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初的燕都

    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灭商，西周王朝建立。据史书记载，周初分封诸侯，在今北京地区除封有燕国外还封有蓟国，但关于受封者的身份及其与燕国的关系，由于年代久远，备有歧说。《礼记·乐记》云：“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史记·燕召公世家》云：“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史记·周本纪》云：“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褒封……帝尧之后于蓟，……封召公于燕。”所谓黄帝之后、帝尧之后，具体所指均不可确知，所可知者惟有召公。召公姬姓，名奭，是与周王室同姓的宗室贵族。武王死后，召公与周公共同辅佐幼主成王，为大保，“自陕以西，召公主之；自陕以东，周公主之”①。

    陕，《史记集解》引何休曰：“盖今弘农陕县是也。”弘农陕县即今河南陕县。可见周初召公是与周公地位相埒的宗室重臣。召公之治西方，甚得民和，死后，百姓以其曾决狱于棠树之下，而不伐棠树，作《甘棠》诗歌颂其德。但是，周初召公受封的燕国是否就在今北京地区？燕都是否就是蓟城？由于史文简略，史家始终没有一致的结论。总计起来，主要有四种意见：一说认为黄帝姬姓，所谓黄帝之后即为召公，周初燕国就在蓟地（今北京）。司马贞《史记索隐》云；“召者，畿内菜地。奭始食于召，故曰召公。……后武王封之于北燕，在今幽州蓟县故城（今北京广安门一带）是也。亦以元子（长子）就封，而次子留周室代为召公。”陆德明《经典释文》卷十三《礼记音义之三·乐鞘?拧吩疲骸盎频奂?眨?龏]盖其后也。”朱彝尊《日下旧闻》亦云：“召公所出，众说纷纶，当以陆德明为是。盖《乐记》所云封黄帝之后于蓟者，即召公也。”一说黄帝之后或帝尧之后初封于蓟，嗣绝，成王复封召公奭于蓟为燕国。

    毛应麟《通鉴地理通释》卷四《历代都邑考》云：“《舆地广记》：武王封帝尧之后于蓟，又封召公于北燕，其后燕国都蓟。《诗补传》曰：蓟后改为燕。……或曰黄帝之后封于蓟者已绝，成王更封召公奭于蓟为燕。”一说周武王封召公奭的燕国乃在今天津蓟县一带，后燕国吞并蓟国而迁都于蓟。《史记正义》云：“《括地志》：燕山在幽州渔阳县（治今天津蓟县）东南六十里。徐才宗《国都城记》云周武王封召公奭于燕，地在燕山之野，故国取名焉。……蓟微燕盛，乃并蓟居之，蓟名遂绝焉。”一说周初燕国在今河北涞水县境。《太平寰宇记》卷六十七“易州”：“废涞水县在州北十二里，……按县地即周公封召公于此也。”

    归纳以上四说，可分二类：一类认为周初燕国与蓟国同为一事。燕与蓟，一为国名，一为地名，燕国都蓟。一类认为周初帝尧之后或黄帝之后的蓟国都蓟（今北京前身），蓟国绝灭之后，燕国始据其地，并以蓟为都。

    以上诸说究竟谁是谁非，数百年来难以判断。后世学者也只是以古代学者的推测为依据，各执一端，聚讼纷纭。但是从本世纪60年代，这个问题开始有了解决的线索。近年来的考古学成果可以肯定西周初封的燕国就在今北京地区，其都城在今北京房山区琉璃河董家林村。

