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阴阳科场术

    道不行，而术生矣。为了尽快缩短到达幸福彼岸的路程，一些考生，尤其那些平时不用功而又好投机取巧的人，便开始打一些不规矩的主意。在清代，科场上的各种不正之风随着时间的推移呈愈演愈烈的趋势。
    在清代，政府制订有一整套的系统防范措施。比如，考官回避、考场搜检、试卷糊名弥封、朱卷誊录等等规章制度，以防来自考生的作弊和官方的腐败，保证科考的公平与公正。清政府对考生作弊的处罚很严厉。一旦被发现，按照《大清律例》，作弊者要被枷号（在街头带枷示众）三个月，然后发烟瘴（边疆）地区充军。据史载：乾隆九年（１７４４）因为科场作弊之风太猖獗，为杀一儆百，乾隆皇帝命大臣舒赫德等在顺天府乡试考场实施严打，所有入场的士子都遭到彻底的搜身检查，果然查出了许多夹带的士子，据当时目击者记述，贡院内外一排排站满了被枷号示众的士子，一眼望不到头。

    清朝考生科场作弊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夹带，即事先将应试资料藏在身上，混过搜身带进考场。中国历史博物馆现藏有一件清带考生作弊的衣服，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考试答题。另据报刊披露，前不久，在苏州发现了一个清代考生夹带的小册子，体积很小，一粒米大的空间能写下六个字。这两种作弊工具据判断应该出现在清末，因为道光、咸丰以前，士子入场的搜检十分严格，不但解衣，还要脱靴。而印制蝇头小楷作弊小册子，同治以后才风行。当时人们一般将它藏在果饼、衣带靴帽，或考篮笔砚等器皿的夹层中。《钦定科场条例》规定：“士子如有怀挟或头场夹带二三场、二场夹带三场，俱于举场前按律枷号斥革，父师一并究治。”“士子入场，衣服器具均经定有成式，违者在外截留。”当然，夹带有时还包括其他形式，比如递纸条等。嘉庆二十年（１８１５）江苏巡抚张师载上奏说，海洲举行童试，封门后，发现院内潜伏一人，后又在场内发现一名粘贴假号四外乱望的童生，一查原来二人是一伙，潜伏之人是给后者递条子的。另外，由夹带还衍生出许多其他内外传信的各种方法，官方也十分重视。《钦定科场条例》规定：“考试届期，凡举场附近居民有遥点灯竿，连放爆竹及举放鸽鹞、抛掷瓦等弊，即行拿究”。

    除了夹带，考生出钱请人假冒自己的名字入场考试的现象也十分普遍，清代人称“枪替”。当时，照像技术尚未发明，考生身份主要靠官府与乡里的文书保结来证明，想搞冒充，有一定的发挥空间。当时社会上存在着一些专门冒名顶替代考试的专业群体，人称“枪手”。嘉庆二十年（１８１５）御史孙升长在写给皇帝的一个报告中曾指出，“顺天（今北京）一府为首善之区，其枪冒顶替尤不可不严为杜绝。近闻通州每届二十开州县童试之期，竟有不肖廪保串通学书门斗设立私局包揽顶替代。将近考试先将枪手窝在局不令外出，复于酒茶社色勾引诸童公然议价，视每县考童人数之多寡定价之高下，议价后将诸童至私局，更相面议，以便场中寻觅。”这种中间掮客抽头很高，竟高达童生支付费用的十分之三。那些枪手，多是经历过科场的经验老手，功底不凡。嘉庆二十五年（１８２０）广西乡试抓到一名叫饶觐光的“枪手”，其出身竟是“举人捡选知县”。“枪手”当然也十分危险，一旦被揭穿，雇佣双方的刑罚都很重。嘉庆十六年（１８１１）浙江巡抚蒋攸奏报乡试中抓到“枪替”案，结果查出潜县童生席如恒雇请枪手韩仁裕进场代考，“议明取进后每人酬谢洋钱七十元。”对此，官府做出如下判决：“查例载学臣考试随棚代考之枪手审实枷号三个月发烟瘴地面充军。”雇人者与枪手“合依代考他枪手枷号三个月发烟瘴地面充军，雇请之人及包揽之人并与同罪例各枷号三个月发烟瘴充军仍照各例改发极边足四千里面刺烟瘴改发四字。”

