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文化交流中心的形成

　　幽燕之地向为南北文化交往的枢纽地带。但是，先秦时期邦国林立，秦以后幽州又长期为军镇，战争和政权的阻隔限制了它的文化功能。尽管如此，这一地区仍然是各族人民进行文化交流的重要地点。

　　辽朝把幽州升为陪都，使它的文化职能大大加强。辽朝的早期，幽燕地区是契丹人吸取中原文化的重要基地，到辽宋期间，燕京更成为两朝进行文化交流的主要城市。燕京的这种重要作用，甚至超过了它本身文化发展的意义。幽燕地区，是一个既善于吸收， 又善于传播各种文化的地带。对于燕京的这种突出的作用，应给予充分的估计。

　　关于辽朝旱期幽燕文化对北方草原发展的影响，我们已在本卷开始有所记述，本节重点介绍辽朝后期燕京文化交流情况，尤其注重辽宋之间的文化交流。

一、文化交流的各种渠道

　　在辽宋文化交流中，早期多通过特殊的形式棗战争。战争本来是破坏文化的手段，但由于契丹人在建国初便吸收了大批幽燕汉人为高级官吏，这些汉人经常注意在各项活动中帮助契丹人吸取先进文化，战争就成了交流文化的渠道之一。辽太宗灭后晋，攻克开封，将百官、宫女、文人、伎艺以及图书、文籍、仪仗、历法等席卷北去，使契丹的文化得到一次大的充实。这些文化流布又常由燕京作为中介地。许多文人在辽初往往滞留于燕京，然后或留于辽朝为官，或重返中原。如辽朝著名的文人李瀚、高勋和天文家王白、卜术者魏磷，便都是在这次战争中入辽的。《辽史·李瀚传》说，太宗回兵北上，死于河北，世宗朝及穆宗初辽朝国内匈匈不定，“瀚与高勋等十余人羁留南京”。至于文物图籍，自然亦有留于南京者。这种情况使燕京这个向为军镇的城市增强了文化的功能。中原文化经常首先通过燕京文人的整理、介绍、转译，然后再为契丹人所接受。

　　辽朝的中、后期，燕京传导文化的方式，主要通过聘使往来和边界官员的相互交往。尤其是澶渊之盟以后，双方信使络绎不绝。边地官兵、居民，友好相处，南北两朝相互学习的机会进一步增加。燕京是南北使臣往来的必经之地，又是辽宋文书交接、岁币交纳、贸易往来的地点，文化的交流自然在这一地区集中发展。傅乐焕先生曾作《宋辽聘使表稿》，根据《辽史》、《宋史》、《续资冶通鉴长编》，辑录宋辽使臣，自澶渊之盟次年（1005年），迄宋朝败盟攻打燕云（ll22年），再加上宋太祖太平兴国间短暂的几年，凡一百十八年间，宋朝出使聘辽者，得1600余人。而辽朝派往宋朝的使节虽不如宋人记载之详，大约也相当这个数字。这些使节往来都要经过燕京。辽方使臣自然也是这种情况，他们必须由燕京出境，而回国时，这里又是入境第一站。在这种情况下，燕京能首当其冲地获得大量南北信息。宋人了解辽朝必先通过燕京，辽朝了解宋朝也必首自此地。双方使臣，大多为朝廷重吏，其观察事物的能力和本身的文化素质一般都比较高。如宋朝的政治家王安石，科学家沈括、以断狱清明著称的包拯以及文学家苏辙、苏颂等，都曾使辽至燕京，其余文人学士，达官名流更是不计其数。这就使燕京的文化信息量不仅大，而目水平高。这些人把宋朝的文化、制度，科学、技术及时带往燕京；又从燕京把契丹人民的各种创造传往中原。

