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南棉花地

    小胡同

　　胡同是北京的一大特色，也是建造北京的一大成就，像这种胡同，世界上是没有的，它不但有相当的实用价值，艺术价值也很高，而且量很多，有几千条，有大，有小，这是小胡同。　　

　　在广安门与广渠门的两广大街上，有两条南北向的“铁门儿”胡同和“四川营”、“敫家坑”胡同。其北尽头是宣外“西草厂”胡同。这四条胡同相围的中间，除西北角儿的“山西街”和“宏业里”以外，便是俗称的城南棉花地。

　　棉花地由棉花头条、棉花二条、三条……至九条组成（八条、九条的西口由一截儿“椅子圈”相连接）。其间，因为贯通南北的“裘家街”胡同相切，除棉花头条、五条、八条、九条外，其余都被分隔为上、下两段。

　　上世纪三十年代，我出生在北平市外二区棉花上七条十三号院。上七条西即“裘家街”东与“四川营”北口、“敫家坑”南口相接壤。在那里，我度过了无忧无虑的童年和初涉人生的少年时代。可以肯定，我半生经历过的十几处居所，哪一处也比不上棉花上七条十三号院那样温馨。更铸就了我喜爱中国文化艺术的美好情趣。

　　从棉花头条到九条以及裘家街、四川营诸条胡同中，都居住有京剧界、曲艺界、书画界众多的身怀绝技的我的前辈。东隔壁十四号院便住有梅花鼓曲老艺人金万昌爷爷。还有李少春、杨盛春、李春恒、裘盛戎、叶盛茂、叶盛兰、白登云……篇幅所限不便列举齐全。

　　棉花上七条十三号，显著的外貌是：高台阶、红漆门、石门墩、高屋脊。

　　迈进门槛，是宽阔的门道，方砖铺地、墙壁洁白，木制的棕色素天花板（利用其上椽子下的空间，贮藏春夏换用的木框纱窗）。走过门道，迎面是镶嵌在墙上的《鸿禧》匾额。前院北房三间。直对北房是绿漆屏门，上嵌大红斗方儿——所书之墨大门心上的联句，因当时年幼，早无记忆。

　　进屏门，直面彩绘木制影壁，其前后各架素陶制广口鱼缸一只，内养金鱼兼种茨菇、荷叶及上水石——这里是我幼时最爱玩儿的地方。东屋是我义父存放戏箱之用；西屋是里院西房的北里间。

　　转过影壁，即见南房三间，一明两暗；西房三间两明一暗；东房两间，其进深浅，在它后面截留去的空间，做茅房和堆房。为了在炎夏季节避暑，南房前搭起半个院子的天棚（天棚的搭建者是住在下七条的张爷爷）。

　　在无上下水道的四合院里，除了上述的格局外，还有生活必须的五项设施。即：

　　储存饮食和洗涤用水的水缸；

　　处理泔水的泔水桶；

　　处理炉灰和垃圾的土筐；

　　存放煤球煤块儿、劈柴的筐、箱；

　　处理粪便的茅房马桶。

　　与其相关的送水工、淘泔水工、倒土工、送煤工和淘粪工五个工种的艰辛劳动，都是市内贫民和郊区、县进城的贫农来承担。

　　我家住南房、我义父家住北房，东房住的是商人郑大爷，西房是曲大爷、曲大妈一家。后来，在这个四合院里发生的震惊事件之一的，也是促我思想快速成长的事件之一的逸事，就发生在曲大爷家里。

　　曲大爷是一位山东大汉。身材魁梧，一口好听的标准山东话，待人和蔼谦逊。派出所在街门门框上钉的小木牌上写的职业是开电料行的。夏天夜晚常在院中坐一小板凳，手持大芭蕉叶儿和街坊聊天儿。他家的话匣子（收音机）特别好，声音大。有时晚饭后电台转播戏园子里当天演戏的实况。那时电台转播实况时，播音人员也在台下看戏，当戏台上某角色出场、某演员扮演某角色、表演中有何身段动作等，播音员都以旁白的形式向听众介绍。在没有电视的当年，守在话匣子前听一晚上戏，也确实很满足、过瘾了。听了很多名演员的好戏。

　　我和他的儿子是游戏伙伴儿。在他屋里玩儿时，看到在他家凳子底下墙根儿上有插销座儿，觉得挺新鲜。因为我家的电门（开关）插销座都安在一人高的墙上。一想他家是开电料行的，就不觉得奇怪了。

　　我十岁（一九四五年）的时候，日本侵略者投降了。学校老师带着我们手举标语去菜市口（我们学校是“北平市米市胡同简易小学”）大街欢迎部队。当时大街上时兴几种旗子，有米字英国旗、美国星条旗、青天白日国民党旗和青天白日满地红的中华民国国旗等。

　　与此同时，我们这个四合院儿里也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首先是十三号院门前多了一辆从未有过的黑色汽车，继而往来汽车不断。开电料行的曲大爷穿上了呢子质料的黄军服，足登高筒皮靴。每天前来聚会的军人络绎不绝、宴请不断，喧嚣祝酒。早就在东屋郑大爷家赋闲的天津人邢大爷此时也有事做了，整天为曲大爷家忙里忙外但不穿军装。骤然，十三号院的内外变小了。

　　所幸不久，曲大爷一家和邢大爷便搬离了十三号院。乔迁的新址在景山东街三号院。并请老街坊前往庆贺。我家没去。我义父家去参加了宴请，据说还有很热闹的堂会。

　　十三号院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后，渐渐地我失学了。为了前途，一九四六年秋，我背着小铺盖卷儿去广安门内南马道十八号院（现无此巷了）学徒去了。十三号院原来的景况日渐萧条。父亲改行摆了小摊，义父只身去了武汉，他的两个孩子进了梁花浓剧团，郑大爷被性病请走了。剩下的好像只有静静地等待了。

　　北京解放后，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北京的报纸、广播发布了振奋人心的消息。前门楼子的城墙上也同时张贴了人民政府的布告。第一批枪决的罪犯有二百余人，布告中历数了反革命分子的条条罪状。其中便有：

　　曲××，字××，化名××。国民党员、中统特务……曾杀害我党地下工作人员×名……其后排列的便有邢某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