顶戴花翎一律作废，身为吏部尚书的华堪也只好闭门谢客、念经礼佛了。

　　最初，还有房租、地息收入和少量的银行存款。可是家族的子弟们谁也不知勤俭度日，使奴唤婢，大吃二喝，过了今宵，不想明晨。酒足饭饱之余，照例提笼架鸟，斗蛐蛐，听唱戏，硬是打肿脸充胖子似的挂出一付贵族之家的脸谱。

　　存款很快就消耗净尽了，在入不敷出的情况下，每每捉襟见肘，只有举债度日了。日子长了，难免有不能应付的时候。于是，把祖宗留下的古玩书画压价抵给当铺和琉璃厂的古玩商人，结果，到期又无力赎回，都白白便宜了人家。随后又开了卖房之戒，今天一个院套十间，明天一趟北房五间，零打碎敲地脱手而去。当华堪也终于身陷病、老之中，再无力避免这六房聚居的封建大家庭的崩溃时，方家胡同这大片的园宅也就很自然地先后易主换姓了。

　　分家时，这方家胡同的大片宅园早已走到形存实亡的地步了，延续了数代的四世同堂的局面，不过是一张虚空的外壳而已。蒋氏以长房地位的分家所得，除房内家具外也只有数目甚微的一笔现款。

　　曾几何时，这里本是达官贵人的府邸。今天，老房已经抵债易手，原主只好迁居异地，另立门户了。分家后蒋氏带着黑大姐和文绣、文珊姊妹，还有跟随多年的两位忠心耿耿的老年女仆，离开了世居的老宅。

　　搬家骡车即将启动，走的、送的无不动情挥泪。举目茫茫的蒋氏，顾念前程，祸福未测，实有满腹难言的苦衷。

　　平时，长房和五房处得最近，互相有些体己话，你开导我，我安慰你。因为五房的儿媳妇知道蒋氏还有一笔可观的私房钱和一批金珠首饰，曾劝她买一处像样的房子，享几年清福。可这时蒋氏哪里还能想到自己?她对侄儿媳妇说明了自己未来的打算：“我以后再也没有进项了，三个女孩子又都这么小，就得精打细算着过日子了，哪还能腾出钱来买房?我只盼着把她们姐妹拉扯大，将来找个门当户对的好人家，我死也就闭眼了。”

　　骡车慢慢地从方家胡同拐出来，“吱扭吱扭”地行进在古城的石板路上。蒋氏领着黑大姐和文绣，两名女仆轮流抱着文珊，一行数人紧跟在骡车后面，向哈达门（今崇文门）外走去。蒋氏已在花市上头条租好了几间房子，那将是她们的新居。

　　三、文绣进了洋学堂

　　在哈达门外花市上头条四间平房中，寡母领着三位“格格”，还有两名女仆，相依为命地过着平静的生活。蒋氏虽在贵族之家生活多年，却并不曾沾染贵妇人那些奢靡腐朽、以浪费为荣的习气。虽有若干私储，却能俭朴度日，不摆阔气，不打牌，生活倒也安定。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蒋氏有个胞弟蒋二好吃懒做、穷困潦倒，待端恭一死就觊觎着姐姐的钱财了。他三番五次地磨蹭，劝说姐姐把私蓄全部借出，帮他开个粮店。善良的姐姐可怜他，便以现款和金镯首饰凑足全数。蒋二有了资本便在前门大街西草市口挂牌营业、开起粮店来。可是，没过多少日子就闹个鸡飞蛋打，把姐姐全家人生命所系的血本也给亏尽了!蒋氏叫天不应，喊地不灵，只好埋怨命苦。

　　可是，蒋氏人很要强，并未在生活的重压下躺倒，她决心靠自己的双手，靠节衣缩食，把门户支撑下去，把孩子们抚育成人。她辞去仆妇，又退掉两间租房，从此一家四口挤在两间房子里，维持最低水平的城市平民生活。为了结束“坐吃山空”的局面，蒋氏又领着女儿们做挑花活，挣几个手工钱，也算多少有了进项。

　　如此苦熬苦过，竟把时间推到1916年的夏天。

　　文绣已经虚龄八岁了，她是个又勤快、又聪明的孩子，不但能帮助干家务活，减轻额娘（满族人称母亲为额娘）的负担，有时还能想点子替额娘解闷儿。本胡同街坊邻里的小女孩、文绣的小伙伴们，有几个已经报名上学，这可把小文绣馋坏了。

　　“我要上学!我要认字读书!”文绣和额娘纠缠不休。

　　一个女孩子，究竟应不应该上学读书?这在当时可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哩!阻力首先来自额尔德特家族名义上的家长华堪。当时的社会风气，守旧师古还是主流。“女子无才便是德!”华堪对前来问计的大嫂蒋氏态度强硬地说：“一个女孩子，每天走读登校，和小子们混在一起，成何体统!不如在家读点儿《女儿经》，懂得三从四德，将来找个好婆家，嫁汉嫁汉，穿衣吃饭，所求已足，又何必上学读书!”自从端恭故去，蒋氏尊华堪为家长，虽说谈不上言听计从，有事总要前往方家胡同商量商量。这回文绣要上学，华老先生严辞反对，这可把蒋氏难坏了。

　　蒋氏出身汉族，固然也是趋于保守型的贵族妇女，但较之当年京城老满洲旗人还开化些。加之搬到花市居住以来，社会接触面远比在方家胡同的深宅大院中要宽，既见过无数因依附于男人而终生吃苦受气的妇女，也听说过识文断字能和丈夫一起挣钱养家的巾帼人物，耳濡目染，思想上也早有几分开窍。再说蒋氏心疼女儿，联想到自己便是被旧家庭坑了的人，从小不准读书，两眼墨黑。否则哪会让人家白白把钱骗了去? 像文绣这样心灵手巧的孩子，能念书认字，或许将来会有出息!

