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虽说是个“老北京”，十八岁以前从没离开过，其实，我最熟悉的还是我出生并长大的东直门。在我两三岁上，家就从我呱呱坠地的羊管胡同搬到菊儿胡同了，所以羊管胡同在我脑子里没留什么印象。我依稀记得门前仿佛有一溜树，还有一片空旷的草地。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我先后两次去寻过根，连一棵树也没见到。这其实倒也不足怪。八十年代我还重游过福州的仓前山和伦敦西北部的哈姆斯苔德，所有那些树林如今都盖起房屋了。菊儿胡同那里我记得清清楚楚，因为我那苦命的妈就死在那儿－－见我的“落日”。天下竟有这种巧事！我十一岁那年夏天刚进地毯房学徒，她就在我一辈子第一次领到工资那天咽的气，而且还吃上我挣来的一口苹果！我们在菊儿胡同住的是路东一个独门独院 ，一共只三间北屋，东墙根有一道山墙 ，刨几个蹲坑，那就是厕所。东南墙角有只破筐，上面铺着点稻草，那就是我们那条最护家的狗小黑的窝。它饿了就到处去偷吃的，然后回来守我们那个破家。它越穷越横，生人一探头它就汪汪地咬，有时也因偷吃的给人家打得满身是血。七十年代有一回我骑车去那里“寻根”。唉呀，东墙南墙都各盖了两间房，挤成蜂窝了。二十年代我们在这儿住时，尽管穷，可还有个院子啊！
菊儿胡同出口是一座院坪。北面是座破庙，西边是一道垂杨柳。中间就成了左近穷孩子们的游戏场。那就是我的小说《俘虏》的背景。在读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时，我心里想的就是那片草坪。我们在那里玩过各种游戏，也斗过蟋蟀，排队举过莲花灯。但是最重要的还是我在那里听到一位穿月白色上衣黑裙子的女士的演讲，她还教了我们一首我至今还会唱的《自由歌》。（见《在歌声中回忆》，《人民文学》，1986年2月号。）那是一支曾影响了我一生的歌
东直门我最熟的还是北新桥。我从小学到高三差半年毕业因学运被开除这一段，没离开过那一带。到今我仍记得当年那些铺子的门脸儿：门前冷清的棺材铺，热气腾腾的包子馆，高台阶的茶叶店，还有我在那儿吃过多少碗面条的大碗居。露天的摊子我更熟了：坐在长板凳上喝豆汁，吃灌肠或扒糕
马路那时连石子儿都不铺。一刮风，对面看不见人。我也不知道吞下多少从戈壁刮来的土！在旋风里，坐在包月车里的少爷还当当不停地踩着脚铃，扎了红绿绸子的自行车也威风地按着喇叭。偶尔过一辆汽车，那大概必是什么阔佬，因为倘若是位大官儿，就还得戒严呢
谈到东直门，就不能不提提那一带的三大建筑，而且那时对我都带点神秘性。一个就是蒙藏喇嘛所在的雍和宫，每天一大早，整个那一带都能听到喇嘛念经时吹的足有一丈长的号筒发出的鸣声，深沉而且雄壮。行人可以从雍和宫前头的牌坊和影壁前穿过，看到穿着绎紫裙子黄披肩手持素珠的蒙藏老少喇嘛。一到年下和节日，喇嘛们还跳神打鬼，号筒和锣鼓齐鸣，好不热闹！前头还有几名开路喇嘛威风凛凛甩着皮鞭子，说是去邪，起哄的和不顺眼的，有时也追着打
1925年我参加CY时，已故于道泉教授一度曾领导过我。二六年我被捕后，他就遁人雍和宫，同喇嘛们一混就是十年，学会了藏文。三九年我们同在伦敦东方学院教书，他教藏文。四九年后，直到前年去世，他一直是中央民族学院藏文教授。从他的早年那段经历可以看到汉藏相处得多么融洽。雍和宫对面是国子监－－它的西头就是安定门了。全北京，除了故宫，那可是保存最完好的地方。几座牌坊都没拆，那尊“官民人等至此下马”的石碑也还健在。同南池子一样，那也仍是北京一条树木成荫的胡同。现在它成为首都图书馆了。二十年代我还从大三条排队去那里祭过孔。事先我们排过祭孔歌。现在歌词我只记得“大哉孔子”一句了
贴着东直门城根还有一座十分奇特（像个大蒜头）的建筑，那是俄罗斯的东正教堂。拱形屋顶上也是一具十字架，只是礼拜时又点香又点蜡烛，比耶稣教更具吸引力。他们礼拜时嘴里嘟嘞嘞－－现在知道念诵的是希腊文。教堂左近经常看到一些扶老携小的俄罗斯人，都是十月革命后从本国逃出来的，见人就伸手乞讨，样子看似很可怜
就是他们使我老早就记住：当什么可也别当个四处流浪没有祖国的人
一九九五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