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新青年》杂志

    所谓新青年，是伴随新文化运动而成长的。在帝制被推翻之后的春天，身穿灰布长裳、系白围脖的一代新青年，与长袍马褂、墨守成规的遗老遗少相对立——俨然两大阵营。新青年的源头，可追溯到谭嗣同、陈天华、邹容（革命军中马前卒）、徐锡麟、秋瑾等一系列以死相争的先驱，他们用血肉之躯为后继者开辟了道路。于是，追随烈士的血泊与足迹，走来一代新人。而这一代新人则以笔、以游行的标语和呐喊的口号为投枪与匕首，对残留的旧制度、旧事物施以致命一击。因此，五四运动堪称是一次大决战。
    陈独秀无疑是其中的一员急先锋。甚至他创办的刊物，都最先命名了“新青年”这一概念。1915年9月，他在上海筹办《青年杂志》，并在创刊号发表《敬告青年》的寄语，向青年提出“自主的而非奴隶的”、“科学的而非想像的”等六项建议。一年后，刊物正式改名为《新青年》。在读者中，有个叫蔡元培（新任北京大学校长）的人，萌发了特邀陈独秀担任北大教授的愿望。陈独秀来北京出差，蔡元培三顾茅庐，都因陈在睡觉而未见成，最后索性搬一只小板凳坐守于门口—此求贤若渴之举，终于使陈独秀应诺列席北大。《新青年》也就随之迁至北京。1917年2月号发表了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即主张文学变革的三大主义：“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他随即又打造了《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宪法与孔教》、《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复辟与尊孔》等一系列檄文。尤其是他在1919年1月为《新青年》撰写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中指出：“拥护那德莫克拉（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公开张扬起民主、科学两面真理的旗帜。 

    那一代新青年，几乎都是“德先生”与“赛先生”的学生，臣服于民主与科学的光辉。而摇旗呐喊的陈独秀，怎么也相当于这一支面貌一新的“学生军”的班长，率领大家苦读、操练、实践。那一时期的陈独秀，真正是羽扇纶巾、雄姿英发。

    《新青年》立足北大，左右着思想界的风云变幻，也为1919年5月4日爆发的学生运动提供了精神燃料。天安门前的三千人集会、示威游行，以及火烧赵家楼，堪称是一代新青年的集体亮相：一张张稚嫩而愤怒的脸，被标语与火炬所掩映着，仿佛一夜间就长大了。同年6月，和李大钊共同领导学生运动的陈独秀被捕，《新青年》暂时停刊。第二年5月，被释放的陈独秀赶赴上海发起成立共产主义小组，《新青年》也随即转战上海。一本杂志，与一个时代共命运；一个人（譬如陈独秀）身上，也倒映着一个时代的影子。陈独秀曾经选择北京为战场，而北京也确实为之提供了可发挥其能量、烘托其形象的绝妙舞台。

    北大图书馆主任兼经济学教授李大钊，是1918年春天加盟《新青年》的。五四运动前夕，他还在《新青年》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当迁回上海的《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小组的机关刊物，李大钊留在北京也发起组织了共产主义组织。与其是北大同事、《新青年》同仁的周作人，在北大红楼授课之余，经常去图书馆主任室与李大钊聊天（因《新青年》同仁中别人不容易碰见）：“在第一院的只有图书馆主任，而且他又勤快，在办公时间必定在那里，所以找他最适宜，还有一层，他顶没有架子，觉得很可亲近……”李大钊参与《新青年》编辑工作时，尚不满30岁，是个很谦和的年轻知识分子。然而1927年，这位昔日的“新青年”倒在了张作霖大帅的屠刀之下。周作人掩护李大钊的儿子在自己家里住了一个多月，并与沈尹默一起送烈士遗孤去日本学习。

    新青年的革命意识，与遗老遗少们的守旧观念针锋相对。作为主战场的北大，弥漫着这两军对垒的硝烟。校长蔡元培善于兼容并蓄，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又有点像是和稀泥的，既吸纳了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新鲜血液，又舍不得放弃辜鸿铭、梁漱溟、林纾等保守派。胡适却是个特例。胡适属于“改良派”的新青年，他接触《新青年》甚早。1916年10月，尚是留美哲学博士生的胡适（时年25岁），即在《新青年》第2卷第2期发表著名的《文学改良刍议—与陈独秀书》，提出文学改良的八项主张，数月后又发表了几首白话诗（后收入《尝试集》中）。1917年底，镀金归来的胡适出任北大哲学教授。不久即与李大钊、鲁迅、周作人、刘半农、钱玄同、沈尹默等加入陈独秀的《新青年》编辑部，共同策划、轮流值班。胡适在担任主要编委期间，还发表过《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文章。总体上而言，胡适“虽然也有一些激烈攻击旧传统的言论，而且也不无偏激，但认为这种做法有失儒雅，不主张挑起文学革命论战”。这造成了他与陈独秀在思想观念乃至办刊方针方面的分歧，也导致他最终与《新青年》分道扬镳。