　　蒋氏有心供女儿念书，既已分家另过，华堪自然也不便过分干涉。然而，蒋氏仍有实际困难：女孩子家天性爱美，又要走街登校，不同寻常在家，当然要添穿添戴。加之上学总要买书买本，又要按时交纳学费、班费、课外活动费……层出不穷，这对于蒋氏那个勉强糊口的家庭来说也是太难了!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聪明过人的小文绣很能理解额娘的心思，更深知家庭生活的窘状。她也很想不再给苦命额娘添累，可是，废学哪成?自己的前程毁了不说，傅家也永无翻身之日呀!一定要上学，要读书!文绣禀性倔强，认准的事就一定要做下去。她向额娘说：“只要您准我白天上学，晚上我就挑花活，把白天应做的全都补做出来!”一个8岁的孩子能有如此志向，蒋氏深感欣慰。决心让文绣入学，生活再苦也要遂了女儿的这桩心愿。

　　1916年9月初，文绣以傅玉芳的名字登记注册，入花市私立敦本小学初小一年级就读。辛亥革命后，满族人纷纷改用汉姓，额尔德特家族也就从文绣这一代起从百家姓中挑出“傅”字当作姓氏了。据文绣族兄傅功明回忆，文绣聪颖好学，登校未久，已显露超人之处。当年学校开设了国文、算术、自然、图画几门课程。文绣成绩大多为甲等，时而有“甲上”之誉，个别也有失误获“乙上”的，但在她的成绩单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丙等或丙以下的评判。文绣学习好，老师喜欢，和同学们也相处得很和睦。文绣一放学，就回家帮额娘干活儿，额娘烧火做饭，她也跑前跑后地拿这个递那个。到了晚上，饭吃了，桌撤了，涮涮洗洗完毕了，就点起灯来和额娘一块儿挑花活，一直做到小半夜，额娘硬是把灯吹了，才肯脱衣上炕睡觉去。已由贵妇落魄为平民的蒋氏，饱经人生的浮沉忧患，苦衷难言。幸好眼前还有知情明理的孩子，正是心灵上莫大的安慰。

　　四、少女年华

　　艰苦复杂的环境往往促人早熟，十一二岁的文绣已出落得像个大人了。她并非容貌娟妍、花明雪艳的绝世倩影，但人长得高颀又白如玉肪，显得十分富态。

　　文绣好学上进，一有时间就要读书。应该说是天分好，理解力强，经手翻阅之书，过目辄了然。而且博闻强记，一经阅读便在脑海中留下深深的印痕。一个初小学生竟能默诵一篇又一篇的古典诗文，令知者赞叹。

　　文绣勤快而好干净，不但能烧饭炒菜，而且针线活计也都拿得起来。虽说家中屋少地狭，却一点儿也不凌乱。她一放学就要把屋内屋外收拾得地无纤尘，干净利落。连额娘也佩服文绣手巧，干啥像啥。

　　随着年岁渐长，文绣开始注意修饰和打扮自己了。由于家境窘迫，她并没有好穿好戴。连娘儿几个晚上盖的被褥也是里、面缝缝补补用了多年，哪能腾出钱来给文绣买时髦穿戴?不过，文绣也并不想把自己扮得花枝招展，雍容华贵。她喜欢朴素淡雅，穿着普通却不显得寒酸，没有浓妆艳抹但举止文静有节，仍不失大家闺秀的风度。

　　文绣性爱闲静，每次来到方家胡同老宅后院的花园，都要被那里的树林、小涧和假山等所吸引，流恋忘返。有时来了兴致，想欣赏街头花园的小景，可是，一旦看到男女杂坐、歌吹喧闹的场面，就心厌意沮、赶快离开了。

　　文绣人品憨厚，学校的女同学都愿和她要好，所以她有不少小朋友。在家里，和姐妹的关系也十分融洽，特别是和妹妹文珊的感情最好。其实，文绣和文珊的性格完全不一样，文绣比较通达，能容人，而文珊则是个凡事都不肯吃亏和让人的姑娘。

　　文绣的少女年华中，固然不能没有欢乐，但更不乏酸楚和眼泪。

　　娘儿几个也能挣点儿辛酸的手工钱，但家庭生活的主要开销还是靠着蒋氏被坑骗以后所余甚微的私蓄。钱既然是愈花愈少，日子也就一天不如一天了。

　　北京的冬天一到，冰封雪漫，天气干巴巴地冷。可文绣家里，因为没有钱拢两把火，只在里屋生了火炉，外屋却是滴水成冰。几口人挤在十几平方米一间房里，取暖、做饭、吃饭、干活儿、睡觉。每天的食品当然只能是粗茶淡饭，大米白面偶尔做一次，平日主食就是玉米面窝头。收拾了碗筷就要做挑花活，可怜的小文绣，白天看书习字，晚上又要凑在微弱的煤油灯下穿针引线，好端端地两只眼睛全累成了近视。

　　五叔华堪在世的时候，文绣去请安，每次总能捎回几元，那是华堪补助大嫂生活家用的钱。真像是燃眉之急的救命水，致文绣一家得以免除冻绥之虞。华堪老人的帮助使蒋氏一家感恩不尽，却又无以报答。那时，蒋氏和文绣姐妹在自家房前搭起藤架，种上几株白长葡萄，精心莳弄。每年中秋前后葡萄成熟的季节，文绣姐妹就把架上成串的葡萄摘下，晒成半葡萄干。这种果干有很厚的白霜，味道适口，还有一股沁人心脾的芳香。到了春节，文绣就用小篮子挎几斤自家出产的果干，到方家胡同五叔家拜年。在中厅施礼请安过后，文绣开口讲话，文质彬彬，句句得体：“我家没什么可以孝敬五叔父您老人家的，这是我额娘手种的西藏种葡萄，晒干后又收藏了好几个月，今天特意给您带来一篮，就请您老人家赏脸收下换换口味吧!”五叔和五房的族兄族嫂都很喜欢文绣。

　　艰苦的环境往往促人早熟，十一二岁的文绣已出落得像个大人了。她并非容貌娟妍、花明雪艳的绝世倩影，但人长得高颀又白如玉肪，挺富态。

　　文绣也好玩好动，曾驯养一条黑白相间、花毛很长的哈巴狗。文绣放学回家，第一个蹿出门来迎接她的就是这只小乖狗，围着她跪前跳后，煞是活泼可爱。待文绣回到屋中坐定，小狗也顺势趴卧于她的脚前。巴儿狗成了文绣的闺中良伴，可是，家庭生活日形拮据，又哪

　　有多余的吃食养狗呢?文绣也不愿意看到这个心爱的小东西跟着穷主人挨饿受冻。后来，文绣一狠心，就把小狗抱到方家胡同五叔家喂养了。文绣放下小狗转身就走，小狗却纵身蹿出门外，伏在文绣的脚面上，温存地吮舔着文绣的裤脚。文绣蹲下来，轻轻抚摸小狗身上那长长地花毛，从两只眼角潸潸地淌出了两串晶莹的泪珠。

　五、御笔圈定

　　1921年春天，红墙黄瓦的清宫之内，身穿团龙补服或带?貂挂的王公大臣，忙忙碌碌，往来穿梭。

　　原来“尊号仍存”的小皇帝溥仪已经十六岁了，王公大臣们说他已经到了该结婚的年龄，“宜早定中宫”。

　　选妃的事儿自然由溥仪的几位“宫廷母亲”首先提出，她们便是同治皇帝载淳的瑜妃（敬懿太妃）、?妃（荣惠太妃）和光绪皇帝载?的瑾妃（端康太妃）。几位女主先后召见溥仪的生身父载沣和十位王公，商定了选妃的细节。选妃的范围是确定无疑的，必须是皇室贵胄、满蒙王公大臣的女儿。但在挑选方法上与过去不同。可能是女主们回忆起自己年轻时入选的过程，产生了恻隐之心。当年她们作为候选的“秀女”，清晨经历一番浓妆艳抹的打扮之后，要以伤心的恸哭向父母辞行，然后乘轿入宫，在坤宁宫外“排班候驾”，等待皇帝亲临，当面挑选。选上的倒还“荣耀”，落选的太难为情。这回改成选照片的办法，候选者照张相片送到小朝廷的内务府，皇上看中了算数，这对姑娘来说，面子上好过些。

