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漫漫长夜无尽头

    在清宫之中，太监的上层人物，如总管、首领太监，还是比较幸运的，他们不仅生活待遇较高，行动比较自由，而且在犯有错误过失之时，所受的处分相对来说也是比较轻的。至于那些普通太监就完全不同了，皇帝及其他主子从来就未曾拿他们当人看待，他们只有循规蹈矩，老老实实地侍候主子，在严厉的宫规家法面前，不能有半点的逾越和反抗。在这种长期的精神压抑和桎梏下，他们的思想渐渐变得麻木、空虚，甚至出现了种种的变态行为。这种悲惨的命运，并不为世人所知晓和理解，只有他们自己默默地吞咽这永无天日的痛苦。
    一般来说，总管太监、首领太监及一部分御前有品级的小太监，可以算得上是清宫太监中的“贵族”阶层了。他们在皇帝等主子面前是奴才，而在其他一般太监面前则是“老爷”。他们有权有势，可以根据宫中的制度和条例管理和役使一般太监，同时他们的生活待遇也相当优厚，随时都可能得到皇帝等主子的恩宠赏赐，而且还经常能够得到生财进宝的机会。更重要的是，这些上层太监常常在皇帝的特许下，程度不同地获得了部分的人身自由。根据清宫档案记载，许多敬事房的总管太监在宫外都有自己的住宅，其中有些是皇上赏赐的，也有一些是自己攒钱购置的。尽管他们大部分时间要在宫中值宿，但是仍有一定的时间，可以回到自己的私宅并和家人团聚。这种情况到了晚期更为普遍，像储秀宫的总管太监李连英在北京内外城的宅院就有四所之多。

    他们之所以能得到皇帝主子的格外恩宠眷顾，主要有以下原因：

    第一，他们在长期为皇帝及其他主子服务的过程中，对其性格、脾气、爱好、习惯等等都已经揣摸得清清楚楚，主子交办的事情，无需多费口舌，都能办得妥妥贴贴。他们聪明而不失于稳重，机智中又夹杂着几分狡诈，是一些善解人意的奴才。因此他们已经成为皇帝及其他主子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

    第二，根据祖制，为防止太监干政，清朝皇室并不要求他们有多高的文化程度。因此，宫中的太监许多都是文盲，其余的也仅仅是粗通文墨而已。但是，皇宫中藏有大量金银珠宝、服装衣饰、陈设家具、珍奇古玩、书籍字画等等，都属于皇帝一人所有，这就需要有一批安全可靠并且具有一定专门技艺和知识的太监来管理这笔巨额财富。实际上，皇帝的物质享受及精神文化生活的各种需求都要通过他们来体现和执行，这就使这批有技艺和知识的太监获得比较特殊的地位。

    第三，他们在服役过程中，凡出现错误过失，也同样要遭到严厉处罚，但他们每每都能习惯地接受下来。从他们多年积累的经验得知，处罚只是蒙受一时的屈辱和痛苦，而忍耐却能给他们带来一生一世的好处。他们所遵奉的信条就是“忍耐”。在清宫历史上，由于忍受不了非人的痛苦折磨，每年都有许多太监逃跑，或因生活空虚而赌博、吸毒、偷盗、斗殴的现象层出不穷，甚至由于对生活彻底绝望而走上自残自尽之路。这些采取各种方式消极反抗的众生相之中，极少有上层太监迹身其间，据统计，这种现象连百分之一都不到。相反，他们始终能保持着心理上的稳定和平衡，在行为上循规蹈矩，绝对忠实于他们的主子，并且自觉地和不遗余力地帮助皇帝及其他主子们维持宫中的正常秩序，充当封建制度的忠实卫道者。因此，清宫内一般中下层太监对他们这些人，除了敬畏之外，就只有反感厌恶，甚至于痛恨了。以至于嘉庆年间天理教徒起义，在起义军攻入紫禁城后，带路的太监首先要杀死的人竟是敬事房大总管常永贵，由此看来，这也是毫不奇怪的。

    尽管上层太监与一般普通太监之间有这样那样的区别，却无法回避一个事实，他们同样都是被阉割而丧失了做人的权利与尊严的男性奴仆。因此，上层太监纵然权势再大、待遇再优厚，他们也同样饱尝着人类难以忍受的生理上和精神上的痛苦折磨。一位晚清时期的宫女曾经回忆说：

    可怜的老太监，已经过了五月节了，上身已经穿得很单薄了，可下身还是鼓鼓囊囊的。据说他们因为生理上缺陷，多有淋尿的病，腰里不论冬夏，都要围着大毛巾，越到年老越厉害。……最明显的是膝盖上的护膝，常年缝在裤筒里，到了夏天显露得最清楚了。他们随时随地都有跪在地下的可能，不论在什么地方，假山石上，沙岸旁边，该跪一定要跪，丝毫不能犹豫，所以裤筒里常年缝着护膝。阔太监秋冬的裤筒子要用最好的皮子，李连英就用金丝猴皮作裤里子，又柔软又轻松又治关节炎。

    从上述回忆中可以看到这些上层太监的另一面，没有了往日飞扬跋扈的气势，而恢复了让人感到悲惨凄凉的一个普通太监的本来面目。

    前面所说的上层太监，充其量不过占全部清宫太监的１０％左右。就拿晚清宫中最典型的慈禧太后身边的太监来说，据光绪三十四年（１９０８年）的统计表明，她身边总共有四百七十六名太监，其中有官职品级的总管、首领及小太监六十七名，也不过占１４％而已。那么，占清宫太监百分之八十几的一般太监呢？他们则始终处于被压迫、被奴役的悲惨地位，从被阉割入宫的那天起，他们就失去了做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在此后几十年的漫长岁月里，他们将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在严厉的宫规下毫无选择地从事着简单、枯燥的工作。稍有不慎，就可能遭到皇帝及其他主子的呵斥和打骂，重者就要受到刑罚惩处。

