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化的胡服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由于受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生活方式及宗教信仰等因素的影响,各民族的衣冠服饰都具有本民族自身的特点。随着社会的发展,汉族人民和各地少数民族之间的接触日益频繁,生活方式、生产技术、思想文化互相渗透,互相影响,衣冠服饰也得到了广泛的交流。 古代中原地区的汉族人民习惯将域外称之为"胡地",将异族人民称为"胡人",凡为域外之物,大多在名称之前贯一"胡"字，如将胡地的烧饼称为"胡饼"，将胡地的弦琴称为"胡琴"，将胡地的芝麻称为"胡麻"等等，胡人所穿戴的服饰，就被称之为"胡服" 胡服第一次被汉族人民所接受,是在公元前三百多年,当时中国社会正处于战国时期,第一位主张采用胡服的人为赵国国君赵武灵玉。他"引进"胡服的目的,是出于对战争的考虑。

　　在春秋以前,我国的战争形式一直以车战为主,军将武士通常手执刀戈,乘着战车出入军阵。进入战国以后,随着战争的深入,战场从平原扩展到山区。在崎岖的山谷打仗,战车往往显得十分笨拙,与此相比,北方游牧民族的骑兵,则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他们一人一骑,手执弓箭,出没神速,攻击迅猛,往往对临近国家构成很大威胁。当时的赵国,就常常受到胡人骑兵的骚扰。有鉴于此,赵武灵王决定放弃笨重的战车,组织起骑兵和步兵,以适应军事发展的要求。

　　赵武灵王推行骑射,碰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服装。当时中原地区的服装，主要有两种形制， 一为上下分制的衣裳;一为衣裳连属的深衣，这两种服装在骑射时都存在着相同的弱点,一是衣袖宽大，张弓放矢难免会钩钩绊绊,不便出手;二是下摆宽度有限，不便跨骑。为了改变这种情况,赵武灵王果断地决定，将骑射之习连同西域的胡服一并采纳。

　　据《史记·赵世家》记载,赵武灵王在进行这次服制改革前,也有一些顾虑,他知道要改变周公、孔子传下来的衣冠礼仪之制势必会受到谴累,于是便和先王贵臣肥义商议:"今吾将胡服骑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议寡人,奈何?"肥义是一个深明大义的人,他支持武灵王说:"王既定负遗俗之虑,殆无顾天下之议矣。"由此坚定了武灵王的信心："世有顺我者,胡服之功未可知也。虽驱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随即,他又说服了叔父公子成,对一些坚决反对这一做法的大臣,武灵王怒而斥之："先王不向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袭,何礼之循?"他认为每一个适应时代潮流的人,都应懂得"法度制令各顺其 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而不应拘泥古礼,墨守成规。

　　为了给全军作出表率,他自己带头穿起胡服,并要求身边的将军、大夫,嫡子、代吏全部穿著,从而结束了这场争论。 赵武灵王所采用的"胡服",主要有窄袖短衣和合裆长裤:窄袖短衣便于射箭,合裆长裤便于骑马。和这些服装相配套,当时流行于西域的冠帽、腰带以及鞋履等也一并被采用。 由于北地寒冷,当地人的冠帽上常常有貂尾,冠的造型则如簸箕,赵国接受了这种冠式,并进行了一些改制,如将原来用于御寒的貂尾改为冠上的一种饰物,插在冠的两侧,并加以金珰附蝉。几年后赵武灵王传位给儿子赵惠文王,就以儿子之名命名此冠,时称"赵惠文冠"。这种冠饰的形象,在洛阳金村战国墓出土的铜镜上有所反映。

　　汉族人民在穿深衣或衣裳时,所用的腰带大多以纺织物为之,这种腰带系结起来不很方便,与此相比,胡服的腰带就比较先进,通常用皮革制成,皮带上打有小孔,带头部分装一金属环扣, 并缀有扣针,使用时将皮带穿过环扣,收紧之后以扣针固定,不仅方便,而且牢固。

　　当时西域将这种装有带扣的胡带称之为"师比",译成汉语,也作"犀比"或"胥毗"。赵武灵王引进胡服时，考虑到它的便利，也引进了这种腰带。 同时引进的还有胡履。过去，汉族人民所穿之履往往以丝帛为面，麻缕为底，朝会之舄则用木底，这种履舄多为短帮,平时穿著没有问题，用于行军则不太适宜，尤其不适合跋涉于水 草之地。而胡人之履则以皮为之，做成高统,这种革履用于军旅显然要优于汉族的履舄。因此也被赵武灵王采用。最初称为"络鞮"，后来则称其为"靴"。

