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北京的外来人口

    十七世纪中叶，清军入关后，满族统治者在北京实行满汉分城而居的政策。从此，内城成为就从的集中聚居区，旗人成为北京城内的永久居民。但是作为清王朝的首都，全国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北京吸引着全国各地的各类人士。特别是近代以来，由于城市的发展，就业的增加，来北京的人口不断增加。大批的外来人口进入北京，为北京的繁荣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对外来人口的管理

    清初，政府为了“肃清辇毂”，严格限制外城人口机械增长。随着城市的发展，就业的增加，清政府对外来人口的控制管理也经历了一个严格限制、逐步放松及至开放的过程。在外来人口的管理上也根据各类不同人群的身份采取了不同的方式。

1、对官员、胥吏、文人的管理。清代前期，政府对外省来京的官员、胥吏和文人住京有严格的限制：由于京师实行“满、汉分城居住”，依据“定制，汉员皆侨寓南城外”（昭木连《啸亭续录》卷一）。因此他们大多都居住在城南的宣武门外一带。但免职后，则限期离京。至于各部院衙门的书吏，为了防止他们上下勾通贿嘱之弊，五年役满考职后，即严催勒限回籍，这也成为制度。即使少有留居京师者，也多占籍大兴、宛平等县。这种限制制度一直延续到清代中后期。

2、清代后期，清政府基本上放松了对外来人口的限制。对于外来客民留居北京规定：“必须责成房主，须有切实可靠保人，方准留收”（《清实录》第45册，第1034页）。长期居住在北京的外来人口，也按流寓人口编定保甲。

    清末以后，由于城市近代化步伐的加快，北京完全放松了对外来人口的限制。在废科举、兴学校的举措中，北京兴办了大批学校，造就了中国新一代的知识分子群体。到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北京已有各类学校200所，学生17053名。这些高等学校，接纳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莘莘学子。此外，各种学有专长的专家教授也纷纷来京从事教学、技术工作。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北京成为民国政府的首都，更是聚集了全国各地的各种专门人才。有人统计，1917年已归国的留学生不下5000人，有相当一部分集中在北京。他们大部分在北京政府的机关中工作，还有不少人任各官立学校的校长、教员。各学校教职员工也有相当的数量，他们更是来自于全国最优秀的人才。还有科学界的大量人才也都聚集于此。北京还有占全国九分之一的报刊、杂志及通讯社、出版社等，汇集了大批的新闻出版人员。此外，作为北洋政府的首都，北京各级政府内还有大批的官员、技术人员。

3、对工商业者的管理。清初，对于工商业者特别是破产后企图在京谋生的流民，政府一再重申，要清查户口，资送回籍，或者干脆“立宜摈逐”，仅许贸易生意之人在北京居住。因此，清前期北京的人口机械增长十分缓慢。

    清中期以后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就业量的增加，涌入城市的各业人员越来越多，政府改变了限制人口的政策，允许他们在北京“自为觅食谋生”。他们主要是为城市居民服务的各业商人、手工业者、工匠、女佣、帮工、仆役等等。其中以直省、山西、山东、河南人为最多。因此自清中叶以后，机械移入北京外城的人口逐渐多起来。对于这些人的管理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一，租住民房的客民，必须有切实可靠保人；其二，凡租住客店寓所、庵观寺院者在编制保甲时也“应专立一册，并将租房人之姓名、籍贯备载”（《清实录》第35册，398页）；出租房者必须具结保证不容留匪人，粘连在册后。依照旧例，官府还要按月点卯，酌量分定日期，俾得逐一查照循环号簿，详细诘问，毋许容留来历不明之人。工徒入坊做工也要有殷实的商铺做保；其三，在京的人口无论土著、流寓，将外来人口的住户、铺户纳入了保甲的系统进行管理。并多次谕令“严查门牌保甲”（《清实录》第37册，第420页）。清末，成立巡警厅，负责城市户籍的管理和户口的统计。民国初年，取消了清代以籍为定的编审户籍制度，所有的户口包括公共处所的户口在内，统由京师警察厅编审统计管理。民国以后，北京对外来人口更加放开，人口不断增加。

    由此可见，北京人口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大批外省客民以就业、做工、求学以及乞食流民等原因迁来北京。从人口迅速增长的这一侧面，可以看出北京在上世纪初城市化的步伐。
 