    琉璃河西周燕国遗址在今北京西南郊的房山区东南，今河北涿州市北，其范围包括刘李店、董家林、黄土坡、立教、庄头和洄城等村，东西长约3.5公里，南北宽约1公里。大石河流经遗址西侧和南侧，京广铁路从遗址东部穿过。大石河古称圣水。《水经·圣水注》载：“（圣）水出（上谷）郡之西南圣水谷，东南流，迳大防岭之东首。……又东迳玉石山，谓之玉石口。……其水伏流里余，潜源东出，又东，颓波泻涧一丈有余，屈而南流也。圣水南流，历（良乡）县西转，又南，迳良乡县故城西，王莽之广阳也，有防水注之。（防）水出县西北大防山南，而东南流迳羊头阜下，俗谓之羊头溪。其水又东南流，至县东入圣水。圣水又南与乐水合。（乐）水出县西北大防山南，东南流历县西，而东南流注圣水。（圣水）又东迳其县故城南，又东迳圣聚南，盖藉水而怀称也。又东南与侠河合……世谓之侠活河，又名之曰非理之沟也。”今大石河发源于大房山，东流南转，自坨里以下一段为伏流河，在今房山县城东南复出为地面河，与众水相汇而下。在大石河伏流上源有地名“口头”，再上源有“白石口沟”，与《水经·圣水注》所述圣水“东至玉石山，谓之玉石口。其水伏流里许，潜源东出”，大致相符。防水是圣水支流，即今丁家洼河。今丁家洼河与大石河伏流之间有地名“羊头岗”，当即古防水所流经的羊头阜。乐水即今周口店河，这是一条十分古老的河流，也发源自大防山。圣水与防水、乐水相汇后，东南流，“东迳圣聚南”，复东南流与侠河相会。侠河即今夹括河，其上源为牤牛河。今大石河（古圣水）与夹括河（古侠河）相会处正在董家林南，故董家林周初燕都遗址当即郦道元所谓“圣聚”①。《说文解字注》云：“聚，积也。积以物言，聚以人言，其义通也。”当时人虽知道这里是先民祖居之地，但详情已不能明白，故因圣水流经其地而名之曰“圣聚”，即所谓“藉水而怀称也”。1962年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就发现了这处遗址，并在刘李店、董家林等地做过小型试掘，以后又进行大规模发掘。

    根据目前发表的考古报告，我们可以了解到：1962年在刘李店遗址中发现8件骨器，分别为笄、锥、镞等。石器3件，其中2件为长方形的石刀，另一件为石杵。出土物中，陶器占绝大多数，分别为鬲、甗、盆、簋、罐、缸、纺轮等。陶器的制法分泥条盘筑、模制、轮制三种。陶鬲的器形可分为三式，其中第3式鬲的形制与河南安阳大司空村殷商墓葬中出土的同类器相同。陶簋为泥质灰陶，其形制与河南安阳小屯村发现的同类器相同。根据这些器物的形制，可以判断刘李店遗址的年代，最早可到商代①。

    1973年在刘李店村南又发现两座夏家店下层文化墓葬。夏家店文化是中国古代早期的一种北方文化类型，因较早发现于辽宁省赤峰市夏家店村而得名。其分布范围大致北起今内蒙古自治区的西拉木伦河，南至河北省东北部，遍于燕山南北。夏家店文化初步可分为燕南型和燕北型。近年来，有学者认为燕南型仍可分为不同类型。今北京地区正处于夏家店文化圈的南缘。至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年代，一般认为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夏、商时代，最晚不超过西周早期。在刘李店的这两座古代墓葬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发现了“筒腹鬲”、“圆腹鬲”、“敛口罐”和铜耳环等物。“筒腹鬲”，敞口直腹，矮裆实足，同类器物曾见于辽宁赤峰药王庙和夏家店村的文化遗址。“圆腹鬲”，敞口短颈，圆腹袋足，同类器物曾见于辽宁赤峰、河北大厂、唐山小官屯和北京昌平雪山村等地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敛口罐”，敛口，边唇稍微外侈，短颈，肩腹无明显分界，同类器物曾见于唐山小官屯夏家店下层文化墓葬。铜耳环也曾见于唐山小官屯和北京昌平雪山村遗址等地。根据出土器物比较，可以判断这两座墓葬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但年代较晚，或相当于商代晚期①。

    在琉璃河刘李店村发现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商代文化遗物，表明在殷人势力向北发展到燕山地区时，这里曾一度并存着两种不同的文化，即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商文化。质言之，这里同时存在着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土著民族和殷人的活动。1977年在北京平谷县刘家河村发现的一座商代墓葬中，除出土具有典型中原商文化风格的铜鼎、鬲、甗、爵、卣、斝、三羊罍、盉、盘等礼器外，还出土了具有典型夏家店下层文化风格的金耳环和臂钏。这更说明今北京地区在当时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商文化互相融合的情况②。