　　“小皇上”选妃的消息很快就在仍对溥仪敬若神明的皇室贵胄和满蒙王公大臣家庭中，引起了轰动。连当时军政界的实权人物，如徐世昌、张作霖也来提亲，都愿意把女儿送进宫去，当一当“大清国”的正宫娘娘。

　　当时，额尔德特氏家族虽说已陷入穷困潦倒的地步，但按门第是符合选妃条件的。从而引起因在清末当过大官而成为家族之长的华堪的苦苦思索，他何尝不想借这个机会光耀冷落了的门庭?起初想到本家两位如花似玉的姑娘，不料已经许配人家。倒是傅家仆妇们想起了一个人，就是常来向华老爷请安的文绣。她们私下议论说:“长房二姑娘知书达理，举止端庄，长得又白净，说不定能中选!”这种闲聊的话被华堪的大儿媳妇听在耳朵里，受到启发，就赶快向老爷子提出了这一建议。

　　其实，华堪也曾想到文绣，但一直没把主意打在她身上，为什么呢?他以为虽说世道已生变化，如今为小皇上选妃，不一定非得珠光霞彩，妩媚靓丽，寻找像汉赵飞燕、唐杨玉环那样的美人，但也必须是品貌均属上乘的女子。文绣虽然也不乏五官端正、皮肤白嫩等长处，论相貌也不过中等之人罢了。一旦落选，丧失了一个光宗耀宗的机会不说，蒋氏和文绣在个人面子上也不好过呀!

　　华堪的大儿媳妇提出建议的同时，列举了文绣的种种优点，这使老爷的思想开了窍。她认为:第一、文绣相貌不丑，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已有一米六十左右的个头。眼睛也大，又能传出像是要说话的神气；第二、文绣仪态好，温文尔雅，落落大方。比如在她家做客吃饭，她能以手、眼、口，配合默契，合于礼，适于度，而使在座的人，谁也不感到冷落，都非常愉快、满意；第三、文绣有才气，不但文学方面，而且棋、琴、书、画，样样都在发展，显然是个才女的苗子。

　　华堪接受了大儿媳妇的建议，打发儿子前往花市把蒋氏请来，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事情就算决定了。

　　蒋氏转回家来，又把华堪五叔的意思告诉了女儿文绣，她原以为女儿准能欢喜，却没料到倔犟的姑娘竟是一百个不愿意。还充满雅气的文绣坚决地答复额娘说:“我不愿意!如果您一定逼我，只有去死!”

　　文绣这样的态度，可把蒋氏吓坏了!蒋氏又改用顺从的办法苦苦相劝。她说，能参加候选是因为祖上有德，倘若中选更是天意，天意谁敢违拗呢?

　　文绣虽不相信什么“天意”，但是她可怜额娘。年复一年，老人遭罪受苦才把自己养大，不应让她伤心。再说，候选也未必一定中选，无须太固执。于是，文绣按要求照了相，照片由华堪五叔呈交清室内务府了。

　　结果，正如大家所知，连文绣自己也没料到：她的照片有了“小皇上”画过的一个铅笔圈。这个圈完全改变了文绣的生活道路，把她牢牢地拴在了人生悲剧的舞台上。

　　溥仪看过那张文绣的待选照片后颇为满意，就顺手收藏于养心殿内自己的卧室中了。溥仪出宫后成立起来的故宫博物院发现了这张照片，并立即作为文物珍藏至今。

　　博物院的研究人员介绍说:“这是一张梳‘两把头’、身着旗袍外罩坎肩的半身像。照片贴在一张用本色绢裱衬的薄纸板上。绢纸板又贴在同样大小的灰色折叠硬纸板上，如同活页夹子，可以打开合上。在照片的右上角即顶着绢纸板的右上角，贴着大红纸条，恭楷墨书:‘端恭之女额尔德特氏年十五岁’十三个字，这是对未出阁女子的提法，十五岁是虚龄。文绣待选照是在北京容光照相馆拍摄的，因为在照片的下端即绢纸衬上有该照相馆‘容光’两字和英文拼音的标记，并注有‘北京廊房头条’的地址，说明该照像馆在前门。硬纸夹板的背面还贴有‘国立北京故宫博物院古物馆’的签记，写有‘溥仪妻文绣便服照片’等字样。”

　　文绣的命运绝不是蒋氏在神案香炉之前求来的，也不仅仅是“小皇上”信笔一勾画来的。在封建制度的帷幕下面，有着又深又长的背景。

　　人们知道，当时那个畸形小朝廷早已不再是皇权的象征，然而小朝廷内的女主和男主们仍在继续做着好梦。首先是皇贵妃们为了效法慈禧独揽朝纲，都想像慈禧控制光绪那样，把溥仪操纵在手，若把一个自己人安插进后宫，真是太有利了。

　　额尔德特家族与醇王府六房贝勒载洵素有往还，两家走动颇密，而载洵又与宫中敬懿皇贵妃的关系好，文绣遂被这位女主当作了自己人。敬懿是同治遗下的三个妃子中能诗工乐、聪颖又有头脑的一个，当然也有很大的野心。她用慈禧的一句话“承继同治，兼祧光绪”为法宝，来证实自己的正统地位。然而，宫中的实权人物——光绪遗下的端康皇贵妃绝不示弱。她也有法宝，民国总统袁世凯曾指定由她主持宫中事务。针尖麦芒在“中宫”问题上各不相让，都想把自己人立为皇后。

　　据一位皇族知情人回忆，因敬懿主立文绣，载洵又附议，“议婚时对端恭之女保举甚是厉害，并将照片附上，请皇上自择”。溥仪未加思索即画了圈，此事似乎定案。不料端康皇贵妃坚决反对，提出册立婉容，载涛附议，溥仪生身母瓜尔佳氏因与端康关系密切，也附和说:“端恭之女家贫，恐进宫之后有小家气，建议此婚可缓议。”双方相持不让，纷争愈演愈烈，拖了半年多，最后还是由溥仪出面，给婉容补个铅笔圈儿，立为后，文绣则立为妃，从而平衡了矛盾。这虽非溥仪的本心，却是宫内女主之间争权夺势政治斗争的必然结局③。