    若按年龄来说，胡适比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都要年轻。可惜，其思想的锋芒反而有所减弱。后来，他甚至希望把《新青年》定位为远离政治、莫谈国事的学术刊物，简直与风起云涌的时代潮流背道而驰。胡适，就这样由开阔的广场退缩回狭隘的书房。从此时起，胡适的身份已非新青年，而是新青年的一种蜕变。

    可以说，《新青年》促成了鲁迅的诞生。周树人是在参与这本杂志的编务之后，才开始写小说的。《狂人日记》1918年5月发表于《新青年》，首次署笔名鲁迅。1919年4月和5月，《新青年》又先后刊登了鲁迅的小说《孔乙己》、《药》，等等。当时的读者，是通过《新青年》而认识小说家鲁迅的。鲁迅后来写的杂文，同样带有“新青年”的影子：热血沸腾、锋芒毕露、摧枯拉朽。鲁迅到老、到死，都是爱憎分明的热血青年，保持着“新青年”的激情与锐气。难怪他会成为青年的导师。

    鲁迅与胡适，恰恰是那一代新青年的两大趋向。是做书生，还是做斗士？是做改良派，还是做革命家？是在沉默中爆发，还是在沉默中夭亡？是以笔为剑，还是解甲归田？

    真正的新青年，是不会老的，更不会退却。用陈独秀的话来说，“就是头断血流，都不推辞”；用鲁迅的话即是：“踏了这些铁蒺藜向前进”，属于“‘人’的萌芽”、“个人的自大”、“超过祖先的新人”。

    真正的新青年，必将是永远的呐喊者，即使在彷徨的过程中，也不会闭目塞听、装聋作哑。他们以呐喊、以控诉，为呼吸的方式。

    真正的新青年，不是阿Q、孔乙己、闰土、祥林嫂，而是众人皆醉我独醒的狂人—憎恶并且弃绝种种国民劣根性。是在沸水里烫过、血水里泡过、碱水里煮过的，是剥皮削肉、脱胎换骨的。他们是《早春二月》里的萧涧秋，《青春之歌》里的林道静，是柔石、胡也频、萧红、郭沫若、巴金……

    在那一代新青年中，还出过一位伟大的人物：毛泽东。

    蔡元培广招天下名士，原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伦理学教师杨昌济，也举家北迁，出任北大教授。不久，他的得意门生毛泽东、蔡和森也自湖南赶来，了解赴法勤工俭学事宜，暂时落脚在鼓楼东豆腐池胡同九号（今十五号）恩师的寓所。青年毛泽东，首次出现在北京的胡同里—是否也穿一袭蓝布长袍、挟一柄油纸伞，大步流星？

    杨昌济是《新青年》的支持者，也是他最早将《新青年》介绍给毛泽东等进步学生阅读。在其眼中，毛泽东、蔡和森正属于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新青年”，前途无量。他预言“毛、蔡将来必是中国的栋梁”。他1920年病逝前给章士钊写信，还举荐毛、蔡二人：“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重二子。”

    青年毛泽东在北京，不仅有理想，也有爱情。他借宿于杨宅南房靠院门的单间，每天都能看见恩师的女儿杨开慧的倩影。这一对志同道合的青年男女，经常在胡同里散步、在四合院里聊天，并且给庭院内新植的枣树培土、浇水，这棵枣树是二人真情萌动的见证。据说建国后，本院的住户特意给中南海毛主席的居所送过新采摘的鲜枣。不知毛主席是否品尝了？他目睹数十年前邂逅的一棵老树结出的新果，肯定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青年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做助理员，也是因杨昌济的介绍。他与蔡和森搬到北大附近的景山东街三眼井吉安东夹道7号（今为吉安左巷8号），与另外六位年轻人（皆是来京的新民学会会员）合租了三间北房，共挤一张大炕——火烧得很旺吧？毛泽东曾写道：“八个人居三间很小的房子里，隆然高炕，大被同眠。”这恐怕已构成他青年时代难以磨灭的记忆。谭伊孝对此曾有点评：“当年寓此的年轻人，大概谁也没想到他们之中能有一位在三十年后会掌握全中国的命运，主宰中华大地的沉浮。”

    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打工”期间，常与李大钊、邓中夏等人畅谈国事、家事、天下事。天寒地冻的北京，曾燃烧过他们火热的青春。毛泽东还去过八道湾造访鲁迅，可惜失之交臂，只遇见留在家中的周作人。

    毛泽东在1949年登上天安门城楼，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曾两度踏上北京的土地：1918年8月19日是其首次抵京的日子，住了半年多；第二次则是1919年12月，他率领湖南各界“驱张”（驱逐湖南督军张敬尧）请愿团，顶着严寒北上，投宿在北长街99号（今为20号）福佑寺后殿。次年4月，他南下去上海。他与北京再见面，要等到29年之后了。

    29年之后，昔日的热血青年，已是这泱泱大国之领袖。他在天安门城楼上挥手致意—既是面对操练的士兵（阅兵式）以及欢呼的群众，也是面对昨天的自己。

    弹指一挥间，他由客人变成了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