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周—汉代的蓟城

    西周初燕国都城在今北京西南部的房山区琉璃河董家林古城。在其以后，据《世本》记载，春秋早期燕桓侯（前697—前691年）为避山戎之患曾徙都临易（今河北容城县古贤村）。但是，至迟在燕襄公时期（前657—前618年）燕国已改以蓟城为都。《韩非子·有度篇》云：“燕襄王以河为界，以蓟为国。”史载燕室谱系无襄王，只有襄公，学者或疑襄王为战国时期的燕昭王之误①。常征先生《古燕国史探微》根据先秦时期国都制度和有关史事对此进行了深入辨析，指出襄王当为襄公之误，其说可信②。如果说董家林周初燕都遗址还不能肯定就是蓟城的话，那么根据《韩非子》的记载，可以明确至迟在公元前七世纪时燕国的都城已是蓟城。至于燕国之所以不从临易重新迁回董家林燕都旧址，其原因恐怕主要是为了避开经常暴涨的圣水（今大石河）泛滥之害，因而向董家林东北迁至地势更高的?水（今永定河）岸边。

    人们原来一直认为东周以来的蓟城在今北京广安门外白云观一带，即今北京城区的西南部，但后来发现这里的古城遗址的年代晚于东汉，所以东周蓟城遗址至今仍在探索之中。

    从目前获得的考古资料来看，只能说是得到一些线索。1956年在北京市的一项水利工程中，自城西会城门村东经白云观、象来街至和平门一线，发现151座战国和汉代时期的古瓦井，其中属战国时期的36座，汉代的115座。战国时期的古瓦井是由多节瓦制井圈叠砌而成，每节高27～54.5厘米、直径60.5～63.5厘米，一般外壁印有席纹和绳纹，内壁没有花纹。由于年代久远，井口都被破坏，最多的保留有11节瓦圈。汉代的瓦井结构与战国时期的相同，但井圈每节高20.5～38.5厘米、直径68～91厘米，比战国时期井圈矮而直径加大，显示出加工技术的进步。井圈内外壁一般都印有花纹。井口同样被破坏，最多的保留16节。

    以上瓦井群分布密集的地段是在象来街（即宣武门西豁口）两侧东至和平门一带，其中有的地方6平方米之内就有4处古瓦井遗址，这恐怕是只有在城市中才会存在的现象。考古学者据此推测，东周至汉代的蓟城遗址或许就在这一带地区①。

    随着考古发掘的进一步发现，人们对此问题的认识又有深入。1965年以来，在宣武门外东西一线、广安门内外，以及宣武区法源寺东北，又陆续发现了65座东周和汉代的古瓦井，分布最为密集的地段仍在北京宣武门东至和平门一带，计有50余座。

    构筑这些瓦井的井圈依形制可分为四类：Ⅰ类井圈呈高筒形，圈壁垂直，上下均为平口，口部稍厚。井圈外壁饰有绳纹，内壁没有花纹。井圈高51～57厘米、直径64～81厘米、壁厚1～1.2厘米左右。Ⅱ类井圈呈矮筒形，圈壁比Ⅰ类井圈为薄，圈身中部微向外鼓，口沿稍宽，有的微卷。绳纹普遍较浅，有的为细绳纹，个别的没有花纹。井圈高37厘米、直径76～78厘米、壁厚1厘米左右。Ⅲ类井圈呈圆圈形，外壁垂直，绳纹粗且浅，内壁中部内收成弧形，印有圆点纹。井圈高34～36厘米、直径82～92厘米，中部薄，口部厚。一般口部为3厘米，中部为1.5～2厘米。Ⅳ类井圈又可细分为两式：一式与Ⅲ类井圈基本相同，只是内外壁花纹不同。井的井圈，高48～64厘米、直径92～99厘米、壁厚3.4～4厘米。不过二式井圈发现很少，只有4座。根据井圈所处的文化地层和井圈的叠压关系，以及井底遗存物的性质，可以判断Ⅰ类井年代最早，以下依次类推，Ⅳ类井年代最晚。Ⅰ、Ⅱ、Ⅲ类井属东周时期，Ⅳ类井属西汉早期①。

