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幽州城的坊和市

    唐代城市内的基层单位称“坊”。坊是由街道分割成的一块块的封闭结构的居民区，其名定于隋，其制乃沿袭先秦至秦汉时的里（又称闾、闾里）。《史记·陈涉世家》载：“二世元年（前209年）七月，发闾左谪戍渔阳。”《三辅黄图》卷二记汉长安闾里云：“长安闾里一百六十，室居栉比，门巷修直。有宣明、建阳、昌阴、尚冠、修城、黄棘、北焕、南平、大昌、戚里。《汉书》：万石君石奋徙家长安戚里。宣帝在民间时，常在尚冠里。刘向《列女传》：“节女，长安大昌里人也。”以上所谓闾、闾里，都是居民区的称呼。

    北魏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卷五称魏都洛阳城“庙社宫室府曹以外，方三百步为一里，里开四门，门置里正二人，吏四人，门士八人”，详细介绍了“里”的规制。“里”不但设于城内，而且设于近城郊外。当时“里”是居民区的正称，“坊”是俗称。《洛阳伽蓝记》卷四载：洛阳城西门（西阳门）外四五里有寿丘里，“皇宗所居也，民间号为王子坊”。卷二载：洛阳城南门（宣阳门）外永桥南近伊、洛二水处有“归正里，民间号为吴人坊，南来投化者多居其内”。类似的记载还有很多，均可为证。隋代，“坊”逐渐由俗称演变为正称。《大业杂记》记隋东都洛阳云：“坊各周四里，开四门临大街，门普为重楼，饰以丹粉”。坊的格局为田字形，四面有坊墙，各开一门；相对的两门之间有巷相通，呈十字交叉形。这和北魏“里”的格局相同。唐代坊的形制也一仍其旧，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二引韦述《两京记》注云：“每坊皆开四门，有十字街四出趣门。”这是唐长安城内坊的形制，其和北魏、隋代的洛阳相同。

    在宋代以前，坊和市是有严格界限的。《洛阳伽蓝记》卷四载：洛阳西阳门外四里有洛阳大市，大市周围居住工商艺人。“市东有通商、达货二里。里内之人，尽皆工巧，屠贩为生，资财巨万”。“市南有调音、乐律二里。里内之人，丝竹讴歌，天下妙伎出焉”。“市西有退酤、治觞二里。里内之人多酿酒为业”。“市北慈孝、奉终二里。里内之人以卖棺椁为业，赁輀车为事”。“里”是工商艺人居住的地方，“市”是他们从事商业活动的场所，两者是严格分开的。

    唐幽州城的坊和市，史无明文，无从详知。宋使路振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出使辽国，至辽南京（即唐幽州城），其《乘轺录》云：“城中凡二十六坊，坊有门楼，大署其额，有罽宾、肃慎、卢龙等坊，并唐时旧名也。”①辽南京乃承唐、五代幽州城之旧，城市布局未尝改制。辽南京既为26坊，且坊名多仍唐旧称，推测唐幽州城内也分26坊，理应大致不误。唐幽州城26坊之名，除路振所述三坊外，鲁琪先生《唐幽州城考》据唐、辽墓志又有列举，兹据《房山石经题记汇编》略加订正，列举如下：罽宾坊、卢龙坊、肃慎坊、花严坊、辽西坊、铜马坊、蓟北坊、燕都坊、军都坊、招圣里、归仁里、东通阛里、劝利坊、时和坊、遵化里、平朔里、归化里，隗台坊、永平坊、北罗坊、齐礼坊、显忠坊、棠阴坊、归厚坊、玉田坊。鲁文引《房山石经述略》称幽州城还有骏坊。笔者以为骏坊恐即铜马坊之别称，与铜马坊实为一地。今查《房山石经题记汇编》“诸经题记”（唐）载：“会昌元年（841年）四月八日，幽州蓟县西角开阳坊邑主僧克存邑人等同建造。”据此，唐幽州城应有开阳坊。以上坊区，由于年代久远，再加以城市布局变化，已难以一一复原。但根据文献记载，个别坊区的方位仍可大致推测不误。如铜马坊，清人朱一新《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引《元一统志》、《析津志》称在旧城东南隅。但朱氏因不明唐幽州城方位，误指铜马坊在今广安门、右安门之间。前已述之，悯忠寺（北京法源寺）在唐幽州城东南隅，其东又有智泉寺。《水经·?水注》云：“东掖门下。旧慕容儁立铜马像处。”铜马坊即由铜马像得名，其地应在今北京宣武区法源寺一带。蓟北坊和显忠坊，据考证在今北京宣武区三庙前街和范家胡同一带①。棠阴坊在今北京西便门大街以西一带。时和坊在今北京宣武区善果寺一带。开阳坊在今北京宣武区右安门内大街白纸坊一带。

