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中都坊市和街道

    海陵王营建金中都城时，已是南宋高宗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在宋朝，自北宋中叶以后，由于商业经济的发展，诸大城市封闭的坊里制度已经彻底崩溃。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称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的吴郡已是“近者坊市之名，多失标榜，民不复称”。可见古典的封闭的坊里制度在此前很久即已不存。至于作为北宋都城的东京（今河南开封），则更是如此。北宋末年的东京，商业活动已打破旧“市”制的约束，夜市通宵达旦，十分繁荣。旧的坊制被打破，改之以开放式的坊巷，市坊杂处。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追述开封坊巷云：“过州桥，两边皆居民。街东车家炭、张家酒店，次则王楼山洞梅花包子、李家香铺、曹婆婆肉饼……御廊西即鹿家包子，余皆羹店、分茶、酒店、香药铺、居民。”又云：“新封丘门（外城北东门）大街两边民户铺席外，余诸班直军营相对，至门约十里余，其余坊巷院落，纵横万数，莫知纪极。处处拥门，各有茶坊酒店、勾肆饮食。”居民区与市场不再有严格界限，且多已杂处。金中都城既然仿照北宋东京制度营建，自然不再保持旧的坊里制度。考古勘察发现，金中都城的中心部位，其布局仍保持旧辽南京时的坊制格局，这是因为营建中都时对旧居民区不曾重建的缘故。但是在金中都城的西、南、东三面扩建部分，则完全采用开放式的坊巷制。金中都城西南部，经钻探发现，这里的东西方向街道大多是一些平行的等距离的胡同。另外，仍保留在今北京宣武区的故金中都城东部，即宣武门外大街及其东部的一些南北方向的胡同，如椿树胡同、陕西巷等，也是金中都街道的遗迹①。这些平行的胡同都是以城市的主干道为轴线，在两旁排列的。《金史·海陵王纪》载：“贞元元年（1153年）五月乙卯，以京城隙地赐朝官及卫士。七月戊子朔，原赐朝官京城隙地，征钱有差。”这是海陵王刚至中都数月后之事。可见，中都城营建后，虽然宫室已就，城垣已立，但新圈进城内的空地还未利用，故海陵王将之分赐给随朝大小职官和护卫军士。新建的住宅、商铺当即在城西、南、东三面发现的平行胡同中。金中都的城市布局，混合着坊巷和坊两种新老格局，这是在当时中国南北城市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反映着中国古代城市由封建社会中期向后期的过渡。

    金中都虽不复存在封闭式的坊制，但在城市布局上仍以坊相称，只是这时的坊不再是四周有坊墙，中有十字街通四面坊门的坊，而是一段段的街道，故又称坊巷。金中都城内计有62坊，比辽南京时多36坊，这是由于城郭扩展后，居民区也相应扩大了的缘故，其坊名如下：西开阳坊、东开阳坊、南开远坊、北开远坊、清平坊、美俗坊、广源坊、广乐坊、西曲河坊、东曲河坊、宜中坊、南永平坊、北永平坊、北揖楼坊、南揖楼坊、西县西坊、棠阴坊、蓟宾坊、永乐坊、西甘泉坊、东甘泉坊、衣锦坊、延庆坊、广阳坊、显忠坊、归厚坊、常宁坊、常清坊、西孝慈坊、东孝慈坊、玉田坊、定功坊、辛市坊、会仙坊、时和坊、奉先坊、富义坊、来远坊、通乐坊、亲仁坊、招商坊、余庆坊、郁邻坊、通和坊、咸宁坊、东县西坊、石幢前坊、铜马坊、南蓟宁坊、北蓟宁坊、啄木坊、康乐坊、齐礼坊、为美坊、南卢龙坊、北卢龙坊、安仁坊、铁牛坊、敬客坊、南春台坊、北春台坊、仙露坊①。与唐幽州城和辽南京坊名比较，可知仙露坊、显忠坊、蓟（罽）宾坊、开阳坊、铜马坊、棠阴坊、玉田坊、卢龙坊、时和坊、齐礼坊均为唐、辽时旧坊名。金中都的坊里面貌虽已改观，但这些旧坊的方位当无变化。《日下旧闻考》卷三十七《京城总纪》载：今北京广安门外天宁寺，金代为天王寺，属延庆坊。由此可知延庆坊当在今宣武区天宁寺一带。又据侯仁之先生主编《北京历史地图集》，自今日北京丰台区凤凰咀村往北，依次为美俗坊、永乐坊、常清坊；今海淀区羊坊店路以东为广源坊；延庆坊南为东、西甘泉坊；宣武区骡马市大街以北为嘉会坊；西城区闹市口街以西为衣锦坊；宣武区三庙前街一带为显忠坊；显忠坊南为开远坊。铁牛坊因有铁牛大力神庙而得名，《析津志》载：“（铁牛坊）有铁牛庙，因其庙而名其坊。”①张江裁《燕京访古录》云：“彰义门（今广安门）内，白马寺坑，土内埋一铁牛神像半身……此地当是旧燕城铁牛庙基址。”白马寺坑，《宸垣识略·外城二》载：“白马寺在宣南坊悯忠寺（今法源寺）南……今寺已圮，其地名白马坑。”据此，铁牛坊当在今宣武区法源寺以南一带。于杰、于光度先生《金中都》和赵其昌先生《金中都城坊考》②分别对中都坊里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意见或同或异，兹综合二说，略述如下：会仙坊，在今西便门大街东、皈依寺北，与棠阴坊、时和坊相接。奉先坊，在今白云观南、天宁寺北，金代时是中都通玄门（正北门）内西侧。东甘泉坊、西甘泉坊，在今天宁寺以南，北接延庆坊。宜中坊，在今宣武区小马厂一带，在元代长春宫（今白云观西100米）以西一里。北开远坊，在今宣武区善果寺以东。北春台坊，在今西城区南闹市口以西，金中都东北隅。南春台坊，在今陶然亭北、窑台以西处，西北与东开阳坊相接。广阳坊，在今右安门外以西之菜户营一带，金中都丰宜门（正南门）内。富义坊，在今右安门外孟家桥之西，东邻广阳坊。