    刘李店遗址的东南是黄土坡村。在黄土坡村附近有一处大规模的西周燕国墓葬遗址。京广铁路从中穿过，将遗址分为东、西二区。从1973—1979年，共在铁路以西的Ⅰ区发掘了33座墓葬和3座车马坑，其中7座墓葬有奴隶殉葬；在铁路以东的Ⅱ区发掘了27座墓葬和2座车马坑。以上这些墓葬可分为四期：第一期属商代晚期，第二期属周成王时期，第三期属周康王时期前后，第四期属西周中期或晚期的墓葬。值得注意的是，Ⅰ区墓葬和Ⅱ区墓葬在文化上存在着明显差别。例如，7座有奴隶殉葬的墓都发现在Ⅰ区，且该区均为中小型墓葬，普遍有殉狗现象，随葬陶器多由鬲、簋、罐构成，这和河南安阳殷商墓基本相同。而在Ⅱ区发掘的墓葬，无论规模大小，都没有发现奴隶殉葬的情形，且极少殉狗，随葬器物由鬲、罐构成，表现出与Ⅰ区墓葬不同的另一种文化形态。在黄土坡遗址Ⅰ区发现的奴隶殉葬墓当是在燕地的殷商遗民的墓葬，而Ⅱ区的墓葬当是西周燕国贵族和平民的墓葬。

    黄土坡西周燕国墓葬遗址对于确定周初燕都有重要意义。据考古报告介绍，其情况如下。

    黄土坡遗址Ⅰ区发现的7座奴隶殉葬墓中，殉葬的奴隶7—17岁不等，多为男性少年，间有女性青年。这7座墓葬共出土铜礼器19件、铜兵器12件、铜工具6件、陶器101件、釉陶器4件，以及用玉石、蚌、蛤蜊、象牙等制作的饰物。在出土物中，特别有意义的是带有铭文的铜器。如52号墓出土的一件盾饰，背面铸有阳文“匽（燕）侯”二字，明显地说明了该遗址与西周燕国的关系。该墓出土的“复鼎”，铭文为“侯赏复贝三朋，复用乍（作）父乙宝彝。”；“复尊”，铭文为“匽侯赏复冂衣、臣妾、贝，用乍父乙宝彝。”。根据与同型器比较，可以判断是西周早期康王时代器物。53号墓出土的“攸簋”，器内铭文为“侯赏攸贝三朋，攸用乍父戊宝彝，肇乍纪”。根据纹饰判断，其年代应在西周康王、昭王之际。54号墓出土的铜盘，其年代可早至商末周初时代。

    在52号墓的南面有3座车马坑，均为整车埋放。陪葬的车置于坑的中部，舆北辕南。车辕两侧，各有埋放马的长方形土坑。车为木制，马身均有各种饰物。

过去在北京地区曾不止一次出土过西周铜器，最著名者就是清代传说出土于卢沟桥的“亚盉”。据《攀古楼彝器款识》载录，有盉1件、卣1件、爵2件、觚1件，俱同一人所作器。铜盉铭文为“侯，亚。匽侯易（赐）亚贝，用作父乙宝彝”。解放初，在北京西郊也曾出土铜甗，据认为也是西周早期遗物。北京地区历年来西周燕国铜器的发现和琉璃河黄土坡西周燕国墓葬遗址的发现，有力地说明今北京地区和西周燕国有密切关系①。