    “场”内夹带枪替毕竟太初级，风险也大。其实有时候，“场”外的操作会更有作用。虽然清朝明文规定“士子寅缘贿赂，交通关节者，从重治罪。”清初私受行贿之学政，甚至被腰斩，但此风一直没有断绝。雍正年间，湖北学政俞鸿图，贿卖生员学额，赃私愈万。被湖北巡抚王士俊参劾，讯实正法，被腰斩。雍正十二年（１７４７）上谕云：“学政科场，乃国家兴贤育才之要政，十余年来不闻有婪赃败检之劣员，以为试事渐次肃清。今观俞鸿图纳贿营私，受赃累万，则各省之学政是否澄清，朕皆不敢深信矣。盖学政与督抚同在一省，学政之优劣，督抚未有不深知者，止因督抚有所请托分肥，必致瞻徇情面而代为隐瞒。俞鸿图之贪婪藐法，非遇秉公持正之王士俊，未必即行参奏。又如昔年张廷璐在河南学政时，柔善沽名，非遇田文镜亦岂肯据实参奏。各省若有考试不公徇情贪贿者，除将学政从重治罪外，该督抚必以溺职罪严加处分，谕直省督抚知之。”

    咸丰八年（１８５８）戊午科顺天乡试，大学士柏为正主考，户部尚书朱凤标、左副都御史程廷桂为副主考。发榜后，有满洲平龄中式第七名。这个平龄素娴曲调，曾玩票登台演戏。为此引起物议纷纷，说戏子亦会中高魁？御史孟传金上奏劾平龄试卷朱墨不符，请特行覆试。咸丰下谕派载垣、端华等查办，不准稍涉徇护。果然，磨勘官复勘平龄试卷，发现草稿不全，诗文内误字疵谬太甚。同时还顺带发现应议之卷的人达五十名之多。柏先行革职，朱凤标、程庭桂解任。之后，又在平龄案内审出兵部主事李鹤龄代刑部主事罗鸿绎勾通关节，嘱买同考官编修浦安，更改试卷，并托柏家人关说柏等情节。舆论为之哗然。九月十三日，咸丰下旨：“科场为抡才大典，交通舞弊定例甚严。不意柏身任大学士，在内廷行走有年，曾任内务府大臣、军机大臣，且系科甲出身，岂不知科场定例，竟以家人求情，辄敢撤换试卷，既有成宪可循，就所供情节详加审核，法难宽宥，言念及此，不禁垂泪。柏著照王大臣所拟即行处斩，派肃顺、赵光前赴市曹监视行刑。已革编修浦安、已革举人罗鸿绎、已革主事李鹤龄，著照例斩决以昭炯戒。副考官户部尚书朱凤标于柏撤换试卷，闱中并未查讯，出场后又不即行参奏，照例知情徇隐即应治罪，即止于失察亦应研讯，惟阅其供词，尚无知情情弊，著从宽革职。”于是载垣等再会审程庭桂收受关节案。两案归并，涉及朝野上百人，酿成大案。

    由于贿赂风行，还给一些不法之徒创造了机会。乾隆七年（１７４２），江西巡抚陈宏谋奏云：“江西积棍每年尾随学臣按试各郡，假冒学臣亲戚内幕，哄骗士民营求入学，讲定谢仪若干，一同包封，仍存士民之手，俟案出有名，方来取银，营求之人见其先不取银，以为有益无损，遂将银两会付尹包封画押，棍徒预用钱文假作银封，临时同伙设计掩饰调换，携银潜逃，名曰调包。迨至案出无名，士子启视银封，方知堕计，而棍徒早已远 。被骗者既不敢鸣官以取累，又不敢告人以贻羞，遂致此风各处多有，不能杜绝。”

