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山西长治说

    最新奇、最独特的说法，要算“山西长治说”了，这种说法又称“潞安说”。因为当今的长治市，就是清代的潞安府。此说认为，慈禧压根就不是满洲人，她的生身父亲也不是惠徵。
    此说正式提出于１９８９年。先是这年的６月２３日，长治市郊区下秦村农民赵发旺（自称是慈禧五辈外孙），到长治市地方志办公室找到负责人刘奇，说慈禧是长治县上秦村人，并交出了一份五位老人联名、还人人按了手印的书面材料，要求政府帮助澄清。此后的九月，长治市志办的人员到上秦村对慈禧的身世做了调查。十月八日，长治市志办负责人刘奇写的《慈禧太后是长治人》一文，在《长治日报》发表，长治说开始引起社会反响。

    此说所依据的“铁证”，主要是百年来流传于当地特别是长治县西坡村和上秦村一带关于慈禧童年的口碑传说。

    据说，慈禧原本是长治县西坡村汉族农民王增昌之女，名叫王小慊，四岁那年，因家贫，母又病死，被卖给上秦村宋四元家，改名宋龄娥。龄娥天资聪明，爱唱小曲，宋家夫妇把她视为掌上明珠，七岁时送书房上学，九岁时就会双手写字。不料其十一岁上，宋家又遭灾难，因而被转卖给潞安府知府惠徵家做丫头。一次，惠徵夫人富察氏发现龄娥两脚底下都有一个瘊子，被视为福相而收作养女，改姓叶赫那拉，更名玉兰。惠徵又请人教她填词作赋，玉兰出落得越发灵敏可爱。后来参加皇帝三年一次的选秀女，被选中入宫，从妃嫔一步步升成了皇太后。当了皇太后的慈禧，爱吃长治的地方食品：黄小米、玉米面、壶关醋、萝卜菜；偏袒重用长治人长治官员：长治人原殿鳌犯了欺君罪因慈禧讲情而免死，提拔了山西五台人徐继畲、长治人郭从矩，１９００年逃到山西时还接见了潞安知府许涵度；爱看山西地方戏上党梆子；爱唱山西民歌；关心长治人的疾苦，曾专拨银粮赈济长治灾民，等等。

    与传说相呼应还有大量的物证：在上秦村关帝庙后，至今保存着一处“娘娘院”，被认为是慈禧入宫前住过的院落；在西坡村王氏家谱上，更明确写着“王小慊后来成为慈禧太后”的话；在位于西坡村外羊头山西麓的荒滩岸边，甚至还有慈禧生母的坟；在长治市城区原潞安府后院保存有“慈禧太后书房院”；而在上秦村宋家的土炕上，又刨出了慈禧给宋家的信，光绪、宣统年间清廷特制皮夹式清代帝后宗祀谱以及慈禧本人的单身照片，等等。林林总总，口传、实物和文献，各种证据共达三十八项。

    为此，宋四元家的后人，自称是慈禧四辈、五辈侄孙女的宋双花、宋六则等曾联名写信，要求政府调查澄清。长治地方的男女老少，众口一词，并纷纷画押公证：慈禧是长治人。长治市为此专门成立了慈禧童年研究会，《长治日报》连篇刊载了有关慈禧童年及其家世的文章，认为“慈禧太后本是山西汉人”。近几年，长治慈禧研究会还陆续编辑出版了《慈禧童年考》、《慈禧童年——解开百年不解之谜》等书，拍摄了《慈禧是长治人》、《慈禧后代、乡亲话慈禧》的电视片、资料片，举办了慈禧童年展览，等等。

    山西长治说，从人证到物证，纷纷扬扬，似乎证据最确凿，但在史学界，争议也最激烈。

    １９９３年长治市慈禧研究会与北京史学会联合召开了“慈禧童年学术研讨会”，有三十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研讨。有的专家认为：长治市慈禧童年研究会“经过多年的深入访问调查，提出了自己的学术见解，认为慈禧出生于山西长治，这是关于慈禧童年研究中值得重视的一种意见”。还有的专家学者认为，社会上流传的慈禧生于内蒙、安徽、浙江等说法可以排除，但“山西长治说”和“北京说”可以并存。但有的专家学者对慈禧生于长治的说法，也提出了一些疑点和不同看法，他们认为，此说太富于传奇色彩，物证中有许多地方失实。

    其一，慈禧生母的坟，这是长治说的物证之一。据长治说的说法，在１９５８年西坡村曾平了许多坟，六七十年代时，该村和全国一样，在“农业学大寨”高潮中也曾到处平坟造地，但“因该墓系慈禧太后生母之墓，得以保存至今”。反对长治说的学者观点正好相反，他们认为，“自清末以来，慈禧太后的名声一直不太好，特别是建国以后，慈禧太后更成为一个臭名昭著的人物”，“文革”中，还一度在全国掀起了批判慈禧的高潮，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许多历史名人的墓被毁被平，怎么会在西坡村独留下慈嬉生母的坟？

    其二，慈禧给宋家的书信残片，据说是慈禧的五辈孙宋六则，从当年慈禧所住房屋东面的土炕里刨出的，这是长治说的又一证据。但反对此说者，将其和清宫档案中光绪二十六年（１９００）慈禧写的便条及咸丰刚刚去世时慈禧写给恭亲王奕D的密谕进行鉴别对比，认为明显不是慈禧的手笔。再看全信的内容，支离破碎，仅剩下了四十五个字，而由“山西说”的学者按自己的思想猜测增加上去的竟达一百一十八个字，并且关键性的字是加上去的，所以可信度很低。另外请人代写这种私密信，不符合慈禧一贯的做事性格。在清宫档案中，有一些慈禧写的便条和密旨以及元旦开笔所写的吉字等，都是慈禧亲写的。

    其三，至于王氏家谱上写的“王小慊后来成为慈禧太后”的话，反对“长治说”的学者认为“这只是后人所为，是什么人所加，根据是什么都不知道”，在没有弄清来龙去脉之前，更不足为凭。

    其四，清制黄皮夹，说它制于清光绪年间可能是正确的，但是说持此皮夹者应为高级官员和皇亲国戚则不一定，从这个皮夹就推断出宋四元夫妇为慈禧太后（养身）父母也缺乏根据，而说它是慈禧“让家人作为进京入宫谒见皇太后的通行证”，更是与清朝宫廷制度不符。

    除以上各种疑点外，反对“山西长治说”的学者，又从清代的起居注档、上谕档、朱批奏折等档案中，详细查对了历任潞安府知府的任职年代。从道光五年至咸丰元年（１８２５—１８５１），潞安知府前后共七人：道光五年六月至十五年七月，知府马绍援，任职十年一个月；道光十五年八月至十八年三月，知府达镛，任职两年半；道光十八年四月至二十八年八月，知府多慧，任职十年五个月，其中道光二十四年，多慧因大计卓异，赴京由吏部引见皇帝，知府之任由同知陈维屏护理；道光二十八年九月至咸丰元年五月，知府珠陨，在任两年七个月；咸丰元年六月至九月，知府万济堪，在任三个月，期间八月曾拟调袁彦龄，但袁未上任，知府实际还是万济堪担任；咸丰元年十月始，知府金君善。

    也就是说，在这二十五年中，潞安府七任知府中，均没有惠徵的名字。而且在惠徵的任官经历中，也没有查到任过这一职务的记载。故这些学者提出：既然惠徵没有在潞安任过职，甚至没有到过潞安府，怎么会存在慈禧在潞安被卖到惠徵家之事？

    显然，在这些疑窦没解开之前，“山西长治说”也不能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