　政治分野

　　二十五、泪洒津门

　　1925年2月27日，文绣和婉容一块儿到达天津，直接住进张园。位于日租界宫岛街的张园占地十八亩，这所三层楼洋房系原清朝两湖统制张彪的别墅，因为张彪没有忘记旧主才同意溥仪租用的。

　　溥仪又把园子里里外外地点缀一番，这边有假山石，那边有网球场，满园花卉果木、风光秀美。室内设备也“洋”化了:家具是在英国订好的，钢琴是从意大利买回的，大立钟是瑞士产品，地毯则是法国式的。溥仪的书斋和寝宫内也摆着紫檀木古玩架，每个格里都陈列着从宫中带出来的稀世艺术珍品。婉容和文绣的房间也都有豪华的陈设，这里虽然很美丽、豪华，可文绣日子还是很凄凉。这是因为溥仪愈来愈偏心眼，在一后一妃之间总是护着婉容。

　　早在清宫时溥仪难得走出神武门一步，一旦有机会出宫必定把后、妃带在身边。到天津以后能随便上街了，但溥仪往往是把文绣扔在家里而只携着婉容。他们两人把惠罗、正昌、中原、义利等天津的大百货公司，最热闹的中街以及不少游乐场等吃、喝、玩、乐的地方?跶遍了。每逢盛夏时节，隔个一两天溥仪总要带上婉容乘汽车出外兜风，顺便到起士林、利顺德，买冰激凌、刨冰、奶油栗子粉等冷饮或西餐饱饱口福。若在严冬之季，溥仪也愿携婉容出席租界内的各种交际晚会，溜冰呀、跳舞呀，他们形影不离地尽情欢乐。愈是这种时候，文绣愈是深深地感到痛苦。偶尔有几次溥仪上街也带了文绣，一块儿看戏或是吃顿饭，买点东西，那不过是溥仪一时高兴，逢场作戏罢了。

　　溥仪上街不带着文绣，在家里也冷冰冰地把她放在一旁。这天挨天、月连月、年靠年的冷板凳，谁人受得了?文绣后来回忆那段张园生活时痛苦地说:“溥仪和婉容住在二楼，我住在楼下溥仪会客大厅南边的一间房内。虽然我们住在同一栋楼房里。无事谁也不和谁来往，好像马路上的陌生人一般。婉容成天摆着皇后的大架子，盛气凌人。溥仪又特别听信她的话，我被他们两人冷眼相待。我和溥仪的感情也一天比一天坏了。”

　　文绣跟着溥仪在天津一住七年，前四年多住在张园，后两三年多住在静园。静园位于日租界协昌里，离张园不过一华里，其主建筑也是一座三楼三底的洋房，比张园略小。溥仪和婉容各自的寝宫都在二楼东侧，文绣单独住在西侧。这两个园子耗尽了文绣与溥仪的姻缘。“行在”中的溥仪对他的两位妻子厚此薄彼，愈来愈严重了。对这个恩恩爱爱，而对另一个却横眉立目。谁还能记得：文绣在这七年之中向肚里吞咽了多少痛苦的眼泪?就像那深秋之季的萧萧细雨，铺天盖地、无尽无休。

　　溥仪在衣饰上相当考究，过年或逢忌辰祭祖时穿皇帝龙袍，而平时常穿中式长袍马褂。此外,西装、夹克、猎装、军服以及日本和服等都非常多。应邀出席洋领事的宴会要穿燕尾礼服,下场打球又有各式运动服。白金、钻石、翡翠和玉石等各色高档戒指一日数换地戴在他的手指上。与此同时,婉容和文绣两人也以竞赛的速度购物制装。溥仪自己回忆说,他给婉容和文绣硬性规定了很不公平的“月费”定额，允许婉容每月都比文绣多花一笔钱。

　　婉容追求时髦，到天津不久就把长发剪成短发。文绣见了也想剪，但不敢自作主张，请示了溥仪。据当时正在溥仪跟前伺候的李国雄讲，溥仪那天高兴，痛痛快快地答应了。文绣剪发后，还特意到溥仪房里让他看看。

　　溥仪在天津时吃饭仍由膳房单做，不与婉容、文绣同桌。但也有高兴的时候把后、妃叫来陪餐，婉容常常能陪，文绣则像个受气包，溥仪很少想到她。连溥仪的妹妹们在张园聚餐，文绣也不得靠前，据七格格韫欢说.她只能偶尔望见文绣“无声的侧影”，“就连搭话的机会也不可得了”。

　　为了换口味，隔两三天溥仪就要向利顺德等“番菜馆”要“洋饭”。据记载，有一次要了面包加火腿、面包加鸡肉、面包加肠子、面包加鸡子、面包加肉五样以及牛奶一盒、方糖三分、口布纸四打等。还有一次要得更多：大香槟酒四瓶、小香槟酒一瓶、汽水两瓶、白葡萄酒两瓶、牛奶两盒、方糖三分、冷吃四大盘、面包加鸡肉一大盘、面包加火腿一大盘、面包加鸡子一大盘、面包加鱼肉一大盘、面包加肠子两大盘、奶油大点心两个、口布纸两打。摆满了一大桌子，溥仪便与婉容对饮大嚼起来。文绣绝不是一个贪嘴的人，可她也不愿做一个多余的人!可以想见，当西餐桌前嬉笑开颜之际，冷板凳上的文绣该是怎样凄苦悲凉!

　　那几年，溥仪与租界地的英、法、意、日等国的领事或驻军司令官，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经常收到各国驻津头面人物多种多样的邀请。那些光亮、鲜红而又烫了金的漂亮请柬，无一例外地都是发给皇帝陛下和皇后陛下，他们应邀出席阅兵典礼、晚宴、婚礼和舞会，优哉游哉，快乐非凡。文绣则像个局外之人，似乎永远没有资格足登大雅之堂。

　　1926年9月，溥仪和婉容应邀会见英国乔治王太子，汽车出门时文绣正在园中漫步，看见花枝招展的婉容那得意的神态，一阵莫名的酸楚又涌上心头。如果说拘于礼仪文绣才不得升堂入室，那么溥仪向臣下、亲族颁赏总该公平吧! 查阅溥仪在1926年一年内的赏赐纪录，在受赏的人员中，有陈宝琛、陈曾寿、温肃一类忠心耿耿的老臣；有张宗昌、吴佩孚、刘凤池、毕庶澄一类在职的军阀；有日本警察署高桥、海军少将有野修身、日本公使芳泽及其夫人、小姐；有英军领事、英军司令；当然也有皇后婉容、醇王府的格格门、朗贝勒府的亲属们，甚至连溥仪的乳母、老妈子、御医、随侍和太监们也一个都没有拉下；唯独文绣没得过任何一样物件的赏赐。当婉容今天拿了御赐的照片，明天拿了皇帝赏给的黄丝围巾，后来又取走了溥仪新购进的带宝石头的话匣子，春风得意地谢恩而去之时，眼睁睁瞅着这一切的文绣，能不感到透骨穿心地寒冷么?