    这些太监绝大多数是穷人家的孩子，是出于生活所迫并且希冀通过这个途径改善自身及家庭的生活状况而进入宫廷的。他们文化素质极差，进宫后在师傅那里所学到的仅仅是宫中的礼仪、规矩和如何侍候好主子，除此之外，他们就没有什么可学的、可想的了。实际上，由于自身条件的限制，他们不仅不敢想，就是让他们去想也是无从想起。几位晚清时的清宫太监赵荣升、张修德、魏子卿都曾生动形象地介绍了自己当时的心理状态，他们回忆说：

    旧社会，行行有行行的苦处，最要紧的是忍耐。我们在做徒弟的时候，什么都是逆来顺受，为了自己的前程，什么委屈只有压在心里。说一句不好听的话，就是别把自己当人看。可是千千万万干这一行的人，真的“出息”的有几个呢？真的“出息”了的人，回想自己当年的委屈，就要捞本，好好地享受一番，把当年自己受的，转给下一辈子。

    由此可见，清宫太监的心理是有一个发展演变过程的，归纳起来，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太监初入宫阶段。作为贫穷人家的孩子，之所以卖身入宫，或是养家或是糊口，总是要有所图的。皇家宫廷，对于他们来说是十分神秘而又充满苦涩希望的地方。进宫伊始，富丽豪华的皇室生活的表面现象使这些穷孩子惶恐、惊叹、新奇，再加上内心原有的企盼，就构成了最初阶段比较稳定的心理状态，因此，他们情绪稳定，驯服听话，努力学习和掌握宫中的一切礼仪和规章制度。但是，这个阶段的时间非常短暂。

    第二阶段，是清宫太监心理最不稳定的阶段。随着时间的推移，新太监逐步了解了皇家宫廷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也渐渐明白了自己的身份和地位。而对着无情的生活现实，最初稳定的心理状态迅即被打破了，并且分化为不同的心理状态。其中一部分人，由于比较聪明和灵巧，很快得到了皇帝及其他主子的赏识和提拔，这使他们对未来重新燃起了希望。但这仅仅是一小部分人。另外一部分人，在最初的希望完全破灭以后，并不甘心就这样了此一生。于是，他们以各种方式同命运进行抗争。其中逃亡是清宫太监最普遍的一种主动积极的抗争方式。但是，自清初以来在全国已经建立起十分完备的保甲户籍制度，对这些有着明显特征的太监来说，犹如天罗地网一般，没有内务府颁发的路引和执照，他们寸步难行，因此，许多逃出宫的太监东躲西藏，最终还是因为走投无路而自行投回领罪。可是在这种高压政策下，太监们依然不断地逃亡，一次被抓回，第二次照样还跑，有的太监逃跑竟达七次之多。再有就是造反，嘉庆十八年（１８１３年）九月十五日，林清、李文成领导的天理教起义，曾一度攻进了清王朝统治者的大本营——紫禁城，在这次起义斗争中，数十名太监参与了天理教组织，其中刘得财、刘金等五名太监做为内应，直接参与了攻打紫禁城的战斗。尽管在清宫档案中看到后来这些太监在被捕后表现都十分低劣，但这次事件在整个清代宫廷史中寥若晨星，是绝无仅有的一次。更多的太监是有意无意地采取了被动消极的抗争方式，如许多人参予赌博、斗殴、偷盗、吸毒甚至自残、自尽等违反宫规破坏宫内秩序的活动，虽然也表明了这些太监自身素质的低下，但同时更应该看到这是一般太监心理失衡的一种表现形式。这一部分敢于与命运抗争的太监人数不少，可是，在强大的皇权和根深蒂固的封建制度面前，太监无疑是太渺小了，命运已经注定他们永远是输家而无法取胜。实际上，多数太监在这种情况下，依然保持着消极的忍耐态度，正如前面几位晚清太监回忆中所说的那样逆来顺受，因为他们总是抱着一线希望，等待着命运中的奇迹出现。

    第三阶段，是清宫太监的心理状态重新趋于稳定的阶段。在这个阶段，那些敢于抗争的太监经过多次失败后已感到筋疲力尽和麻木，而那些本来就安心忍耐的太监这时就更加习惯于命运的安排了，更何况他们已经“多年的媳妇熬成了婆”，完全把心理上的不平衡转嫁发泄到那些做徒弟的新太监身上了。

    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爆发，绵延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根据民国的《优待皇室条例》，清朝的最后一个退位皇帝溥仪在紫禁城继续盘桓了十三年。１９２４年，北洋直系将领冯玉祥发动了北京政变，并把溥仪驱逐出宫，直到此时，伴随着封建的宫廷制度而产生的畸型怪胎——太监制度也最后寿终正寝了。

    几千年来，帝王将相、文人骚客、才子佳人，无一不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自己的印迹与位置。但是作为太监这样一个身体被摧残、人格被侮辱、地位卑贱的奴仆群体，却无法享受到同等的待遇。根深蒂固的封建正统文化根本不屑于表现他们，给予他们更多的是轻蔑、嘲弄和厌弃。这就是太监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