    童试、乡试毕竟涉及社会面广，透明度高些，容易引起社会舆论的关注与监督。然进入会试，尤其殿试阶段，官方的暗箱操作则更具隐蔽性。左右金榜上考生名次的因素很多，比如“阅卷大臣”。顺治二年（１６４５）规定：殿试后，“各官所阅试卷，粘贴浮签，止书次第，不必书各官姓名。”其“各拟首卷，密封进览。”十五年（１６５８）又定，读卷官由部院堂官中开列，“恭请钦点十四名”。乾隆二十五年（１７６０）鉴于“每科试策，不过二百余卷，旧例读卷十四人，不免过多。”从此，八名进士出身的朝臣任读卷官成为定制。殿试的阅卷大臣都是由皇帝钦点的内阁及各部院首席执行官，虽然名义上是“公同阅定”，实际不然。大约从乾隆以后，阅卷官们在拟定金榜考生名次上形成了这么一个规矩：依照阅卷大臣自身的地位与资历的排队状况最终决定进士在金榜上名次。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现藏有一份光绪二十年（１８９２）金榜，榜上殿试状元为张謇。然而有谁知这个状元的得到还有个背景故事。当时张謇殿试考得并不理想，收卷官黄思永是他的同乡朋友，接到卷子后展开看，发现有一处空白，想必张謇挖补修改后忘记填写上，黄于是取出随身笔墨替他填上，另外还改了一处错。等到阅卷大臣评定排名次时，张謇的老乡翁同极力提携。当时翁同在八个阅卷大臣中资历与地位只排第四，但他自恃是光绪皇帝的老师，又暗中运动另外几个阅卷大臣，最后还是将张謇拔为状元。

    在金榜排名的问题上，皇上也是最终拍板的关键人物。通常情况下，金榜前十名（头甲三名及二甲的前七名）的名次要由皇帝最后决定。据史载，乾隆二十六年（１７６１）辛巳科殿试阅卷大臣推选江苏阳湖人赵翼第一，第二为浙江仁和人胡高望，第三为陕西韩城人王杰。乾隆说：“赵翼文自佳，然江浙多状元，无足异。陕西则本朝尚未有，即与一状元，亦不为过耳。”于是便授意将赵翼从头名状元调为第三名探花，而陕西的王杰当上了状元。清末发生的慈禧太后钦点刘春霖状元一事，则更具闹剧色彩。光绪三十年（１９０４）清廷举行了历史上最后一届殿试，当时八位阅卷大臣拟定的金榜排名单为：一甲一名朱汝春，一甲二名刘春霖，一甲三名商衍鎏……。头十名的名单递到慈禧手中，当看到第一名朱汝珍的名字时，她就开始皱眉头。“朱”姓与广东籍贯，让她联想起了太天天国的洪秀全，戊戌变法的康有为、梁启超及革命党人孙中山等。加上她害死过珍妃，对“珍”字也过敏。再看第二名刘春霖，首先籍贯就好，“直隶（河北）隶宁”，当时天下大乱，正该“肃宁”一下，名字也吉利，当时正值大旱，谁不盼着下点“春霖”？另外，刘春霖这人书法不错，曾受人之托，为慈禧抄过《金刚经》之类的作品。于是慈禧便将刘春霖点为状元，朱汝珍只好屈居第二。

    光绪三十一年（１９０４），在中国延续了千年的科举制度走到了尽头。这年八月，在朝野一片呼声中，光绪皇帝下旨：“著即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

    从此，金榜成为历史档案被锁进了档案柜。一切围绕着金榜而发生的种种故事，天高云淡地渐渐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成为豆棚闲话中的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