　　颁赏没有文绣的份，进贡却是拉不下她。据资料记载，1928年旧历九月婉容过生日，接受“千秋贡品”果品、衣料、化妆品、古玩、首饰、字画、烟酒等无数，其中也包括文绣进贡的“燕席一桌”，外加烧鸭一对，饼干两匣。可是，轮到文绣做生日，有谁进贡呢?

　　在这样的环境里，文绣深感痛苦和寂寞，莫名的伤感时时向她袭来，她患了严重的失眠症和神经衰弱。好在妹妹文珊这时也住在天津英租界，常来看望二姐。原来，文绣入宫后一

　　年多，妹妹文珊也出阁嫁给了庆亲王载振的二儿子溥锐，载振就是晚清权势极大的军机大臣奕?之子，家私殷厚。1925年前后全家搬到天津，早在二年前已经买下位于英租界内原属太监小德张的一处房产。文珊的丈夫溥锐是个纨绔子弟，到处演唱花面戏，不务正业。溥锐正娶蒙古王公那桐之女为原配，又纳文珊为外室。这种夫妻感情当然不会好。文珊一见着文绣，姊妹俩便对面诉苦。

　　二十六、在过眼的政治风云中

　　到了天津，溥仪为婉容聘师授课。请进讲汉文的陈曾寿，每月支付束?500元；又请进讲英文的任萨姆，一月只授课若干小时，也给70元的高薪。溥仪没给文绣聘任专职进讲教师，她只能与婉容一块儿听听课，闹起别扭来就接连几天不去。尽管心情不舒畅， 但文绣在天津时期一直很用功，读书还是不少。

　　因为溥仪上街常常只带婉容不带文绣，有几次也就“恩准”让文绣自己由太监陪着上街去买东西。有了这样的机会，她总是不忘逛书店，买一大摞新旧文学小说等书籍。晚上一看就是大半宿，有时停电便借着微弱的烛光继续阅读新旧文学书籍，从而变成一个深度近视眼。

　　文绣的英文也有相当好的基础了，日常生活会话说得很流利。她还常常伏案写字、绘画、作文，可惜大量真迹已被岁月的风尘所淹没，流传至今的实在太少。从一篇《哀苑鹿》里可以知道，文绣描写景物细腻、轻松、抒发感情真挚、自然，用词准确、优美、比喻恰当、新奇，确实有一番笔底功夫。

　　文绣和婉容不同，她虽然小婉容几岁却似乎更有头脑，政治细胞也多些。那几年正是溥仪想复辟想得发狂的时期，整天与遗老旧臣谋划于密室，接见各地军阀派来的代表于客厅，发布“谕旨”、撰文写信于书房……文绣在溥仪身边，颇为细致地观察了这过眼的政治风云。照实说，对于溥仪的复辟活动，文绣并不怎样反对；可她看到溥仪在投靠日本的泥潭中愈陷愈深，从心底升起了阵阵悲凉。

　　溥仪在天津的头几年，正是张作霖控制着北京政权并向冀、鲁、苏、皖各省和上海发展势力的时期。那时，张作霖本人在天津曹家花园坐镇指挥，曾会见溥仪并承认他是“皇上”，给他磕了头，并说，奉天是大清发祥龙兴之地，太祖、太宗均以盛京为本挥师入关，问鼎中原。他奉劝溥仪也重返奉天老皇宫，等他把大江南北一鼓荡平，“再把皇上请回北京清宫坐天下”。

　　文绣后来回忆溥仪跟她讲的会见张作霖过程时还说，溥仪虽已有了“立足满蒙，重打江山”的思想苗头， 只是依靠对象一时还没有选好，他曾对张作霖做了长期的观察，但还不敢轻易把赌注下在的他身上，认为他是草莽气派，“红胡子”作风， 并非尽如人意。虽说张作霖两只狐眼显得机警过人，毕竟是个武夫粗人。溥仪赴曹家花园张氏馆舍，只见从大门到房门，有手持长枪、大刀者分立两厢，还是戏台上那种绿林英雄、草莽气派，不脱胡匪作风，连袁世凯也未能节制江南，统辖全国，张作霖还不如袁世凯老练有识，能在北方站得住脚也就不错，荡平江南谈何容易? 溥仪的这些看法都亲口对文绣讲过。

　　不久，郑孝胥父子又从上海来到溥仪身边，仍以依靠日本实现复辟相说教。据文绣讲，起初溥仪还彷徨，对日本有戒心。他不止一次地与婉容、文绣说过：从甲午战争到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日本侵略中国有增无已。戊午年（1918年）北京学生反对段祺瑞与日本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协定》，在天安门前召开几万人纪念国耻大会，游行示威，学生和警察交了手，连宫里都嚷嚷开了，中国国民没有不恨日本人的。那时溥仪还不想单靠日本人，希望同时得到西方各国的助力。自从郑氏父子来后，溥仪的思想开始全面倾向日本，常常会见天津的日本领事和驻军司令，与北京日本公使馆的芳泽公使也更频繁地往来会晤。当时，凡事溥仪都交给郑孝胥办，还派他去日本走了一趟，他回来向溥仪报告后，溥仪意有所动，曾对文绣讲，郑孝胥已在日本为他联络了在朝在野的各界要人，都承认他是大清宣统皇帝，愿意帮助他复兴祖业，使“圣朝大统”不至有失。他的结论是“日本对咱大清不坏”。其实溥仪说这话就如同拿钢针扎痛了文绣的心，令她非常难过。

　　文绣一向反对溥仪投靠日本，在这一点上倒和溥仪的父亲载沣谈得来。载沣携全家迁居天津时，坚决不住在溥仪为之安排的日本租界内寓所，而住到英租界去了。每与溥仪谈到政治问题就要争吵，声震屋瓦，争来争去各不相让，只好面约：父子见面，避谈国事。载沣只求适应形势，安度晚年。这一切都被文绣看在眼里，她赞成载沣的主张，每次载沣前来，文绣请安、行礼之后，总要陪他说一会儿话。载沣对文绣也很客气，吃饭时若见文绣未到一定打发太监催找。饭后常和文绣一起下棋，写写字，谈谈诗词曲赋一类。婉容知道载沣对文绣好，当面也就不敢太跋扈。文绣常说载沣是个性格宽厚，识大体，明大义的人。