　　《说文·革部》:"鞮,革履也,胡人履连胫，谓之络鞮。《释名·释衣服》："胡有舄履而无靴，靴字不见于《经》,至赵武灵王始服。"说的都是这种鞋履。 赵国采用了这些服饰,极大地方便了作战,军事力量也逐渐增强,并于公元前296年,相继灭了中山、林胡、楼烦以及雁门,向北扩展了上千里疆土,使赵国一跃而成为强盛之国。 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也采用了部分赵国服饰,如《后汉书·舆服志》引胡广所言："赵武灵王效胡服,以金珰饰首,前插貂尾,为贵职。秦灭赵,以其君冠赐近臣。"另外,秦代所用的高山冠、术士冠以及武士所穿的黑色之裤,都直接受到胡服影响。直到汉代,这种影响依然存在。汉代武将所戴的大冠,就从"赵惠文冠"演变而来z武士所用的短衣大袍,也是采用胡服遗制。不过这些服饰大多只用于军旅,不通文儒。帝王百官朝祭之服和燕居之服,仍用周制。

　　胡服的第二次普及是在东汉灵帝时,汉灵帝刘宏是个崇"外"迷,他出于个人的喜好,置传统礼制于不顾,一味追求效仿胡俗,不仅穿著胡服,而且全盘采用胡人的一切生活方式。上之所好,下必甚焉,他的这一举动,也为其他贵族所效仿,以至引起整个京都胡俗盛行。《后汉书·五行志》中即记有这方面的情况:"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箜侯、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竟为之。"由于灵帝沉溺于胡俗,不亲朝政,国家大权旁落于宦官之手,致使党锢之祸复起,阶级矛盾激化,最后引起黄巾起义的爆发。 魏晋南北朝300多年,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曲折的一段时期，由于长期不断的战争，加上饥荒、天灾和瘟疫，迫使大批北方人民向南方迁移,通过这次大迁徙,许多游牧民族入居中原，与汉族人民互相错居,互相学习,衣冠服饰渐趋融合。 在南北朝时,各少数民族初建政权时,基本上按照本族习俗制定服制,后来受汉文化影响,逐渐羡慕起汉族传统的典章制度,也以汉服为礼服。

　　北魏孝文帝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这位皇帝五岁时登上帝位,国家政事长期由他的祖母太皇太后冯氏执掌,冯氏出身汉族,她的生活习俗对小皇帝带来很大影响。太和十四年(公元490年),冯氏死后,孝文帝开始亲理朝政,首先将首都从北方平城迁至中原洛阳,随即开始了以汉化政策为中心的改革。他奖励鲜卑族与汉族通婚,共同改革鲜卑旧俗,禁止30岁以下的官员说鲜卑话,将鲜卑复音姓氏改为音近的单音汉姓,孝文帝本人也改姓为元,对服饰的改革更不遗余力,明文规定鲜卑人穿著汉族服装。一次在街上看到还 有妇女穿著鲜卑族的小袄,回到朝廷便对负责督察的官员大加训斥，可见其认真。历史上将这次大规模的改革，称之为"孝文改制"。 有趣的是在孝文帝推行汉化政策的同时,中原人民的服饰则从北方民族服饰中吸取了不少精华,如将衣服裁制得更加紧身,更加适体。到北齐时,胡服则成为社会上的普遍装束,绝大多数汉人都喜欢穿着胡服,不仅用于家居闲处,而且还用于礼见朝会，连谒见皇帝也不例外。正如《旧唐书·舆服志》所记:"北朝则杂以戒夷之制,？止北齐有长帽短靴,合胯袄子,朱紫玄黄,各任所好,虽谒见君上,出入省寺,若非元正大会,一切通用。"沈括在《梦溪笔谈》一书中也说:"中国衣冠,自北齐以来,乃全用胡服,窄袖绯绿,长靿靴,有碟？带,胡服也。窄袖利于驰射,短衣长靿皆便于涉草。所垂碟？,盖欲佩带弓剑,帉帨、算囊、刀砺之类。

　　" 短衣长裤是这个时期北方民族的主要服式,衣式一般多用窄袖,长至胯部,很少有过膝的,下摆部分通常做得比较紧窄,也不开衩,故名""合胯袄子",也有称其为"褶"的。长裤的形制则比较宽松,尤其是两只裤管,大多做得十分肥大,骑马或疾行时,常截取一段丝带,在裤管的膝盖之处紧紧系扎,以便活动,时谓"缚裤"。这种短衣和长裤配合的服装,在当时也称"裤褶"。不仅用于男子,也用于妇女。 蹀？带是北方游牧民族特有的腰带,以皮革制成,它与一般皮带的不同之处是在皮带上装有几个金属制成的饰牌,每个饰牌下连着一个小型铰链,铰链下套一个金属小环。这种小环是专为系佩杂物而预备的。因为游牧民族居无常所,平时生活所需物品,都要随身携带,帐具、炊具等大型器物多拴在马上,而一些小型器物如刀、剑、针筒、手巾、磨刀石等,则只能佩在各人身边,这种缀以小环,挂于杂物的皮带,就被称之为？？带。

