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人的王府井情结

    印铸局是近代北京印刷出版业的摇篮。它培养了一批人才，开拓了北京的私人印书业，如虎坊桥的京华印书局，西长安街的庆记印书局，西珠市口的达业印书局等，为发展北京的文化事业做出了贡献。

    说到出书，自然联想到古都北京绵延近千年的书市，书市异于他市的是在“市”之外，还有精神的交往，文化的传播，知识的承继和道德的弘扬。北京是五朝帝都，文人汇集，书市无中生有，自简而繁，由摊而店，地点也随时境有所变迁。如明时的前门内广场、东城的灯市口，西城的城隍庙街（今复兴门内的成方街）。清代书市繁盛，除白塔寺、护国寺、隆福寺当时的庙会书市外，琉璃厂地近内城已演化成颇受朝野文人士子欢迎的文化一条街了。

    民国以后，北京是五四运动的发生地，中国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之一。琉璃厂、隆福寺、东安市场和西单商场的书市就成了当时学者作家经常盘桓的地方。东安市场得天独厚，不单地处内城中心，而且与东交民巷使馆区、协和医院、德国医院、辅仁大学、北京大学、育英、贝满、汇文、慕贞等教会学校邻近，又是来京旅游必到之处，所以东安市场的书市很快由摆摊卖唱本一跃而建店开市，发展成既有规模又有丰实内容的书市了。

    展读五四以来著名作家和学者的回忆文章，东安市场书市几乎成为他们一个念念不舍的情结。萧乾老人说：“我最怀念的，当然是旧书摊了。隆福寺、琉璃厂——特别是年下的厂甸。我卖过书、买过书，也站着看过不少书。那是知识分子互通有无的场所。五十年代巴金一到北京，我常陪他逛东安市场旧书店。他家那70几架书（可能大都进了北图）有很大一部分是那么买的呢。”（《北京城杂忆》）

    1950年我考进灯市口的育英中学，吃住都在学校，那时灯市口大街两侧都有旧书摊，琳琅满目，目不暇给。学校北面是隆福寺，南面是东安市场，我几乎把课余的所有时间都耗在这几处的书店和书摊上了。比较而言，我更爱逛东安市场，因为到这里书市可以入一堂而观百鲜，或立或坐可以尽情浏览，书刊报帖之类种种出版物可谓高低贵贱都有，古今中外俱全。遛饿了，随处是物美价廉的小吃。那是一种精神与物质的混和享受，其乐融融。

    有一阵子我迷恋搜集五四以来文学著作的初版本，竟费时而不费力，且花费不多地收集到鲁迅先生的《呐喊》、《彷徨》、《故事新编》、《野草》等七八种，胡适先生的《尝试集》、冰心先生的《寄小读者》……每每灯下披读这些原版名著分外亲切，生出不少遐想。

    东安市场的书市主要分布在市场两侧的几个商场和西街、二道街及南花园。店铺不同，各具特色，但服务是一律热情、耐心、有礼貌的。他们大多都有很丰富的业务知识和经验，有问必答，举一反三，很少令读者失望。

    当年的学者作家如胡适、傅斯年、刘半农、沈兼士、林语堂、顾颉刚、冯友兰、陈垣、郑振铎、叶圣陶、钱玄同、朱自清、翁独健、季羡林、向达、杨钟健、吴晓铃等莫不与这里的书店书商有着频繁亲切的交往，他们不仅在这里找到所需要的书刊，而且能得到很中肯的建议、友谊的补充，相互引为朋友。唐?与书商王中和有40多年的友谊。朱自清、黄裳等名家与书商雷梦水（堪称书笈专家）交谊甚厚，很得力于他提供的书籍。史学家谢同桢书赠雷梦水曰：“感君别具骊黄手，选入不登大雅堂，将化腐朽为神奇，彰幽发潜在公亏。”诗中对书商的贡献给予充分的肯定。

    二十世纪国难频仍。每经一次战乱都使古都北京的图书古籍遭受一次毁灭性的重创。许多珍贵书籍散落街头做烂纸论斤称卖。不少书商奔走回收旨在抢救，有的甚至把盖着藏书章的散佚图书无偿地退还原图书馆，珍爱祖国文化之真情令后人肃然起敬。

    东安市场书市时常收购到近邻东交民巷以及协和等外国医院、北京饭店的洋人送来的新旧书刊；而与之相邻的大中学生也把这里当做阅读、购买新学术、新文学作品的集中地，在过去一段时间内，这里是了解和译介国外出版物的一个中转站，放大了看，东安市场的书市正是北京传承古今和中外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的驿站。它如同一眼甘井，浇灌了干涸的心田，滋养了芳草青树，为古老的北京延续不息的文化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