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长庚(1811~1880年)名椿,一名闻翰,字玉山(一作玉珊)。祖居安徽怀宁石牌镇,其父程祥桂是道光年间三庆班掌班人。程长庚幼入三庆班坐科,道光二年(1822年)随父北上入京,始以《文昭关》、《战长沙》的演出崭露头角,后为三庆班老生首席演员。自道光至咸丰年间,任三庆班主,精忠庙庙首,三庆、春台、四喜三班总管。他的演唱熔徽调、汉调、昆曲等之优长于一炉,以徽音为主,当时称徽派。倦游逸叟在《梨园旧话》中说他“乱弹唱乙字调,穿云裂石,余音绕梁而高亢之中又别具沉雄之致”。他的表演善于体察人物的性格、身份,注重表现其气质、神采,做功身段沉稳凝重。他为人正直、戏德高尚、技艺精湛,备受同行的推崇,与张二奎、余三胜并称“老生三杰”、“三鼎甲”。晚年,他注重人才的培养,创办了三庆科班,其中陈德霖、钱金福、张淇林等人,都是三庆科班培育出来的京剧人才,杨月楼、谭鑫培、汪桂芬、孙菊仙也是程门弟子。 程长庚走红时,恰恰在两次鸦片战争时期,饱受西方列强凌辱的中国民众普遍有呼唤英雄的心理,至少可以从其舞台的壮士形象中获得些许安慰。 我国戏曲演员由于社会职业、历史地位与生活习惯等诸多方面的因素及作用,形成了一种爱国、尊师、助同行的传统美德,即戏德。正是由于这种美德的长期沿袭,从而维系了戏曲事业的巩固与发展,促进了戏曲艺人的互助与团结,也加强和完善了戏曲艺术家在观众心目中的美好形象。梨园泰斗程长庚,就是具有这种崇高美德的典范。 辰穆公在其所著之《伶史》中称,程的品德“虽古时贤宰相,比之亦不及矣!”而其艺术成就,《燕尘菊影录》里更说,程是“融昆弋声腔于皮黄中,匠心独运,遂成大观”,台上表演又是“一经出场,不啻现身说教,使观者如面古人,肃然起敬”,尤为可贵的是,“长庚视同行如手足,艺友每遇家资拮据,他便勇解私囊从不吝惜”,而他自己却是“布衣粗食,素资甚微”。作为当时三庆班的班主、四大徽班的总管、精忠庙的庙首,他还是惟一受过咸丰(文宗)皇帝恩赐的五品顶戴的艺人,在生活上却极简朴,“终年身着一件旧布蓝衫,犹如乡下教书先生”。清代每遇皇帝去世便要“遏密八音”,停止一切娱乐活动,此时戏曲艺人几都生活无着。于是,长庚便带领他们到城外小茶馆去唱“清音桌”,得到一点微薄收入,他全都归众所有,自己却分文不取。 道光二十年(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清政府与洋人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全国人民莫不义愤填膺。这时“长庚痛欲绝”,从此“谢却歌台,终日闭户不出,郁郁于心”。不唱戏便无生活来源,于是他经常寅吃卯粮、食无隔宿,友人劝他“出山权宜,以解燃眉”,他“泫然涕泪曰:‘国蒙奇耻,民遭大辱,吾宁清贫亦不浊富。何忍作乐歌场!’”说罢“潸然泪下”。这种忧国忧民、乐善好施的品德,即便是今天看来,也同样是值得人们尊仰和效法的。程长庚算得上是京剧第一号英雄,有廉颇老将之风。他走红时,恰恰是在两次鸦片战争期间,饱受西方列强凌辱的中国民众普遍有呼唤英雄的心理,他们至少可以从舞台上的壮士形象中获得些许安慰。有人以杜甫的诗风比拟程氏的唱腔,谓为“天风海涛,黄钟大吕”。而“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则更能够表现程氏雄浑沉厚的艺术风格。当时,“伶界大王”谭鑫培也颇受相当一部分票友的青睐,程长庚却持有异议:“惟子声太甘,近于柔靡,亡国音也;我死后,子必独步,然吾恐中国从此无雄风也。” 拥护谭派的人认为程长庚之言证明了同行是冤家。不妨理解为一代宗师孤傲不群的气节和对弟子不肖的遗憾,倒更确切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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