    金中都城内坊与市虽然已无严格界限，但主要商业区仍在城北。这是因为各地商货自水路入中都，都要先运至中都城东的通州（今北京通县），然后由通州沿闸河入中都；而闸河正由中都城北通过，所以百货卸放的码头即在城北，这里原有的商业经济在此有利条件下，其繁荣更倍于往日。金朝在中都设置中都都商税务司、都转运司、都曲使司、流泉务（官办质当铺）等，专掌贸易质典征榷之事。中都商货阜盛，商税是金朝大宗财政收入。金世宗大定年间，中都税使司岁获十六万四千四百四十余贯；章宗承安元年（1196年），已升至二十一万四千五百七十九贯。金代，盐、钱、酒、醋皆为官府专卖。金朝宗室贵族为牟取重利，纷酿私酒发卖，造成官酒滞销。地方官吏惧亏课夺俸，乃将税额强行摊派给中都酒户赔纳。中都酒户不堪其苛剥，纷纷逃亡。金世宗大定二十七年（1187年）实行官收曲课，听民酿造的政策，才使政府曲课（酿酒税）收入稳定下来。中都曲课，金世宗之世岁课钱三十六万一千五百贯，章宗承安元年（1196年）岁课钱四十万五千一百三十三贯，其数额皆超过商税收入。金宗室贵族和官僚也经商牟利。《金史·刘焕传》载：刘焕调任中都市令。“枢密使仆散忽土家有絛结工，牟利于市，不肯从市籍役，焕系之。忽土石焕，焕不往，暴工罪而笞之”。所谓絛结工，牟利于市，其实即是主人仆散忽土牟利于市。金帝以有妨体统而禁诸亲王货卖京师，但对一般官僚并不严禁。《金史·胥持国传》载：权臣胥持国死后，章宗问平章政事张万公，胥持国人品究竟如何。张万公答曰：“持国素行不纯谨，如货酒平乐楼一事，可知矣。”章宗竟不以为然，曰：“此亦非好利。如马琪位参政，私鬻省酿，乃为好利也。”在章宗看来，官属经商营利不为好利，只有贪卖公物才为好利，真是昏庸之极。

    金与宋朝、西夏、高丽皆有使节往来。每年三国都遣使者至金中都贺正旦、生辰，其中西夏使者特许在驻馆处贸易。《金史·章宗纪一》载：“明昌二年（1191年）正月癸丑，谕有司，夏国使可令馆内贸易一日。尚书省言，故事许贸易三日，从之。”这种贸易活动又丰富了金中都的社会经济内容。

① 徐苹芳：《古代北京的城市规划》，《环境变迁研究》第1辑。
① 《日下旧闻考》卷三十七《京城总纪》引《元一统志》。
① 《日下旧闻考》卷一百五十五《存疑》“铁牛庙”条按引《析津志》。
② 分见于杰、于光度：《金中都》，北京出版社1989年版，第30页；赵其昌：《金中都城坊考》，《首都博物馆国庆四十周年文集》，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