　　边关将领和双方朝廷要员的频繁交往也是重要的交流渠道。如宋朝边关名臣李允则知雄州时，有许多重要的建树和创举，燕京的官员曾化装进入雄州，参观街巷，游览市肆。宋人也有人化装入辽境，看燕京伶人作戏。甚至于文人唱和、诗赋对联，亦相互传递交流。如岳坷在《程史》中，就曾记载了苏东坡应辽人之请，为之对联的事情，至于民间友好往来，也有文化交流的内容。南京涿州画家高益到汴京传授艺术，在大相国寺作大量壁画就是一例。 辽代的燕京不仅是宋使往来的中心，而且是西域、回鹃、高丽各国使臣和商人们经常活动的地方，这使燕京文化交流的内容和辐射面更加扩大。

二、城内的书肆与图书文籍的交流

　　我国书肆业自汉代便出现了。幽州自隋唐开始“多文雅之士”，估计在唐代便已有了书肆。但正式见于记载是在五代初。幽州书肆一出现，便很自然地担负起文化交流的重要任务，《契丹国志》卷十四东丹王传记载，阿保机长子耶律倍性好读书，仰慕华风，曾“令人资金宝私入幽州市书，载以自随，凡数万卷，置书堂于医巫闾山上，匾曰望海堂”。可见，早在五代初，幽州便是向辽朝输送书籍的主要地点。

　　幽州变为陪都后，文化事业进一步发展。尤其是辽朝在燕京大量刻印经藏和儒家经典，则大大促进了书肆行业。燕京许多刻印作坊都设有书肆，前店后厂，既是图书印刷地点，又是发行店铺。许多宋人笔记都有关于燕京书肆的记载，这些书肆不仅刻印、发售国内图书，也收购、翻刻、出售宋人图书。许多宋人的诗词、文集在本朝发布后很快就流传到幽州。《渑水燕谈录》云：“张芸叟奉使大辽，宿幽州馆中，有题子瞻（苏轼）《老人行》于壁者。闻范阳书肆亦刻子瞻诗数十篇，谓《大苏小集》。子瞻才名重当代，外至夷虏，亦爱服如此。芸叟题其后曰：‘谁题佳句列幽都，逢著胡儿问大苏。’”关于苏轼诗词在燕京流传和宋朝书籍大量流入辽朝的情况，苏轼的弟弟苏辙亦亲自在燕京进行过调查。苏辙使辽，路过燕京，回来向朝廷奏报说：“本朝开版印行文章，臣等窃料北界无所不有。臣初至燕京，副留守邢希古相接送，令引接殿侍元辛传语云：‘令兄内翰《眉山集》已到此多时，内翰何不印行文集，亦使流传至此？’及至中京，度支使郑颖押宴，为臣辙言先臣洵所为文字中事迹，颇能尽其委曲。及至帐前，馆伴王师儒谓臣辙：‘闻常服茯苓，欲乞其方。’盖臣辙尝作《茯苓赋》，必此赋已到北界故也。臣等因此料本朝文字多已流传在彼。其间臣僚章疏及士子策论，言朝廷得失，军国利害，盖为不少。……访闻此等文字贩虏中，其利十倍，人情嗜利，虽重为赏罚而不能禁。”由这段记述看到，燕京官员对“三苏”文字十分熟悉。由燕京又流传至中京等内地。而书肆售宋人书籍已是经常的事，书商们经营的数量则更大。在辽、宋贸易中，宋朝的书籍成为重要输出品之一。景德三年（1006年）宋朝下令：“民以书籍赴沿边榷场博易者， 自非九经书疏悉禁之。违者案罪，其书没官。”熙宁三年（l070年），又重申这样的禁令。元丰元年（1078年），复申卖书北界“告捕法”。这就是说，九经书疏向辽输出是不合法的。其实，禁令是阻止不了文化交流的，苏辙的奏文正说明了这点。不仅宋人书籍向辽输入，辽燕京的图书也向宋输出。辽朝同样有对本朝书籍不允外流的禁令，而事实上也同样阻止不了。当僧人行钧的《龙龛手鉴》出版后，很快地流传到宋朝，并进行翻印。如前文所指，辽朝的经藏和其他书籍还从燕京传到高丽，又辗转流传到日本。