    1965年的发现，使人们更有理由相信今北京城南宣武门至和平门一带可能是东周至汉代的蓟城遗址。同时，在宣武门至和平门一线以南的永定门火车站、陶然亭、天坛、蒲黄榆等地也相继发现很多战国至汉代的小型墓葬。尤其是1973年和1974年先后在宣武区法源寺（位于宣武门外西南）附近和其以西的地图出版社院内发现两处战国墓葬群。1977年在西单的长安街北侧商业部后院发现西汉墓。考古学者据此推测，东周至汉代的蓟城南垣可能在地图出版社、法源寺以北一线，北垣可能在西长安街以南一线②，而东垣笔者认为当在和平门以东不远之南北一线，西垣则无从推测。

    1972年在今北京和平门外韩家潭发现两面战国时期燕国宫殿建筑特有的饕餮纹半瓦当。同时出土的还有一些战国时期的燕明刀货币和细绳纹陶片。这些古代遗物的发现，为以上判断增加了新的依据①。另外，建国后在陶然亭公园挖湖时发现过大面积的战国中期居住址②。陶然亭公园距推测中的东周蓟城南垣不远，笔者认为这也是判断东周蓟城方位的一条重要线索。

    需要特别提及的是，1957年也曾在北京城区西南的广安门外以南700米处的护城河西岸发现战国时期燕宫饕餮纹半瓦当，古文化层厚达1米，出土的陶片中有些年代接近西周③。但是，笔者认为，如果据此便推测东周蓟城西垣在今广安门以西，那么蓟城未免东西过于狭长，又不符合一般城市规制。根据近年地质勘察资料和《水经》记载，东汉以前今永定河（古称?水）河道在蓟城以北，即今积水潭、北海、中海、人大会堂西南、龙潭湖西、贾家花园之西北——东南一线。东汉以后，永定河才改经今北京城南的凉水河、凤河一线。由于在广安门外地区没有丰富的战国时期遗迹，而所仅见的这个古文化层中虽有年代接近西周及战国时期陶制品，但发现时是否存在着清楚的叠压关系却未见说明。如果这些年代不同的陶片是和战国燕饕餮纹半瓦当无序地混杂在一起的，那么就也有可能是永定河改道时被冲积到此处，而并非是当地的古代遗物。总之，关于东周至汉代蓟城的确切位置，还有待进一步的发现和探索。

关于战国时期蓟城的情况，史书中略有记载，兹介绍如下：

    战国时的蓟城内有燕王宫、太子的东宫、国相的公府等宏大建筑。燕王哙六年（前315年），燕国发生国相子之篡权事件，燕太子平和将军市被铲平子之之乱，“构难数月，死者数万，众人恫恐，百姓离志”①。事件发生在城内，从“构难数月，死者数万”一语可以得知当时蓟城人口繁盛，是一座规模很大的城市。蓟城还有宁台、元英、历室三座著名建筑。燕将乐毅《报燕惠王书》追述自己的功绩时云：破齐都临淄，“珠玉财宝车甲珍器尽收于燕。齐器设于宁台，大吕陈于元英，故鼎反乎历室，蓟丘之植植于汶篁，自五伯以来，功未有及先王（燕昭王）者也”②。宁台即燕之郊台，祭天之处。元英、历室，燕蓟城燕王宫殿名。齐器，系指齐国宗庙内的神器。大吕，系指齐钟名，也是齐国宗庙所设。故鼎，系指前齐国破燕时从燕宗庙中掠走的大鼎，是象征燕王神权的神器，至此复被燕军夺回，置于燕历石宫。《括地志辑校》称宁台在唐幽州蓟县西四十里，元英、历石二宫在宁台之下。唐幽州蓟县治幽州城（即蓟城），在今北京广安门内外，由此向西30里（唐里约四十里），则达今北京石景山区，这里虽有一地称“古城”，但既不见于文献记载，也未发现战国遗址。从目前来看，似乎难以确定这里就是宁台和元英、历室的处址。燕国蓟城又有碣石宫，是燕昭王为师事齐国贤士邹衍所筑。《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云：“（邹衍）如燕，昭王拥彗先驱，请列弟子之座而受业，筑碣石宫，身亲往师之。”燕昭王既然师事邹衍，则碣石宫当距燕王宫不会太远。《括地志》述称“碣石宫在宁台之东”，当属合理。