　　文绣和载沣可以说是政治上的同路人，可他们谁也没有能力说服溥仪，痛心地看到溥仪对日本的投靠愈来愈紧，而日本对溥仪的拉拢，不特通过郑氏父子，渠道愈来愈多，无孔不入。

　　二十七、孤灯伴泪夜难眠

　　当政治裂痕在溥仪与文绣之间愈益扩展的时候，他们共同的生活道路也被万丈悬崖阻断了。文绣与溥仪共同生活了九年，其间冷冰冰的日子多，而热乎乎的日子少。文绣虽倔强，但在爱情上有自己的追求，对丈夫始终保持着尊重和温情，从文绣写于1931年春天的一篇短文中，可以看到她仍对溥仪怀有妻子的深情。天津时代这对儿不平等的夫妇更常常口角，溥仪有时还要动手。何况尚存一位难以逾越的“情敌”! 一次，文绣顶撞了溥仪，过后满心悔意地写出下文：

　　吾爱呀妾今悔甚，不应言此，切望吾爱原谅。妾实不愿此，吾爱如不相信可屈指算，今已八载有余，妾又何尝言过?即或背地有一句怨词，随吾爱!妾即三尺挂梁间，妾亦瞑目九泉。即言此九载之内，妾之言行吾爱亦所尽知，如有不悦吾爱之心之处，且不悦之色，妾色即不知所以矣。妾日夜所最盼望者，不过即是吾爱快活与喜悦，如有能安慰吾爱者，妾是无所不牺牲。妾今勉强书至处，心力以竭，待至痊愈再接述。

　　然而，这种情形终究无法持续。尽管溥仪曾经是真正的皇帝，婉容也绝不允许他除了自己还爱别人，婉容天天向溥仪絮叨，让他发誓不爱文绣。连设坛扶乩也要求个“万岁（指溥仪）与端氏（指文绣）并无真心真意”的“吉利语”。终于发展到两人之间有我无你的地步。婉容在一篇短文中写道：

　　鸣呼吾爱呀!倒是怎样好?如果余自己牺牲，虽卧病床间然良心甚慰；如果旁人为余牺牲，余实不知其所以。吁嗟吾爱乎!不知吾爱心中到底怎么感想?

　　思想起来不觉今人好狠，绝不该将余嫁与有妇之夫。即言前数年在张园，吾疑吾爱与淑妃更好时，余心甚悲。终日终夜终时终刻无一时不是悲泣，忧思成疾，头痛难眠，遂有今日之神经衰弱。可是，余亦未曾言过，余亦未曾怨过。余每见人必天呼!余实无路，余愿死!母呼儿，余愿死!北府母呼儿，余愿死！

　　大约溥仪见到了婉容写的文章， 命太监把婉容召来，让她坐在自己寝宫的床上，以温存的爱抚给以美好的慰藉。只听溥仪发誓般地说道:“余恨不得将我们之障碍物淑妃等都杀宰了!”为了讨好婉容，溥仪又说，“就是再送来八百个西施余亦不爱!”为了“忠于”婉容，溥仪心中哪还会有文绣!

　　文绣这时的处境真是苦不堪言。夜夜伴孤灯，泪如溪水不尽流……

　　1929年的某一天，文绣起而抗争，在薄情与冷酷之中，以一个弱女子的哭闹发出人权的呐喊。这倒引得溥仪动了“诗兴”。他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把文绣（诗中作蕊珠）描绘成一个发了疯的女人，挖苦她的感情，开这种可耻的玩笑。请看这首自带序文的诗：

　　岁维己巳甲子之日，蕊珠女士破晓突起，自撕其唇，且骂己为狼狗，拔其青丝之发，血淋淋然如遗尿。众趋视之，则犯吼若牛声，目眦尽裂，黄牙全张，掷桌上之镜台于女仆之额间，洞见脑髓，众悉奔避而蕊珠女士转寂然作嗤嗤也。

　　耿耿星河欲曙天，蕊珠女士常自怜。

　　暗掩珠扉泣如雨，孤灯将人意绵绵。

　　1931年9月7日的《庸报》替文绣说了几句话，讲得全是实情:“文绣自民国十一年入宫，因双方情意不投，不为逊帝所喜，迄今九年，独处一室，未蒙一次同居。而一般阉宦婢仆见其失宠，竟从而虐待。种种苦恼，无术摆脱。”

　　文绣在她自称为“监狱”、自度是“囚居”的九年之中，受尽了磨难。婉容排挤她，这是事实，也可以理解。但这绝不是文绣遭罪的主要原因，溥仪早已对她恩断情绝了。溥仪不但把她单独放在冷屋子中不予理睬，还加以冷嘲热讽，从精神上折磨她。

　　溥仪视妻子的痛苦为儿戏，拿妻子的感情开玩笑，真是一个残酷的丈夫。下面是另一首下流“杰作”，溥仪的打油诗《蕊珠女士自述》:

　　蕊珠女， 坐空房， 自怨自叹；

　　想起来， 我的脸， 好不惨然；

　　长得像， 母螃蟹， 黑暗如烟；

　　我好比， 卵中黄， 腥臭硬坚；

　　我好比， 狗失群， 摇尾乞怜；

　　我只好， 爬进去， 收藏起我的小金莲。

　　悲楚之下，文绣更怀念母亲。自从在北京日本公使馆一别，蒋氏无缘来津看望女儿，文绣也没有机会再赴什刹海畔的大翔凤胡同了，她真想见到额娘，倒一倒满腹的苦水。可不久传来的讯息几乎令她晕厥，慈母啊!年不及五十何为急匆匆地去了?那公使馆的会面难道就是生离死别?为什么孩儿命蹇母亲又不幸?文绣挥笔醮血泪写成《祭母》一文，据读过该文的人讲，她哭诉自己在帝王之家所遭受的痛苦，字字惨、句句悲，令人不忍卒读。

　　额娘死后，文绣更觉得活在这个凄苦的世上太无聊，愁肠百结，晚上常常终夜难眠。

　　拥被难成梦， 萧萧一夜风。

　　浊醪聊自饮， 朝日照窗红。

　　这诗是度过一个深冬的寒夜后，文绣的随身太监赵长庆在几案上看见的。文绣刚刚伏案睡去，手指间还夹着一支毛笔……

　　皇家兴讼

　　二十九、悄悄离开了静园

　　牛郎织女相会后的第五天，也就是旧历七月十二日下午。那天，文绣又哭闹得很厉害，溥仪便打发太监前往庆王府找来文珊，让她劝导胞姐。文珊劝慰一阵，就向溥仪建议说，她姐姐心情郁闷，希望允许她陪伴姐姐出外散散心。溥仪大发慈悲，慨然应允。当天下午3时，文绣由文珊陪着，为掩人耳目也带了太监赵长庆，乘坐溥仪的专用汽车出了位于协昌里的静

　　园大门。

　　溥仪万万没有料到:这便是长期预谋后的惊人之举，文绣从此再不曾跨进这座静园大门。她在此时脱出静园，这实在已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事情了，首先是溥仪向日本靠拢的倾向已愈来愈明显，即将成为现实。虽然“九?一八”事变尚未发生， 但不久前从日本归来度假的“御弟”溥杰，已经向溥仪传达了鹿儿岛驻军某联队吉冈安直大队长关于“满洲最近也许就要发生点儿什么事情”的讯息，驻天津的日本领事和司令官们也更频繁地往来静园。文绣当然不会对此无动于衷。再说文绣与皇家的矛盾已成水火之势，“中宫娘娘”婉容势与小妃子文绣不两立，文绣若不自我毁灭势必出走，已经没有别的道路可以选择了。