　　从史书记载来看,这个时期汉族人民从北方民族那里接受的服饰还有突骑帽、郭络带和吉莫靴等。 隋唐以后,胡服对汉族服饰的影响仍未减弱,隋炀帝巡游,令百官从驾,这些官吏所穿的服装就以裤褶为主。百官常服用六合靴,也取北朝遗制。唐代因袭此制,唯将靴子的长统改为短统,文武百官均可穿著,不仅可著之杂处,而且可著之上朝。贞观年间,还一度将裤褶用作朝服,直到贞元十五年(公元799年〉止,通行了150余年。民间男女穿著胡服也十分普遍,尤其在唐玄宗时代,更是广为流行。

　　《新唐书·五行志》中即记有"天宝初,贵族及士民好为胡服胡帽"的史实。 唐代所谓的"胡服",不单指少数民族的服装,还包括大量异国之服。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史上的巅峰时期,当时的首都长安,不仅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世界著名的都会和东西文化交流中心。据史书记载,和唐朝政府有来往的国家,先后有300多个,在当时的长安城内不仅居住着汉族人、回纥人、龟兹人、南诏人,还有大量的外国人,如日本人、新罗(朝鲜)人、波斯(伊朗)人、阿拉伯人、越南人及印度人等。这些兄弟民族和外国使者云集长安,从中国文化中取吸了大量精华,直到今日,在中国东邻地区的一些国家,如日本、朝鲜等地,仍保留着中国传统的服制。中国人民也从异族文化中获取了不少有益的东西,胡服在中原地区的流行,就是一个具体的反映。 和以往相比,唐代崇尚胡服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妇女著胡服者甚多。这种现象与当时的文化生活有密切关系,尤其是胡舞的流行,对妇女服装的变化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唐人喜欢舞蹈,尤其喜欢跳胡舞。据说唐玄宗、杨贵妃都是"善胡舞"的能手,由于统治者的提倡,胡舞在民间也非常盛行,用白居易的话来说,一时间"臣妾人人学团转",简直到了入魔的程度。因为对胡舞的崇尚,发展到对胡服的模仿,进而出现了"胡妆"盛行的情况。正如元稹《法曲》一诗所称："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 竟纷泊。" 从文献记载来看,胡舞的动作姿态,与舞蹈者的衣帽装饰有密切关系。譬如从西域康国传入的"胡旋舞",表演者的服饰就很有特点,据当时杜佑所编的《通典》一书记载,舞蹈者通常 为两人,都穿"绯袄,锦绣绿缓浑裆裤,赤皮靴,白袴、双舞急转如风,俗谓之'胡旋'"。又如石国传入的"胡腾舞",舞人都要戴一种虚顶的"织成蕃帽",身穿窄袖的细毡胡衫。唐人刘言史《王中丞宅夜观舞胡腾》诗中就有："石国胡儿人少见,蹲舞樽前急如鸟。织成蕃帽虚顶尖,细毡胡衫双袖小"的描写。另外,在舞者的腰带上还往往装有金属小铃,随着舞蹈者的运动节奏而发出和谐的声响。这种服装既是舞服,也是西域居民的日常便服,唐代妇女在模仿这种舞蹈时,也采用了这些服饰。 从大量传世和出土的唐人画塑来看,唐代妇女所穿的"胡服"，通常由锦绣帽、窄袖袍、条纹裤、软锦靴等组成。衣式为对襟，翻领，窄袖；领子、袖口和衣襟等部位多缘以一道宽阔的锦边。陕西乾县章怀太子墓、永泰公主墓出土壁画及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张礼臣墓出土的绢画中,都绘有穿这种服装的妇女形象。在这些妇女的腰间,还系有一条革带,革带上还附缀以若干条小带，这种革带就是南北朝？？带的遗形。

　　除这种胡服以外,其他少数民族的服装对汉族妇女也带来一定的影响,最为典型的就是回鹘装的流行。回鹘为现在维吾尔族的前身,在唐朝开元年间,回鹘一度是北方最强盛的民族之一。天宝三年(公元744年)回鹘族在蒙古高原建回纥汗国,接受唐朝册封,从此与汉族关系密切。这个民族的服装,曾经令许多汉族妇女着迷,尤其在宫廷妇女中广为流行。花蕊夫人在她的《宫词》中就曾写道："明朝腊日官家出,随驾先须点内人。