    黄土坡遗址Ⅱ区的发现最有意义。至1979年为止，共发掘了27座墓葬和2座车马坑。251号墓出土“伯矩鬲”、“单子尊”、“单子卣”、“伯矩盘”和“庶觯”等铜器，其中“伯矩鬲”造型庄重、华丽，铭文为“在戊辰，匽侯易（赐）伯矩贝，用乍（作）父戊彝。”253号墓出土“堇鼎”、“圉卣”、“圉卣”、“圉方鼎”等器，其中“堇鼎”最为珍贵。这不仅仅是因为它是一件高62厘米、重41.5公斤的重器，而且在于该器内壁铭文内容十分重要。铭文为“匽侯令堇大保于宗周，庚申，大保赏堇贝，用作太子癸宝……”“大”“太”相通，大保即太保。《史记·燕召公世家》云：“其在成王时，召公为三公。”《史记·周本纪》云：“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残奄，迁其君薄姑。”位为三公之一的太保，是召公在成王时的官职。铭文中所说的太保就是召公奭，也就是周初“封召公于北燕”的召公。“堇鼎”是周初时器物，而铭载燕侯命“堇”谒见太保召公奭于宗周，这说明周初召公虽受封于燕，但由于他长期供职于宗周，其后实际统治燕地的乃是他的子辈。《史记索隐》即曾据《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周初封周公旦为鲁公，“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后又“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于鲁”的史实而推测“（召公）亦以元子（即长子）就封，而次子留周室代为召公”。253号墓出土的其他几件铜器的铭文则分别记载“圉”受燕侯赏赐和受周王赏赐等事①。

    1981—1983年，考古学者在黄土坡遗址Ⅱ区又发掘西周初期墓葬121座，车马坑21座。墓葬可分大中小三种类型，其中有3座是带有斜坡墓道的燕国高级贵族墓葬。一般大中型墓葬均有车马陪葬，只是在数量上有所差别，最多者达马14匹、车5辆。陪葬的车辆大多是拆开后埋放，这与Ⅰ区车马坑中的整车埋放不同，显示着周人与殷人在风俗习惯上的不同。

    这121座西周燕国墓葬的随葬品有陶器、铜器、漆器和玉、石、玛瑙制作的装饰品。陶器绝大部分不是实用器，而是专门用来陪葬的明器，分鬲、簋、罐三种器形，表面多饰绳纹。铜礼器有鼎、簋、罍、爵、尊、卣、甗等，且部分带有铭文。如1029号墓出土的一件铜戈，铭文为“匽侯”，分镌在穿木柄处两侧。同墓出土的铜钩戟，铭文为“匽侯舞戈”。又有一件铜泡（估计是盾的中心饰件），背面铭文为“匽侯舞易”②。这些铜器铭文与以前发现的铜器铭文相比较，虽然没有突破性的内容，但为说明这处遗址的西周燕国文化性质又增添了不少新的资料。

    在琉璃河刘李店既然发现了商周墓葬和相当于商晚期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墓葬，而在距刘李店不远的黄土坡遗址又发现了西周燕国的大规模墓葬，“个别较大的墓有南北两个墓道，总长达30米，这种墓与河南浚县发现的卫侯墓相同，推测有可能是燕侯的陵墓”①。那么，由这一切判断，周初燕国的都城应即在此不远。这个问题随着黄土坡遗址西北的董家林村古城遗址的发现，终于得到解答。

    董家林村在刘李店和黄土坡村之间稍北。古城遗址在村西北隅，大石河（古圣水）流经古城西、南两侧。该地古代遗存十分丰富，在村道两旁的黄土断层中常可发现灰坑遗迹，其中混杂着早期绳纹灰陶碎片。在古城遗址的地表，也散落着很多古代遗物，有被农民耕地时翻出地面的陶纺轮等物。古城规模，东西长约829米，其南端因遭大石河泛滥冲毁无存，所以南北长度不详。

