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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幽州城的坊和市

2002-12-1 11:00| 发布者: 佚名| 查看: 2894| 评论: 0

    唐代城市内的基层单位称“坊”。坊是由街道分割成的一块块的封闭结构的居民区,其名定于隋,其制乃沿袭先秦至秦汉时的里(又称闾、闾里)。《史记·陈涉世家》载:“二世元年(前209年)七月,发闾左谪戍渔阳。”《三辅黄图》卷二记汉长安闾里云:“长安闾里一百六十,室居栉比,门巷修直。有宣明、建阳、昌阴、尚冠、修城、黄棘、北焕、南平、大昌、戚里。《汉书》:万石君石奋徙家长安戚里。宣帝在民间时,常在尚冠里。刘向《列女传》:“节女,长安大昌里人也。”以上所谓闾、闾里,都是居民区的称呼。

    北魏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卷五称魏都洛阳城“庙社宫室府曹以外,方三百步为一里,里开四门,门置里正二人,吏四人,门士八人”,详细介绍了“里”的规制。“里”不但设于城内,而且设于近城郊外。当时“里”是居民区的正称,“坊”是俗称。《洛阳伽蓝记》卷四载:洛阳城西门(西阳门)外四五里有寿丘里,“皇宗所居也,民间号为王子坊”。卷二载:洛阳城南门(宣阳门)外永桥南近伊、洛二水处有“归正里,民间号为吴人坊,南来投化者多居其内”。类似的记载还有很多,均可为证。隋代,“坊”逐渐由俗称演变为正称。《大业杂记》记隋东都洛阳云:“坊各周四里,开四门临大街,门普为重楼,饰以丹粉”。坊的格局为田字形,四面有坊墙,各开一门;相对的两门之间有巷相通,呈十字交叉形。这和北魏“里”的格局相同。唐代坊的形制也一仍其旧,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二引韦述《两京记》注云:“每坊皆开四门,有十字街四出趣门。”这是唐长安城内坊的形制,其和北魏、隋代的洛阳相同。

    在宋代以前,坊和市是有严格界限的。《洛阳伽蓝记》卷四载:洛阳西阳门外四里有洛阳大市,大市周围居住工商艺人。“市东有通商、达货二里。里内之人,尽皆工巧,屠贩为生,资财巨万”。“市南有调音、乐律二里。里内之人,丝竹讴歌,天下妙伎出焉”。“市西有退酤、治觞二里。里内之人多酿酒为业”。“市北慈孝、奉终二里。里内之人以卖棺椁为业,赁輀车为事”。“里”是工商艺人居住的地方,“市”是他们从事商业活动的场所,两者是严格分开的。

    唐幽州城的坊和市,史无明文,无从详知。宋使路振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出使辽国,至辽南京(即唐幽州城),其《乘轺录》云:“城中凡二十六坊,坊有门楼,大署其额,有罽宾、肃慎、卢龙等坊,并唐时旧名也。”①辽南京乃承唐、五代幽州城之旧,城市布局未尝改制。辽南京既为26坊,且坊名多仍唐旧称,推测唐幽州城内也分26坊,理应大致不误。唐幽州城26坊之名,除路振所述三坊外,鲁琪先生《唐幽州城考》据唐、辽墓志又有列举,兹据《房山石经题记汇编》略加订正,列举如下:罽宾坊、卢龙坊、肃慎坊、花严坊、辽西坊、铜马坊、蓟北坊、燕都坊、军都坊、招圣里、归仁里、东通阛里、劝利坊、时和坊、遵化里、平朔里、归化里,隗台坊、永平坊、北罗坊、齐礼坊、显忠坊、棠阴坊、归厚坊、玉田坊。鲁文引《房山石经述略》称幽州城还有骏坊。笔者以为骏坊恐即铜马坊之别称,与铜马坊实为一地。今查《房山石经题记汇编》“诸经题记”(唐)载:“会昌元年(841年)四月八日,幽州蓟县西角开阳坊邑主僧克存邑人等同建造。”据此,唐幽州城应有开阳坊。以上坊区,由于年代久远,再加以城市布局变化,已难以一一复原。但根据文献记载,个别坊区的方位仍可大致推测不误。如铜马坊,清人朱一新《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引《元一统志》、《析津志》称在旧城东南隅。但朱氏因不明唐幽州城方位,误指铜马坊在今广安门、右安门之间。前已述之,悯忠寺(北京法源寺)在唐幽州城东南隅,其东又有智泉寺。《水经·?水注》云:“东掖门下。旧慕容儁立铜马像处。”铜马坊即由铜马像得名,其地应在今北京宣武区法源寺一带。蓟北坊和显忠坊,据考证在今北京宣武区三庙前街和范家胡同一带①。棠阴坊在今北京西便门大街以西一带。时和坊在今北京宣武区善果寺一带。开阳坊在今北京宣武区右安门内大街白纸坊一带。

