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金字塔下落榜多

    在清代，孩子们一生下来，即被灌输科举文化。启蒙读物之一就是大宋真宗皇帝赵恒所做的《幼学文》，诗中云：“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公开鼓励人们从小就为“金榜题名”而奋斗。
    科举的进步之处就在于“使草野寒酸登进有路，不假凭藉，可致公卿”。在清代，朝廷一向称科举为“抡材大典”，标榜“珊网无漏”，“选无遗珠”，目的就是欲举天下之贤智才能，咸纳于其彀中。

    但科举的名额毕竟有限。在清代，一般全国秀才的名额约在两万五千名左右；乡试录取名额在一千五百名左右；会试录取名额在二百五十名左右。从童试到会试，淘汰率都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对于寒窗青灯的士子们来说，层层淘汰的现实无法绕过。

    有人做过统计，在清代，一个人从童试开始到殿试，前前后后要经历大大小小各级考试（包括各种复试）至少十多次。当然，这只是一种理论上的推论，必须建立在每一级考试都能一次通过的基础上。而这种情况现实中十分罕见，更多的情形是，许多士子很可能在某一级的考试上原地踏步，蹉跎岁月。比如康熙四十二年（１７０３）癸未科的殿试状元，江苏宝应（今宝应县）人王式丹（１６４５—１７１８），二十来岁考上秀才，中举人时已是五十八岁。换句话说，王花了近四十年的时间，才走完了从秀才转变为举人的路。王式丹还算是幸运的，最后终于“金榜题名”，而更多的士子则可能永远“科场蹭蹬”、“穷经而死”。

    “金榜题名”固然是人生喜剧的顶峰，但落榜者永远是大多数。名落孙山对士子们来说，从精神到肉体都是一种煎熬。《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对此曾有过一番诛心的描写：“秀才入闱，有七似焉：初入（闱）时，白足提篮，似丐。唱名时，官呵隶骂，似囚。其归号舍（考棚）也，孔孔伸头，房房露脚，似秋末之冷蜂。其出（考）场也，神情惝恍，天地异色，似出笼之病鸟。迨望报（发榜）也，草木皆惊，梦想亦幻。时作一得志想，则顷刻而楼阁俱成；作一失志想，则瞬息而骸骨已朽。此际行坐难安，则似被絷之猱。忽然飞骑传人，报条无我，此时神色猝变，嗒然若死，则似饵毒之蝇，弄之亦不觉也。初失志，心灰意败，大骂司衡无目，笔墨无灵，势必举案头物而尽炬之；炬之不已，而碎踏之；踏之不已，而投之浊流。以此披发入山，面向石壁；再有‘且夫’‘尝谓’之文进我者，定当操戈逐之。无何，日渐远，气渐平，技又渐痒；遂似破卵之鸠，只得衔木营巢，从新另报矣。”

    尽管如此，大多数的士子，为了“金榜题名”，依然义无反顾，前赴后继。清朝二百多年间，“白发童生”，“寿星举人”现象十分普遍。康熙三十八年（１６９９），广东顺德百岁老人黄章由曾孙陪着千里迢迢来到京师会考。入考场时，老人家特意叫曾孙打着“百岁观场”的灯笼在前引导，轰动了整个士林。嘉庆十八年（１８１３）两广总督蒋攸奏报上年广东乡试考生中，年上八十的有陈彭寿等十人；七十以上的如何章度等更是多达一百零二人。蒲松龄先生十六岁时就中了秀才，但此后在乡试中却屡战屡败。七十二岁时，还在顶风冒雪赶考，总算博得个岁贡的功名。悲喜交加之余作《蒙朋赐贺》诗一首：“落拓功名五十秋，不成一事雪盈头，腐儒也得宾朋贺，归对妻孥梦也羞。”

    科场上瞬息万变，有时还会发生喜极生悲的事情来，包括意外事件。清宫档案记载：嘉庆二十五年（１８３０）十月，兵部尚书丰绅济伦等奏：江苏武举潘兆龙殿试不到。后查明“十月三十日在太和殿考试，是日黎明即骑马赶赴，不意行至正阳门桥上，因石道水滑，马失前蹄，跌伤左腿，发晕多时方能起立。即雇车拉往医家调治，彼时因疼痛难忍，心慌意乱，未曾著人赴兵部呈报。”还是这一年武科殿试后，进行隆重的传胪大典，状元徐开业与探花梅万清居然都没有到班。于是兵部议奏请求严加处分。“查传胪典礼攸关，徐开业等以草茅新进，未谙大典，不克期进行礼，殊属迟误，相应据实参奏。”嘉庆皇帝还算开恩，没有砍他们的头，但状元与探花还是丢掉了，而且还罚他们下一届不准参加会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