    唐中宗神龙中（705—707年），很多少数民族羁縻州县置于幽州，计有奚、契丹、突厥、靺鞨等族，此外还有同罗、回纥等族人口也在幽州居住。唐天宝之世，安禄山为范阳节度使时，幽州城内居住的有羯、胡、蕃、汉等族，身份多为军人或军人家属。安史之乱中，肃宗上元二年（761年）史朝义杀其父史思明，幽州城内被汉将高鞫仁等控制，“城中蕃军家口尽踰城相继而去。鞫仁令城中，杀胡者皆重赏。于是羯、胡俱殪……高鼻类胡而滥死者甚众”。“自暮春至夏中，两月间，城中相攻杀凡四五，死者数千，战斗皆在坊市闾巷间。但两敌相向，不入人家剽劫一物，盖家家自有军人之故，又百姓至于妇人小童，皆閒习弓矢”①。从以上记述，我们可以了解唐天宝年间幽州城内人口的结构。

    隋炀帝令阎毗凿“北通涿郡（蓟城，今北京），南达于河”的永济渠，最终完成了南起余杭（今浙江杭州），北至涿郡的大运河工程。但是，其后隋炀帝连年发动征辽之役，结果身死国亡，大运河并没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唐代，大运河真正发挥了沟通南北经济的作用。正所谓“在隋之民，不胜其害也；在唐之民，不胜其利也”②。大运河将唐幽州城与江淮、关东富庶之区联系起来，商市比往日更加繁荣。从北京房山区云居寺唐代石经题记中，我们可知当时幽州城内有米行、白米行、大米行、粳米行、屠行、肉行、油行、五熟行、果子行、椒笋行、炭行、生铁行、磨行、染行、布行、绢行、大绢行、小绢行、新绢行、小彩行、丝棉行、丝帛行、幞头行、杂行、杂货行、新货行等等。从捐经题记的数量中，可以看出米行、肉行经济力量比较雄厚，对市场应有较大影响力①。

    上述20余行的商业活动，都集中在“市”中进行。唐幽州城的“市”，位置在城北，是北方著名的市场，又称幽州市、三市、互市。《辽史·食货志》载：“太宗得燕，置南京（938年），城北有市，百物山偫，命有司治其征。”其时辽国得幽州不久，所谓城北的“市”亦即唐、五代时的幽州市。

    中国封建社会城市中的“坊”和“市”本是严格分开的，除了便于管理外，也是封建地主阶级“抑商”观念的反映。但是到了唐朝中后期，由于商业经济的发展，坊市制度开始动摇，一些商铺突破旧市限制，进入坊内。《房山石经题记汇编》“大般若波罗密多经”收有唐大中年间（847—860年）“幽州蓟县界蓟北坊檀州街西店”题记，说明唐后期幽州城蓟北坊（在今北京宣武区三庙街附近）内已有商铺。同书还收有唐“幽州蓟县界市东门外两店”题记，这表明当时商铺已扩展到幽州市门之外。幽州城内西北隅有宴设楼（原蓟丘楼），该处也是一商业区。《房山石经题记汇编》中收有唐天宝十一年（752年）“宴设楼南长店”题记，又简称楼南头长店、楼南长店、长店。唐幽州城蓟北坊在东北隅，宴设楼在西北隅，这和《辽史·食货志》中“城北有市”的记载正相符。同时，这也说明辽南京城的“市”正是承袭了唐幽州城的旧布局。

① 《宋朝事实类苑》卷七十七《安边御寇·契丹》。
① 赵其昌：《辽代燕京之显忠坊、檀州街与市》，载《首都博物馆丛刊》1982年第1期。
① 《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二唐纪三十八肃宗上元二年，注引《蓟门纪乱》。
② 《皮子文薮》卷四《汴河铭》。
① 吴梦麟：《房山石经述略》，载《世界宗教研究》1981年第2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