    唐中宗神龙中(705—707年),很多少数民族羁縻州县置于幽州,计有奚、契丹、突厥、靺鞨等族,此外还有同罗、回纥等族人口也在幽州居住。唐天宝之世,安禄山为范阳节度使时,幽州城内居住的有羯、胡、蕃、汉等族,身份多为军人或军人家属。安史之乱中,肃宗上元二年(761年)史朝义杀其父史思明,幽州城内被汉将高鞫仁等控制,“城中蕃军家口尽踰城相继而去。鞫仁令城中,杀胡者皆重赏。于是羯、胡俱殪……高鼻类胡而滥死者甚众”。“自暮春至夏中,两月间,城中相攻杀凡四五,死者数千,战斗皆在坊市闾巷间。但两敌相向,不入人家剽劫一物,盖家家自有军人之故,又百姓至于妇人小童,皆閒习弓矢”①。从以上记述,我们可以了解唐天宝年间幽州城内人口的结构。

    隋炀帝令阎毗凿“北通涿郡(蓟城,今北京),南达于河”的永济渠,最终完成了南起余杭(今浙江杭州),北至涿郡的大运河工程。但是,其后隋炀帝连年发动征辽之役,结果身死国亡,大运河并没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唐代,大运河真正发挥了沟通南北经济的作用。正所谓“在隋之民,不胜其害也;在唐之民,不胜其利也”②。大运河将唐幽州城与江淮、关东富庶之区联系起来,商市比往日更加繁荣。从北京房山区云居寺唐代石经题记中,我们可知当时幽州城内有米行、白米行、大米行、粳米行、屠行、肉行、油行、五熟行、果子行、椒笋行、炭行、生铁行、磨行、染行、布行、绢行、大绢行、小绢行、新绢行、小彩行、丝棉行、丝帛行、幞头行、杂行、杂货行、新货行等等。从捐经题记的数量中,可以看出米行、肉行经济力量比较雄厚,对市场应有较大影响力①。

    上述20余行的商业活动,都集中在“市”中进行。唐幽州城的“市”,位置在城北,是北方著名的市场,又称幽州市、三市、互市。《辽史·食货志》载:“太宗得燕,置南京(938年),城北有市,百物山偫,命有司治其征。”其时辽国得幽州不久,所谓城北的“市”亦即唐、五代时的幽州市。

    中国封建社会城市中的“坊”和“市”本是严格分开的,除了便于管理外,也是封建地主阶级“抑商”观念的反映。但是到了唐朝中后期,由于商业经济的发展,坊市制度开始动摇,一些商铺突破旧市限制,进入坊内。《房山石经题记汇编》“大般若波罗密多经”收有唐大中年间(847—860年)“幽州蓟县界蓟北坊檀州街西店”题记,说明唐后期幽州城蓟北坊(在今北京宣武区三庙街附近)内已有商铺。同书还收有唐“幽州蓟县界市东门外两店”题记,这表明当时商铺已扩展到幽州市门之外。幽州城内西北隅有宴设楼(原蓟丘楼),该处也是一商业区。《房山石经题记汇编》中收有唐天宝十一年(752年)“宴设楼南长店”题记,又简称楼南头长店、楼南长店、长店。唐幽州城蓟北坊在东北隅,宴设楼在西北隅,这和《辽史·食货志》中“城北有市”的记载正相符。同时,这也说明辽南京城的“市”正是承袭了唐幽州城的旧布局。


① 《宋朝事实类苑》卷七十七《安边御寇·契丹》。
① 赵其昌:《辽代燕京之显忠坊、檀州街与市》,载《首都博物馆丛刊》1982年第1期。
① 《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二唐纪三十八肃宗上元二年,注引《蓟门纪乱》。
② 《皮子文薮》卷四《汴河铭》。
① 吴梦麟:《房山石经述略》,载《世界宗教研究》1981年第2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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