    但从其东、西城墙北部仅残存约300米这一点来看，笔者认为其平面似应呈横长方形。城墙外有城壕，深约2米。城壕横断面呈梯形，上宽下窄，壕底有10厘米左右的淤土层。这说明当时也是利用护城河作为城市的防卫设施的。城墙结构有主墙体和内外护坡。主墙体下挖有浅基槽，直达生土层，填土与基槽相平后，墙体再向两侧展宽。这种为加固城墙而在构筑时挖基槽的工程技术在中国起源甚早，根据考古学方面的发现，早在距今4000余年以前的龙山文化时期，我们的祖先就已经采用这种方法。如今已发现的河南登封王城岗龙山文化城址和山东龙山城子崖古城址，墙体下就都挖有基础槽。至于基槽填土与槽口相平后不是内缩而是向两侧展宽，这种现象见于商代城墙。例如商早期的河南偃师县尸乡沟商城，其基槽填平后墙身分别向两侧展宽0.2—0.35米；商代中期的郑州商城，其基槽在主城墙内侧，填平后墙体向外侧展宽。这种现象反映了中国古代筑城技术的发展。琉璃河董家林古城主城墙采用分段夯筑技术，并有内外护坡，这种情况见于商前期的山西夏县东下冯商城和商中期的郑州商城。所谓分段夯筑，就是将主城墙两壁和一端用木板相堵后填土夯实，完成一段后再向前延伸。主城墙内外侧的护坡实际只对木板起支撑作用，这从董家林古城的护坡中仅仅是土质紧密但不见夯层和夯窝的现象中可得到证明。由于采用这种技术，夹在主城墙和护坡之间的筑板朽坏后就会在两者之间出现缝隙。郑州商城的主城墙和护坡之间就有一条垂直壁面，董家林古城的城墙也应存在这种现象。董家林古城主城墙采用分层夯筑技术，夯层厚5厘米左右，夯窝直径约3厘米，非常密集。夯窝大小和龙山文化古城、商代早中期古城相差不大。

    当然，夯土技术的进步还是有的，例如王城岗龙山文化古城是用河卵石作为夯土工具；河南淮阳平粮台龙山文化古城就已经采用了4根木棍捆成一把的夯土工具；郑州商城，根据夯窝的密集程序，考古学者认为是采用成捆的圆棍绑在一起作为夯具的。董家林古城使用的夯具恐伯和郑州商城的相似。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早期古城的夯土层一般较厚，龙山文化古城通常在10～20厘米左右，郑州商城也在8～10厘米左右，而董家林古城却在5厘米左右。在夯具落后的情况下，减薄夯土层，从而使墙土夯打得更加坚实，使城墙更加牢固，这是董家林古城在建造技术方面的先进之处。古城内还发现有居住、窖穴基址和生产、生活用具。由于该城内侧护坡被商末周初墓葬和西周时期灰坑、房基打破，因此这座古城建造年代不会晚于西周初期，大约是商朝末期或更稍早一些。根据董家林古城东南不远存在着黄土坡村西周燕国贵族墓葬群，以及这座古城本身的年代和规模，可以肯定它就是西周燕国都城①。

    1986年在黄土坡遗址Ⅱ区发掘的1193号墓有了重大发现。该大墓为长方形土坑葬，有4条墓道分布在大墓四角。在椁室东南部出土的铜罍、铜罍上有4篇内容相同的铭文，据考古报告释读为：“王曰太保：‘佳乃明，乃享于乃辟。余大对乃享，令克侯于匽。羌、马、驭、微、克、匽入土眔厥。’用作宝彝”。②据殷玮璋先生考证，这两件铜器是西周成王早期遗物，铭文内容当译读为：“周王说：‘太保，你明德贤能，于周有功。你常以香酒奉献给君主。为了报答你的忠诚和对君王的尊奉，封你侯于燕。将、羌、马、驭、微、克、等九族连同燕国纳入周土，由你治辖。’”这两件铜器就是太保召公为纪念周王册封他燕侯爵位并授土授民而铸造的，即所谓“用作宝彝”。据此，可以判断1193号墓就是召公奭的陵墓。西周初召公被封于燕，其后因供职宗周而爵位由子辈承袭，所以他死后仍归葬于燕国封地内①。目前，学术界关于这条铭文的解释方面尽管存在一些不同意见，例如有学者认为该墓的墓主当为燕侯克，是召公奭的子辈或孙辈，属第一代或第二代燕侯，但是在董家林古城就是西周初期燕国都城且是“封召公于燕”的始封地这一点上，大家的意见基本是一致的②。至此，判断董家林古城不但是西周燕国都城遗址，而且是“封召公于燕”的西周燕国最初都城遗址，已经没有问题。