　　文绣的娘家亲属中有一位远支的表姐夫名叫毓璋，号子特。此人晚清时曾任清西陵守陵大臣，辛亥革命后顺应时事出任新职，在民国政府的海军部当上一名总务司长。毓璋的大女儿玉芬虽说是文绣的晚辈，却较之年长。玉芬长相不错，为人老练，有谋略，工于心计。可是，在婚姻问题上却很不幸。由于父母包办， 把她嫁到一度身为民国总统的冯国璋家，成了国内第一号人物的孙子媳妇，然而，这位冯家少爷(冯国璋的长子长孙冯曙山)并不是正经人，整天吃喝玩乐，寻花问柳，完全不把玉芬放在心上，所谓夫妻感情是根本谈不到的。不过，这样的环境却逼她想了问题，长了见识，有了经验。

　　文绣入宫前，因家境贫寒与许多亲属都无往来，玉芬也从未到过哈达门外花市上头条傅家。后来，文绣平步青云成了“小皇上”的妃子，也是额尔德特氏家族的荣耀，亲戚又都走动起来了，玉芬也常到大翔凤胡同蒋氏那里串门聊天，与文绣的母亲相处颇近。文绣出宫在醇王府“被难”的日子里，曾几次回到大翔凤胡同的娘家看望母亲蒋氏，也是因为受到了玉芬的鼓励。

　　玉芬的婆家不但在北京东四十条有漂亮的公馆，而且在天津租界也有房产。所以，玉芬有机会居住两地，一年之中总有几个月住北京，几个月住天津。文绣随溥仪去天津后，和玉芬有了更为密切的来往，她们无话不谈，息息相通，玉芬和文珊一样，成了文绣最亲近、最信赖的人。逐渐地，玉芬了解了文绣在皇家的悲惨境遇，她第一个向文绣指明了新的人生目标。这便是文绣向溥仪闹离婚的缘起。文绣说:

　　我和玉芬相处得近了，甚么心里话都向她掏。她见多识广，又有心计，很会出主意。她告诉我:现在是民国时代，溥仪又被撵出宫来，他也不再是“小皇上”了，也要守法、平等待人。你可以根据“男女平等”的法律条文，请律师写状子，告溥仪虐待妻子，和他打离婚官司，向他要赡养费。你若考虑好了就这么办!我可以在外面接应，找人帮你的忙。事成之后别把我忘了就行!

　　玉芬这人说话在理，我当时也相信她，可这离婚官司毕竟不是一件小事，一时还拿不定主意。我就把文珊找来，征求她的意见。我三妹从小就是不甘吃亏的人，又加上快言快语，一说就很赞成。她看我略有迟疑就急着说:“二姐呀!难道还没过够?和溥仪这种男人生活在一起，还有什么幸福可言!早离婚早利索!”

　　后来，我和文珊、玉芬三人一块儿前前后后地核计了一番，至此我才下决心和溥仪离婚。外界都以为是我妹妹文珊的主意，其实是玉芬最先和我说起的。当时，这事除了文珊、玉芬和我三个人，再没向谁露过口风，别人并不知内情。

　　过了几天，玉芬又来看我，我偷偷交给她银洋一千元。因为她认识的人很多，让她和文珊先用这笔钱在外边打点打点。我还嘱咐她说，就按民国的新法律起诉，请律师与溥仪打这场离婚官司。

　　文绣脱出静园前，从各个方面做好了准备。聘好的三位律师张绍曾、张士骏和李洪岳，已在国民饭店租了房间，等待行动；文绣陈述离婚理由的文件以及脱出后致溥仪的信等，也已拟好缮清；同时，文绣也找机会清理了自己房中的细软及金银首饰，让文珊分批陆续带出，暂时存放在她家里，以备脱出后应急之用。这一切都做得周密、细致，神不知、鬼不觉……

　　旧历七月十二日，按公历是1931年的8月25日。离日本侵占东三省的“九?一八事变”只有二十四天，文绣为摆脱溥仪的控制而发难，竟选择了一个多么关键的时机啊!

　三十二、“妃革命”震荡了海河两岸

　　文绣脱出静园的第二天，即公历8月26日，这条重大社会新闻便不胫而走，震荡了海河两岸。醒目的大标题《前清废帝家庭之变》，占据着天津各报的显要版面:

　　废帝溥仪的妃子文绣最近因不堪虐待设计逃出，聘请律师，保障人权，提出离异。据妃

　　向人声述，九年来饱受凌虐:第一、后不许其与溥仪接近，已断人生之乐，更无夫妻之情；第二、太监威势逼人，凡事均须仰其鼻息。某太监且谓:“皇上与汝无恩情，汝惟有速死，皇上命汝死，汝不能死”等语。在此种压迫之下，实觉难堪，而毕生亲人，只剩一妹……尚可进内相访。近年来，妃屡萌自杀之念，其妹常劝慰之。目前妃因太监威逼过甚，乘隙用剪刀刺喉际，图自杀，获救未果，太监乃请妃子之妹入内解劝……

　　皇家之丑终于外扬，这固然也使千千万万视皇家为享乐与幸福之代名词的人看清了真相。正如报上所说:“此事发生后，天津市社会上多日沉寂的空气为之一破。”

　　当年的文绣照片也纷见报章:在隆起的发髻上插了三片玉饰，就像戴了三朵白花。一张椭圆形的脸，显得有点胖。眉毛浓重而眉梢扬起，眼睛不大不小正坚定地注视着前方，口鼻之间看上去似乎缺少点儿秀气。论外貌文绣确是不如婉容美丽，论思想则在一些方面超过婉容，她不愿作豢养在御园中的囿鹿，她心灵深处有一个比皇妃的身份更重要的东西，这就是自由。她要求在政治问题上堂堂正正地做人，在民族问题上光明磊落地办事，同时也企望着有一个普通人的正常的家庭生活。然而这一切，在帝王之家都得不到。

　　《国强报》登出署名非女士的短评，这篇题为《溥仪妃子离婚》的文章大声疾呼，支持了文绣，称之为“数千年来皇帝老爷公馆破题第一遭的妃子起革命”。

　　还有人从这一事件论到妾与家长在法律上的关系，探讨了“妾”这个在当时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此人认为“纳妾之制，既足以妨害家室之和平，又显与男女平等之旨相反，在今日之社会中，亟宜改革之一事也”。他提出要以文绣闹离婚这一事件为缺口解决社会弊端，他认为“此诚属解决多妻制度万恶家庭之极好良机。此事若无相当办法，将来全市以致全国，将永无解决多妻制度之一日”。