　　回鹘衣装回鹘马,就中偏称小腰身。"这种"回鹘衣装"在甘肃安西榆林窟壁画上还可看到：其制和长袍相似,也用翻领,袖子做得非常窄小,袍身则比较宽大，下长曳地；领、袖等处也镶有宽阔的锦边。脚上则窄著软底翘头锦鞋。 宋代理学盛行，对于外来文化，不像唐代那样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另一方面，在这个时期，北方的契丹、女真力量逐步强大,对宋朝政权造成很大威胁,宋朝的统治者非常惧怕"胡风"的渗透和漫延,同时也担心汉人穿著胡服之后,出入市井难以分辨,所以千方百计地加以阻拦。据《宋史·舆服志》等书记载,在两宋时期,朝廷曾多次下令禁止民间效仿胡俗,穿著胡衣。如仁宗庆历八年(公元1048年),诏"禁士庶效契丹服 及乘骑鞍辔。妇人衣铜绿免褐之类。"徽宗大观四年(公元1110年)，诏"京城内近日有衣装杂以外裔形制之人,以戴毡笠子、著战袍、系番束带之类，开封府宜严行禁止。"尽管多次 申饬，但并没有完全奏效，民间男女仍然有穿胡服者。

　　所以,宋徽宗不得不在政和七年（公元1117年）再次规定："敢为契丹者若毡笠、钓墩之类者，以违御笔论。" 和宋代相比，明代就显得开明一些。明朝从蒙古族手中夺得政权，对整顿和恢复传统的汉族礼仪当然十分重视,在刚建立政权时，也曾下令禁止胡服，同时还不许使用胡语、胡姓。后来政局相对稳定,有关诏令逐渐减少。在制定服制时,还吸收了一些颇有特色的元朝服饰。如元代蒙古族有一种长袄,以毡革、彩锦或苎丝制成,交领窄袖,下长过膝;它的主要特点是用彩丝捻成细线,横缀于腰数道,既可藉此束腰,又可用为装饰,因形得名,被称为"腰线袄子",省称"腰线"。

　　彭大雅《黑鞑事略》中对这种服装的形制有比较具体的描述:"其服,右衽而方领,旧以毡毳革,新以苎丝金线,色用红紫绀绿,纹以日月龙凤,无贵贱等差。"徐霆在这段记载下加了一段注释:"腰间密密打作细折,不记其数,若深衣止十二幅,鞑人折多耳。又用红紫帛拈成线,横在腰,谓之'腰线"盖马上腰围紧束突出,采艳好看。"叶之奇《草木子》也记:"北人华靡之服,帽则金其顶,袄则线其腰。"这是元代服制中颇具特点的一种服装,不仅用于男子,也用于妇女。郝经《怀来醉歌》中就有"胡姬蟠头脸如玉,一撒青金腰线绿"之句,可见其流行程度。然而就是这种服装, 在明代服制中依然存在,《明史·舆服志》中就有"刻期,冠方顶巾,衣胸背鹰鹞花腰线袄子"的记载。 清朝靠武力夺得天下,又靠武力推行了易服制度,强令汉族依照满族习俗穿著满服："若有不遵本朝制度,杀无赦。"这种做法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不过也有被排除在禁令以外者，如当时规定，妇女、儿童、释道等十种人的服饰,就可不受禁令所限,是为"十从十不从"。因此,清代的汉族妇女仍可穿著明代服装。

　　随着时间的推移，满族妇女渐渐对汉族女装发生了兴趣，甚至连汉族妇女的"三寸金莲",也深得满族妇女的青睐,并极力加以模仿,尽管被朝廷多次禁止,但仍有不少妇女乐此不疲。与此相反的另一种现象是汉族妇女对于满族妇女的服装也大为赏识,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旗袍在汉族妇女中的流行。 旗袍本指旗人所穿的长袍,包括官吏的蟒袍、行袍、常服袍等,都在其例。按清代礼俗,皇帝百官参加祭祀和庆典,都穿长袍。后妃命妇在这种场合,也以长袍为礼服。平常家居,汉族命妇可穿裙裙,而八旗命妇仍穿长袍。时间一长,就将八旗妇女所穿的长袍称为"旗袍",而男子的 朝袍、蟒袍则不属其类。清初妇女的旗袍实物,在内蒙古白音尔灯荣宪公主墓曾有出土,墓主为康熙皇帝之女,这些旗袍都以绸缎制成,上施彩绣,圆领、窄袖,衣襟右掩;两腋部分明显收缩,由此而下,逐渐放宽,下摆部分则异常宽大,在领子上还镶有一道狭窄的黑边。经过200多年的演变,到了清末,旗袍的样式渐变得袍身宽敞,外形平直,高领宽袖,领、袖、襟、裙镶有宽阔的花边。辛亥革命后,民族妇女穿旗袍者日益增多,并对原来的旗袍作了不少改进,如将袍袖收小,袍长缩短,衣边改窄,腰身收紧,并在腰、臀部位采用了曲线,使之更为适体,终于变成为我国近代妇女的主要服式,并逐步走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