    董家林周初燕都古城遗址的年代早在商末周初，可见在周初封召公于燕以前这个城就已经存在了。《左传·昭公九年》周王使詹桓伯责晋，曰：“及武王克商……燕、毫，吾北土也。”这虽然是追述，但据此可以推测，可能在周武王灭商以前，燕国作为商朝北方的一个属国就已经存在。这个燕国是周初燕国的前身，周武王灭商以后封召公奭于此，别立新邦，仍沿用燕国旧称。召公与周室同姓，原以封于召而称召公，至此改称燕召公。董家林古城很可能不但是周初燕国的都城，而且也是商朝末期的北方属国燕国的都城。郭沫若先生认为：燕国决不始于周初，而是早已有之，“系自然生长的国家”③。侯仁之先生也认为：“北京最初居民点的发展，早在周初以前就已经开始了，这是和燕国的兴起分不开的。燕乃是随着地方生产的发展而自然生长的一个奴隶制国家，并不是从周初的分封所开始的。”④董家林周初燕国都城遗址中的内护城坡被商末周初墓葬打破的事实，可以证明以上推测和判断是正确的。

    琉璃河董家林古城为周初燕都遗址是可以肯定的了①。现在仍存在的问题就是今北京城古代称蓟，而《史记·周本纪》又记载西周初年时周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褒封……帝尧之后于蓟，……（又）封功臣谋士……封召公奭于燕”。这样看来，今北京城的本源当是周初帝尧之后的蓟都而不是周初的燕都了。关于周初的蓟国、蓟侯，文献中除前述外没有更多的记载，考古学方面迄今为止也没有任何发现，至今仍是个不解之谜。但是笔者认为，这并不妨碍董家林周初燕都遗址作为今北京城前身的地位。因为，文献明确记载，至迟在东周的春秋时期燕国即以蓟城为都，终至战国末期被秦朝所灭。所以，从古燕国的发展过程来看，董家林周初燕都遗址和东周蓟城（今北京前身）也是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先后承续关系的。质言之，无论周初蓟都存在何处，董家林周初燕都遗址都可以说是今北京城的最早的本源之一。因此，笔者认为根据董家林周初燕都遗址的发现而把今北京城的历史上溯至距今3000余年以前的商末周初时期的观点是正确的。而且，另一方面，如果《礼记·乐记》“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的记载可靠，而唐人陆德明《经典释文》“黄帝姬姓，君奭盖其后也”的解释又可信的话，那么《史记·周本纪》关于封帝尧之后于蓟的记载则有误，董家林周初燕都遗址也有可能同时就是周初的蓟城。

① 《史记》卷三十四《燕召公世家》。
① 此承教于尹钧科先生。
① 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房山县考古调查简报》，《考古》1963年第3期。
① 琉璃河考古队：《北京琉璃河夏家店下层文化墓葬》，《考古》1976年第1期。
② 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北京市平谷县刘家河发现商代墓葬》，《文物》1977年第11期。
① 参见琉璃河考古队：《北京附近发现的西周奴隶殉葬墓》，《考古》1974年第5期；晏琬：《北京、辽宁出土铜器与周初的燕》，《考古》1975年第5期。
① 北京市文物局考古队：《建国以来北京市考古和文物保护工作》，载《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年），文物出版社1981年出版，第4页。
② 琉璃河考古队：《1981—1983年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4年第5期。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1984年第1版，第260页。
① 参见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考古四十年》，第40页，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年出版。并参见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河南淮阳平粮台龙山文化城址试掘简报》，《文物》1983年第3期；《登封王城岗遗址的发掘》，《文物》1983年第3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故城工作队：《偃师商城的初步勘探和发掘》，《考古》1984年第6期；河南省博物馆等：《郑州商代城遗址发掘报告》，《文物资料丛刊》第1辑，文物出版社1977年出版。
② 琉璃河考古队：《北京琉璃河1193号大墓发掘简报》，《考古》1990年第1期。
① 殷玮璋：《新出土的太保铜器及其相关问题》，《考古》1990年第1期
② 《北京琉璃河出土西周有铭铜器座谈纪要》，《考古》1989年第10期。
③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人民出版社1964年出版，第237页。
④ 侯仁之：《步芳集》，北京出版社1981年版，第1页。
① 《光明日报》1997年1月28日载文，近据在该处早期遗址灰坑中发现有“成周”二字卜甲，故又有古城上限为成王时代之说。笔者认为，该问题尚需综合各方面情况，进一步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