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突然性暴亡

    到了光绪三十四年春，也就是光绪临终前半年，其病势已十分严重，宫中御医已均无良方可施，眼看光绪就要不行了，清廷这才急忙征召江苏名医陈秉钧、曹元恒来京入宫诊视。紧接着又向直隶、两江、湖广、山东、河南、山西等督抚发出电旨：入春以来，皇上欠安。在京各医，诊治无效。希各处精选名医，迅速来京，恭候传诊。各省接此电旨，很快就保举吕用宾、周景涛、杜仲骏、施焕、张鹏年等名医来京。并分别致电直隶、四川、云南、贵州等省督抚，告知速送川续断、苏芡实、北沙参、苡米、广陈皮、桑寄生、杭白菊、茯苓、甘枸杞等御用上品药材。可为时已晚。此后，主要由以上诸人为光绪诊脉开方，如光绪三十四年（１９０８）三月初九日，江苏名医曹元恒在医案中写道：皇上肝肾阴虚，脾阳不足，气血亏损，病势十分严重，在治疗上不论是寒凉药还是温燥药都不能用，处于无药可对症的严重病状。只得开些平安药：鳖甲心三钱，水灸；新会皮七分、云茯苓三钱、飞辰砂三分、拌；石决明四钱，盐水煅；盐半夏一钱五分、粉罴榭三钱、杭菊瓣一钱、炒谷芽四钱，水煎服。五月初十日（６月８日），陈秉钧更在“脉案”上写有“调理多时，全无寸效”之语，光绪的病状更加复杂多变，脏腑功能已经全部失调，死亡只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了。
    光绪本人对自己病情日益加重也十分着急，在他亲述的病原中，一再指责御医们无能。光绪三十四年（１９０８）五月二十六日，他因自己的病虽“屡易方药，仍属加重”而斥责御医们：“病势迁延，服药总觉无效，且一症未平，一症又起。”七月十七日，他责备御医：“服药非但无功，而且转增，实系药与病两不相合，所以误事！”八月初七日，他更申斥御医是：“每次看脉，忽忽顷刻之间，岂能将病详细推敲？不过敷衍了事而已。素号名医，何能如此草率！”等等。这些斥责严词，在他的病原中经常出现，反映了他焦躁绝望的心情。

    关于光绪在死前数月其病就已无望的问题，还可以从当时的江苏名医杜仲骏所写的《德宗请脉记》一书中得到印证。杜仲骏是在光绪三十四年七月以后被征召到京专为光绪帝治病的。他在七月十六日第一次入诊后，立即对吏部尚书陆润痒说：“我此次进京，满以为能够治好皇上的病，博得微名。今天看来，徒劳无益。不求有功，只求不出差错。”这些说明，这些名医此时对光绪的疾病已是无能为力，只有敷衍了。

    从光绪临终前的病情看，十月中旬，光绪的病情进入危急阶段，十月十七日，周景涛、吕用宾、杜钟骏等为光绪诊得的脉象为：左寸关弦数，右细数，两尺略缓。所有腰痛腿酸等症，绵绵日久不愈，以致步行艰难，肢体倦软。现在咳嗽气逆发喘，日甚一日，夜寐每为咳嗽所扰，竟不成寐。饮食不易消化，种种病情，皆虚损见象。根据此病案，可以看出，光绪之病，除原有症状外，咳嗽气逆发喘尤为突出，并影响了睡眠，以致夜不成寐，则更导致其他症状的加剧。他已出现肺部的炎症及心肺衰竭的临床症状。光绪皇帝已是极度虚弱，元气大伤，处于病危状态。杜钟骏私下对朝臣说：“此病不出四日，必有危险。”

    十九日，光绪的病象已呈现：胸闷气短，咳嗽不断，大便不通，清气不生，浊气下降，全身疲倦乏力。此时，御医们一致“甚感棘手”，仅开些调摄之方：地骨皮二钱，干草水泡，肥知母一钱五分、淮牛膝一钱五分、苦杏仁二钱、去皮尖、霜桑叶一钱五分、炒积毂六分、川贝母三钱去心、枇杷叶一钱五分去皮灸、云茯苓二钱、桑白皮一钱五分。引用荸荠汁、萝卜汁各半酒杯，兑服。此时，死亡已向光绪靠近。

    二十日，光绪已是：眼皮微睁，流着口水的嘴角在轻轻颤抖。当天夜里，光绪开始进入弥留状态，肢体发冷，白眼上翻，牙关紧闭，进入昏迷状态。到了二十一日的中午，脉博似有似无，眼睛直视，张嘴倒气。拖到傍晚，终于六脉断绝，光绪怀着一肚子的怨恨与世长辞了。

    根据翔实的清宫医案，专家认为：追究光绪的死因，是属于虚痨之病日久，五脏俱病，六腑皆损，阴阳两虚，气血双亏，终以阳散阴固，出现阴阳离决而死亡。从现代医学来分析，则主要是肺结核、肝脏、心脏及风湿等长期慢性消耗性疾病，导致了抵抗力下降，出现了多系统的疾病。其直接的死亡原因，可能是心肺功能的慢性衰竭，合并急性感染所造成。从光绪亲述病原及其脉案所载的病因病状及死状来分析，他自病重至临终之时，其症状演变属于进行性的一步步加剧恶化，并没有特别异常症状出现，既无中毒或其他伤害性的征象，也没有突然性暴亡的迹象，应该属于正常病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