外来人口的基本状况

1、外来人口的性别。来京的男性大大多于女性。据1919年京师警察厅的统计，北京总人口的811，556人当中，有515，535人为男性；296，021人为女性。也就是说男性占这座城市总人口的63．5％，男女之比为174：100。但北京男女性别比之悬殊在当时的大城市中是最大的。这主要是与北京社会相对比较保守有关。北京由于社会风气不甚开通，各业极少使用女职工，妇女就业率低；另单身女性只身进京上学有悖于习俗，所以阻碍了大批外省妇女进入北京就学、就业。其中，以来京人数最多的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等省的客民男女比例最为悬殊。同时我们也了解到这几个省份的客民在京主要从事工商业。

    从以上情况看，不仅北京商业、服务业的发展吸引着大量外来男性人口，而且，北京以首都的政治、文化和教育中心地位，也吸引大量外来知识男性。到北京求学的学生每年都在增加，毕业后有人就留在了北京。同时来北京谋求政治地位的男子也很多。

2、外来人口的年龄。据估计和推算，他们大多是16岁至45岁的青壮年。目前尚未有比较确切的有关客民年龄的统计资料，但从内外城的青壮年人口所占比率可以看出一斑。1918年，青壮年占到总人口的59．8％，1929年占到59．3％。但同期在北京郊区，青壮年人口所占比率就与内外城相差甚远了。北京的这种现象较上海、天津等大城市更为显著。这种现象同时也说明上世纪初由于北京城市经济的发展，就业率的增加，大批青壮年农业人口涌入北京。但是曲线的形状却是极其相像，这似乎反映了近代城市人口发展的共同特征。

在北京的知识阶层

    各省来京致仕官员、胥吏及大批会考士子、游宦士子与进京谒选官员不定期地涌入北京，他们或随任游历或钻研学问，有的还在北京留居多年。由于京师实行“满、汉分城居住”，依据当时定制，他们大多都居住在城南的宣武门外一带，或居住在自己的私人宅第内，或是赁屋而居，还有更多地是居住在会馆内。在这些人中，嘉道年间的著名思想家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等人在北京共商时政，针砭时弊，在禁烟运动中起了相当积极的作用，并促进了北京知识阶层士风的转变。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在甲午战后发动了震惊朝野的“公车上书”，在北京成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学会，开办了中国第一份民办报纸，在北京开启了中国第一次思想启蒙运动。为变法而牺牲的戊戌六君子都是来自外省的官员。这些人来自不同的省份，在北京或长或短地居住过，都为北京的政治、文化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北京大多数的知识分子的生活来源主要依靠薪俸收入，除了极少数人生活条件比较优裕外，绝大部分知识分子的生活都比较窘迫。从当时的物价水平来看，大学教师的薪俸是比较优厚的，对稳定教师队伍，提高教学水平都是有利的。不过这部分知识分子的人数不多。中小学教师的收入就相对差了。尤其是小学教师的工资，通常是一年一聘，每月薪俸40元，但如每星期授课不足24小时，则酌量减薪。由于社会动乱，政府对教育不重视，拖欠中小学教师薪金的事时有发生，使他们的生活常常陷于窘境。编辑、记者等职业的工资基本上和教师差不多，生活也还可以维持温饱。

为城市服务的工商各业

     由于清政府对内城八旗人口的严格限制，八旗成员不农、不工、不商，只能从政当差或披甲当兵，因此需要各种服务行业为他们服务。据此，北京吸引了大批外来人口从事服务行业。

1、以籍贯垄断行业。这是北京工商业的一个突出特点。北京最早由外地人垄断经营的服务业主要是为达官显贵服务的民营染缸（即手工染绸的作坊）和翎子业。

2、其它服务行业也多由外地人经营。如在北京开老米碾房的都是山东人，相延已久。山东人秉性朴实，能吃苦，他们在京开了老米碾房，又称为山东百什户。他们主要是蒸馒头和各种蒸货。北京还有一种硬面馒头作坊，却都是南冀州人开的。切面铺这种买卖也算是一行苦手艺，在北京城里开这种铺子的主要两路人：一是山西人，一是直隶人，所用的切面刀式样也不同。

     随着近代工业、手工业的发展，北京出现了一批产业工人和手工业工人，除了一部分是破落了的旗人和市民外，大批的工人是北京附近省份的破产农民，而近代城市工业、手工业的发展为吸纳农村剩余人口提供了可能。总之，外来人口在北京的近代化、城市化进程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