    汉代蓟城乃因战国蓟城之旧，地址未变。

    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封诸功臣、王室贵族为诸侯王，分镇各地。汉五年（前202年）封亲信卢绾为燕王，治蓟城。后复行诛罚，逐步铲除异姓诸王。十一年（前196年）卢绾反。十二年（前195年）刘邦复封子刘建为燕王，是为燕灵王。吕后执政，刘建死，吕后杀其庶子，封吕通为燕王。吕后死，汉诛吕通，汉文帝元年（前179年）复封宗室刘泽为燕王，是为燕敬王。刘泽死，汉文帝三年（前177年）其子刘嘉承袭王位为燕康王。刘嘉死，汉景帝六年（前151年）其子刘定国承袭为燕王。汉武帝元朔元年（前128年），燕王定国以肆行非法，淫乱败伦，自杀，国除。燕国改为燕郡。元狩五年（前118年）复置燕国，六年（前117年）以汉武帝子刘旦为燕王。昭帝元凤元年（前80年），刘旦以谋反赐死，国除。燕国改为广阳郡。宣帝本始元年（前73年）更立广阳国，以刘旦子刘建为广阳王，其子孙绍封不绝，至王莽时始废。

    《汉书·诸侯年表总叙》云：“汉兴之初，海内新定，同姓寡少，惩戒亡秦孤立之败，于是剖裂疆土，立二等之爵。功臣侯者百有余邑，尊王子弟，大启九国……藩国大者跨州兼郡，连城数十，宫室百官同制京师。”燕国是西汉初年在北方的大封国，其燕王宫室规模当亦十分宏大。虽然，其后文、景二世行强干弱枝政策，削弱诸宗室藩国势力；汉武帝又行推恩之法，使诸侯王将封邑分封子弟，藩国自析，但是，却未见有削减诸侯王国都规模和宫室制度的记载。据《汉书·燕剌王刘旦传》记载，汉武帝时蓟城燕王宫中有万载宫，燕王刘旦经常在这里与群臣、宾客、妃妾置酒高会。万载宫两侧有清溪潺潺流过，宫前有池沼，碧水荡漾。庭院中古木参天，绿阴匝地，景色优美。燕王宫中还有明光殿，是燕王举行各种大典和迎奉天子诏书的宫殿。明光殿因是燕王宫中的正殿，所以殿前有一道朝门称端门，犹如今日故宫太和殿前的太和门。端门即正门之意。燕王宫有宫城，城门上有城楼。《汉书·五行志》载：“昭帝元凤元年（前80年），燕王都蓟大风雨，拔宫中树七围以上十六枚，坏城楼。”即指此城楼而言。宫中还有水井数口，供生活起居用水。在宫的后部有永巷（即长巷），按制度是宫女居住或幽闭触犯禁律者之所，其中有厕、猪厩。

    《考工记·匠人》记王城制度为“面朝后市，左祖右社”。燕国既为周初封国之一，都城内也当有进行商品交易的“市”。战国时期，商业经济进一步发展，燕国的商业活动也很频繁。这从燕国货币“燕明刀”分布在东至日本、朝鲜，南至我国河南、山东的广泛范围，可得证明。《史记·刺客列传》载：“荆轲嗜酒，日与狗屠及高渐离饮于燕市，酒酣以往，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于市中，相乐也，已而相泣，旁若无人者。”这里所谓的“燕市”虽然大约指的是燕下都（在今河北易县）的市，但也可以想见，同是燕都的蓟城，其市一定也很繁华。王莽灭亡，刘秀奉更始帝之命抚定河北，北巡幽蓟，在蓟城遣部下王霸“至市中募人”①。这是因为“市”是城市中人群往来不息，消息传播最快的地方，故官府张贴告示或募兵也大都选择在“市”中。东汉末年，公孙瓒割据幽州，“所宠遇骄恣者，类多庸儿，若故卜数师刘纬台、贩缯李移子、贾人乐何当等三人……富皆巨亿”②。可见，自春秋、战国至西汉、东汉，蓟城的商市始终不衰。

① 陈奇猷校注：《韩非子集释》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90页。
② 常征：《古燕国史探微》，聊城地区新闻出版局1992年版，第244页。
① 苏天钧：《北京西郊的白云观遗址》，《考古》1963年第3期。
① 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北京地区的古瓦井》，《文物》1972年第2期。
② 北京市文物局：《建国以来北京市考古和文物保护工作》，《文物考古三年》（1949—1979年），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
① 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北京又发现燕饕餮纹半瓦当》，《考古》1980年第2期。
② 苏秉琦：《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文物》1986年第8期。
③ 赵正之等：《北京广安门外发现战国和战国以前的遗迹》，《文物》1957年第7期。
① 《史记》卷三十四《燕召公世家》。
② 《史记》卷八十《乐毅列传》。
① 《后汉书》卷二十《王霸传》。
② 《三国志》卷八《魏书·公孙瓒传》注引《汉末英雄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