　　除正式图书文籍之外，宋朝的使臣路过燕京，还经常有即兴的诗文，有的描绘燕京的山川景色，有的述人述事，有的记述异国风情。这使燕京更增添了文雅色彩，促进了幽燕地区文学的发展，同时也把幽燕风情介绍到宋朝。如苏辙、苏颂、王安石、刘敞等，都有记述燕京情况的诗文。其中，最突出的是路过古北口看到辽人所建杨无敌庙所发出的感慨。苏辙《过杨无敌庙》诗云： 行祠寂寞过关门，野草犹知避血痕。

一败可怜非战罪，太刚嗟独畏人言。

驰驱本为中原用，常享能令异域尊。

我欲比君周子谣，诛彤聊足慰忠魂。

　　诗中描绘了契丹人民对杨继业的敬仰和尊崇。刘敞也有《和种翼过古北口杨无敌庙》诗，表达了同样的思想。还有许多记述幽燕风土民情和历史变迁的诗。苏辙有《出山》诗曰： 燕强不过古北阙，连山渐少多平田。

奚人自作草屋住，契丹骄车依水泉。

囊驼羊马散川谷，草枯水尽一时迁。

汉人何年被流徒，衣服渐变存语言。

力耕分获世为客，赋役稀少聊偷安。

汉奚单弱契丹横，遗患燕蓟逾百年。

仰头呼天问何罪，自恨远祖从禄山。

　　这是一首描写古北口外情况的诗，诗中所表达的内容十分丰富。作者既写了奚人走向定居的情况，又写了契丹人驱牛羊、逐水草的车帐生活，以及汉人佃户的情况，指出燕地赋役不多，但契丹对奚人和汉人的民族歧视依然存在。汉族人民由于长期与北方人民生活在一起，衣着已经有了不少改变，但汉语仍是普遍流行的语言。这种现实主义的描绘，不仅在当时有利于宋朝人民了解辽朝和幽燕情况，即使在今天，仍是我们认识辽代幽燕生活的绝好历史资料。还有些描绘燕地自然风光的诗，写得也很好。如刘敞有《过思乡岭南茂林清溪啼鸟游鱼颇有佳趣》诗云： 山上回溪溪上峰，清晖相映几干重。

游鱼出没穿青行，断东蜿蜒奔白龙。

尽日浮云横暗谷，有时喧鸟语高松。

欲忘旅思行行远，无耐春愁处处浓。

　　思乡岭在今滦平境内，此诗是写燕山深处的景色，把高山、溪水、山林、鱼鸟以及浮云春色和行人的内心感受溶为一体，在人们面前展开一幅优美的画面，使人如临其境。这些使者回宋后，其作品必然很快在南朝流传，这使中原人民能够更为具体、形象地了解幽燕的情景，至于描绘草原内地契丹人民牧猎生活的诗篇则更为丰富。

　　以往谈到辽宋文化交流，往往只讲辽朝向宋朝学习。其实，宋朝向辽朝学习的东西也很多。就文化和科学技术方面讲，辽朝的绘画、杂剧、医学、植物栽培，冶铁技术，都有自己独特之处，鞍鞯制作、园艺技术、花卉种植，更使宋人感到新颖。比如，我国的西瓜就

　　是先由回鹃传入契丹内地，再由草原传至幽燕，然后才入中原的。北京斋堂辽墓壁画中，有侍女捧果品，盘上置西瓜，说明辽朝后期西瓜在燕京是常见之物。又如，幽燕地区的服饰亦传入汴京。宋朝曾下令禁止宫人和贵族妇女效辽人装饰，说明幽燕服饰受到宋人的欢迎。粱子美自幽州，购买大量北珠至宋，自然是为贵族们装饰所用。

　　从辽宋的全面比较而言，辽文化自然不如宋朝发达，但它是一种向上的、积极进取的文化，较之传统的中原文化更具蓬勃的生气；燕京处于二者之间，既吸收了中原文化深沉、儒雅的一面，又具有北方文化豪放、生动、开阔的特征，形成独具特色的幽燕文化体系。到金元以后，这种区域文化的特征便更为明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