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势焰薰天的时候

    当和珅势焰薰天的时候，朝中虽有人敢于碰硬，但根本撼不动他。早在乾隆五十一年（１７８６年）六月，御史曹锡宝就想以参劾和珅的家人刘全奢侈招摇入手，以期打开缺口，攻一攻和珅。但曹锡宝做事不密，将折稿拿给老乡吴省钦过目，希望他帮助润色。不料吴省钦正是和珅的亲信，连夜派人赶赴热河向在那里扈驾的和珅告密，使和珅预先采取了对策。结果，曹锡宝反而受到皇帝的诘难，有口难辩，最终落得个革职留任的处分。数年后，内阁学士尹壮图针对和珅创立议罪银的危害，上书建言，请求永停此例。和珅以其折中“商民半皆蹙额兴叹”一语激怒乾隆，抓住不放，让尹壮图到山西、直隶、山东、江苏各省去查验仓库，并与各督抚对质所交议罪银是否取自下属？结果可想而知，什么也查不出来，尹壮图只得自认虚诳，下刑部论罪，差点丢了性命。从此，别人也就敢怒而不敢言了。
    民间流传着很多刘墉（即“刘罗锅”）、纪昀（晓岚）等智斗和珅的故事。其实，刘墉（比和珅大三十岁）、纪昀（比和珅大二十六岁）两人在朝中虽居高位，但一直没有担任过军机大臣进入中枢，而且乾隆还批评刘墉遇事模棱圆滑、纪昀读书不明事理，他们都不可能与和珅有多少直接碰撞，档案和正史中也没有这方面的记载。和珅遇到的真正对手是其在军机处的几位同僚。领班军机大臣大学士阿桂（比和珅大三十三岁），出将入相，德高望重，对和珅总是不理不睬，一同上朝时则远离和珅站立。和珅一直嫉恨他，但因乾隆对阿桂信任倚重，搬不倒他。于是，有时就有意上前套近乎，阿桂也不买帐。大学士王杰（比和珅大二十五岁），为乾隆二十六年状元，学问优长，刚直清廉，遇事坚持原则，始终与和珅保持着一定距离。一天，王杰下朝后回到值房，正在独坐沉思，和珅走了进来，拉着王杰的手，对这位年近七旬的老前辈开了一句玩笑：“你的手怎么这么柔软呀？”王杰马上抽回手，正色回敬道：“王杰手虽好，但不能搂钱！”和珅一下臊了个大红脸。从此，对王杰恨之入骨。但因乾隆对王杰知之甚深，“和珅虽厌之而不能去”。尚书董诰（比和珅大九岁），书、画俱为乾隆赏识，正直敢言，有古大臣之风，“与王杰扌耆 柱其间”，和珅也排挤不动。正邪不两立，最终在军机处形成了一种奇怪的局面，每天上班，军机处大臣五人竟然不在一起办公，只有阿桂一个人在隆宗门内军机处值房，王杰与董诰在南书房，福长安在内务府造办处，和珅或在内右门内房间，或在隆宗门外靠近造办处的房间，即使随皇上在圆明园，仍不在一处办公。为此，御史钱沣曾专门上折奏请恢复旧规，让军机处大臣们集中在一处办公，遇事好商量，也免得司员们来回奔走请示，实际上矛头就是冲着和珅的。乾隆虽然朱批“所奏是”，但也不了了之。和珅嫌钱沣多事，此后“凡遇劳苦事多委之”，没多久就把钱沣累死了。

    和珅为了防范未然，又采取了一些措施，变更制度，加强对言路的控制。例如，他规定内外章奏必须同时备送一份副本给军机处，以后御史缺出只能用六十岁以上的老臣担任，等等，把皇上的耳目变成了自己的耳目。

    权力没有了监督，没有了制约，和珅真正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专擅朝政，为所欲为。由于其权势太大，当乾隆五十八年（１７９３）英国使臣马戛尔尼访华时，就曾听到“许多中国人私下称之为二皇帝”。

    和珅深受乾隆宠信，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和珅是个敛财的好手。乾隆晚年自以为国运昌隆，文治武功，超迈古今，自号“十全老人”，志得意满，于是大兴土木，奢华自奉，如为自己建造准备禅位后居住的宁寿宫，举行万寿大典、千叟宴等，这些都需要大量银子。和珅绝不会像那些“迂儒”的官员那样提醒皇上要居安思危，导奢入俭，他反而会主动迎合乾隆的意图，在不大动用国库的情况下，通过各种手段从各级官员和商人手中搜刮大量金银和珍宝，去满足乾隆的这些奢靡需费。如乾隆五十五年（１７９０），皇帝八旬万寿，和珅总管其事，他令外省三品以上大员俱要进献，在京各部院堂官要捐出薪俸，而两淮盐商更要捐银四百万两。和珅还创立了一种议罪银制度，即让有过失的官员交纳罚银代替处分，少则数千两，多则数万、数十万两。这种议罪银不像官员罚俸一样交到国库，除少数作为河工海塘经费或解充军需外，都直接交到内务府入了皇帝的私人帐户。为此，和珅还设立了专门办理此事的“密记处”，建有专档——《密记档》。许多督抚大员等都受到这种类似敲诈的处罚，而他们又把损失层层摊派下去，最后加倍落到了老百姓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