　　还有的文章虽然不说支持谁，却是拿了这件“丑闻”贬斥皇家、皇帝乃至几千年的君主制度，而且挖苦、讽刺、率直的抨击，什么词儿都用得上，可真把溥仪的肺都气炸了。有一篇署名“老太婆”的《叹文绣别居事件》便是这么干的。该文写得奇巧，从“人心大变”入笔，引出文绣闹别居“非和卸任皇上打一场热闹官司”；又从文绣的“事帝九载，未蒙一幸”，扯到阿房宫里的妃子三十六年没见过秦始皇的面，从而说起“历朝宫闱实在是一个大罪恶之薮”。“老太婆”引经据典:“如若听过荀慧生的鱼藻宫带斩戚姬，可以想见入宫作妃实在不是一件幸福的事。红楼梦上贾元春省亲的时候，见着她的二老爹娘，哭着说不应当送她到那永久不见人的地方!选秀女入宫，犹如进监狱一般，抬头只见黄琉璃瓦，老死不能自出宫门一步，真不是摩登女子所能忍受的”。经过这前前后后地一番铺垫，笔锋转向清朝。“老太婆”真有捉弄人的本领，他先是赞扬了创业英雄努尔哈赤，歌颂了清初“入关前那种勤俭刻苦，励精图治的精神”，紧接着话锋急转，拿溥仪最伤心的两件事——除了淑妃闹离婚，还有祖宗坟墓被人挖掘、弄得尸骨狼藉那码事，来狠狠地刺他，用语挖苦、尖刻，其目的不在一个文绣，而是让溥仪看清楚自己的末日，再不要想入非非了。可见，文绣离开静园的社会意义早已超出了家庭离婚事件的范围。

　　龙凤分飞

　　五十五、宣告离婚

　　10月21日一整天，双方为协议书的签字各自进行准备工作。

　　清早，胡嗣瑗就“入对”陈明了近情，溥仪满意地批准了他的行动方案，即派佟济煦到银行填写并取回了定期支票。不一会儿，林?又给胡嗣瑗打来电话，转达了彼方的两条要求

　　:一、关于代表签字问题须由我方律师去函证明；二、应尽数先付现款，不足部分再填给支票。胡嗣瑗告知:函证事可以酌办，但现款“一文俱无”，只能全部以定期支票支付。当天，佟济煦开出两张定期支票；一张票面值二点五万元，限10月26日支取；另一张票面值三万元，限10月29日支取。可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文绣方面的律师负责缮写清楚一切书面文件，原定10月21日下午6时签字，结果因文件准备尚有未尽事宜，临时改延一天。

　　1931年10月22日，即旧历九月十二日，溥仪与文绣宣告离婚，离婚协议书的签字仪式于当天下午1时，在林?和林廷琛的律师事务所举行。协议书中写入了自8月25日以来近两个月时间里，双方律师反复磋商、调解的成果。

　　文绣与清皇室主人脱离关系一案，兹经双方律师调解，议定条件如左:

　　一、文绣自立此约之日起，即与清皇室主人脱离关系；

　　二、清皇室主人于本件签字之日，给文绣一次终身生活费五万五千元(付款另有收据)；

　　三、文绣于本件签字之日即将所有随身常用物件(另有清单)全部带走(付物时另有收据)；

　　四、履行二、三两条件之后，文绣即归北平大翔风胡同母家独身念书安度，绝不再向清皇室主人有任何要求；

　　五、脱离之后文绣不得有损害名誉之事，双方亦不得有互相损害名誉之事；

　　六、文绣将天津地方法院调解处之声请撤回，此后双方均不得发生任何诉讼；

　　七、本件自签字之日生效，共缮四份，双方律师各执一份。

　　在该协议后面有三方的签字画押:首位为“清皇室主人代表、管理驻津办事处事宜”胡嗣瑗；次位为“立约人”文绣；再位为“公证人”林?、林廷琛、李洪岳、张绍曾、张士骏五位律师。

　　作为协议的首位签字人，胡嗣瑗把签字过程细致入微地写入日记了。这篇日记⑩非同寻常，它记载着中国末代皇帝与末代皇妃的史无前例的离婚案的终结:

　　午后一时，林?以汽车迎余先到事务所。少迟，淑妃携其妹文珊、律师张士骏、张绍曾、李洪岳均到，与余隔屋不相见。林?、林廷琛先与看明所写条件与底稿相符，物件单与原单无异，示以证明我方签字人函件均无他说。

　　由妃先在对屋一一签字，条件共缮四份，由双方及双方律师分存之，各附物件清单。余谨就条件后一一占位签署毕。妃亲书收到给款据，声明“正金定期支票二纸如届期该行拒绝支付应请换给现款”字样。签名盖章讫，余乃以付款支票二纸交林?转付，遂分持条件各散。

　　余即到园，入见。面缴条件、收据各一件。物件单二纸仍请(准)带下，饬济煦于明早先将物件点运吉野街空屋内，再饬彼方来人搬取，较为方便。

　　承谕“即拟旨废淑妃为庶人”，因请明晨再办。回寓已四时矣，心中乃大不怡。

　　第二天，胡嗣瑗奉命拟就“废淑妃为庶人”的“谕旨”，“入对”时奏请皇上过目。溥仪拿过来看时，只见“恭楷”两三行字:“谕淑妃擅离行园，显违祖制，应撤去原封位号，废为庶人，放归母家居住省愆，钦此。宣统二十三年九月十三日”

　　溥仪读过两遍，细细思量，觉得措辞未免过苛，于是提笔勾去“放归母家居住省愆”一句，才正式颁发。他还不惜花费一大笔广告费，把这条煌煌上谕刊诸平津报纸报头旁边的头条广告栏内，以向世人宣布，他虽然破费了几个钱，总算是买回了皇家的脸面。

　　溥仪和文绣离婚后，心情颇不平静，回顾淑妃在皇家的九年生活，似乎感到有点儿对不住她，遂把责任加在了婉容身上，求得心理上的平衡。为此他还专门写了一篇《龙凤分飞记》的文章，以记其事。据因偶然机会而看过此文的清宫太监蔡金寿说，文中对婉容多有责怪，用了“专横”、“霸道”等词句，遗憾的是这篇“御制宏文”没能存世。

　　11月10日，即他们宣告离婚后的第十九天，溥仪在郑孝胥和郑垂父子以及日籍保镖工藤忠的陪伴下，乘汽车偷渡白河，闯过守卫军粮城的中国哨兵，又登上大沽口外的日本商船“淡路丸”，吃了一顿“滹沱麦饭”，便向已被日本关东军占领的我国东北的营口码头驶去了。幸亏文绣和他离了婚，才没有跟他走这历史的一步——迈向背叛祖国人民的罪恶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