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大都城郭和城门

    《元史·地理志一》大都路条载：大都“城方六十里”。经考古勘测，周围约28600米②，是一座南北略长的方城。元大都城垣，今北京郊区仍有明显遗存。元大都城的北垣在今北京安定门和德胜门外五里左右小关一带的北土城，至今残垣亘延，十分触目。其东西两侧城垣与明清北京城的东西两侧城垣位置一致。明成祖迁都北京，加筑北京城郭，使之雄厚，将元大都城的东西城垣包筑在内。近年在拆除北京东西城垣时，已发现被包在其中的元大都城垣。元大都的南垣在今北京正阳门一线以北。今北京建国门南侧的古观象台，经考古勘查证明即元大都城的东南角。这座古观象台基础部分仍为元大都城垣夯土，并与大都城东南两面城垣夯土相接。1964年又在古观象台西侧、建国门内大街以南的鲤鱼胡同内发掘出元大都南城垣基础③。因此，可以确定元大都城南垣即在今北京东西长安街南侧的自古观象台至鲤鱼胡同之东西一线。但是，元大都南垣与其他三面又有所不同，它并非东西通直，而是在西段一处略有凸出。这是因为当时在大都南垣经过处有一著名寺院庆寿寺，高僧海云法师和可菴法师墓塔即建于此。明《顺天府志》录《元一统志》载大德三年碑云：“海云、可菴皆葬于寺之西南隅。至元四年（1267年）新作大都，二师之塔适当城基，势必迁徙，以遂其直。有旨勿迁，俾曲其城以避之。”又载：“国师宝塔，塔去寺西南可十武，本朝丁巳年（1257年）四月四日国师海云示寂，建塔于此。初赠燕赵佑圣安国大禅师光天镇国大士。至元四年（1267年），城京师，有司定基，正直师塔。敕命远三十步许，环而筑之。”庆寿寺今已不存，其址在今北京电报大楼西侧。元大都城南垣在此处向外展三十步，绕过庆寿寺后复直向西去。

    元大都城垣全部是黄土夯筑。今北京西北部海淀区黄亭子立有清乾隆皇帝“蓟门烟树”碑的土城台，即元大都城西垣北段遗址。土城台西侧有一条水沟，当即故元大都城的西城壕。1969年在拆除明清北京城的东西城垣时，在城垣中心部位发现被包筑在内的故元大都城垣，城基宽24米。《马可·波罗游记》称大都城，“墙底宽约十步，向上递减，顶宽不超过三步”。是以知顶宽当是城基宽度的三分之一，约为8米。底宽上狭的构筑形式，可以使城垣更加稳定。元大都城的城基很深，深入自然土层达2米左右，直达生土层。为了使城垣更加牢固，在墙体中还加设永定柱（立柱）和紝木（横柱），其作用与现代建筑构件中的钢筋相仿，以增强拉力，保持城垣的整体性。夯土非常坚实，每夯土层厚约6—11厘米；夯窝排列整齐，间距2—3厘米，采用梅花桩夯法①。考古发掘表明，元大都城的施工质量是相当高的。

    今北京地区气候特点之一是夏季降雨比较集中，大多在每年的7、8月份。雨水急剧地连续不断地冲刷，对黄土筑就的元大都城是极大威胁。元朝在筑大都城时也采取了一些防止雨水坏城的措施。如在城垣顶部铺设半圆形的排水瓦管；此外，在雨季以苇排遮盖城墙，以避免更多的雨水渗入墙体造成破坏。为此，元朝于大都文明门（今北京崇文门北）外设苇场储存芦苇。元熊梦祥《析津志》载：“世祖（忽必烈）筑城已周。乃于文明门外向东五里，立苇场，收苇以蓑城。每岁收百万，以苇排编，自下砌上，恐致摧塌，累朝因之。”但是，这些措施并未能真正防止雨水坏城。元文宗之世，天下动乱，元廷恐起义百姓燃苇焚城，遂止蓑城之举，每岁役民修补，终于在元顺帝至正八年（1348年）五月又发生“大都霖雨，京城崩”①的事件。《析津志》载：元初，海运万户府朱清、张瑄曾提出愿出家资，以砖石包敷内外城墙，但因朱、张系海盗出身，后受元朝招抚而专门从事海运，并不受信任，故“因时宰言，乃废”。拉施特《史集》又称：“合罕（忽必烈）在其晚年曾下令运来石头，并欲以石头加固该墙，但他去世了。”似乎在忽必烈晚年曾有欲以砖石敷城的计划。但实际情况是，直至元末，仍只是“西城角上亦略用砖而已”。

    元末，元大都城各城门外又增筑瓮城。《元史·顺帝纪八》载：“至正十九年（1359年）十月庚申朔，诏京师十一门皆筑瓮城、造吊桥。”这是元廷在南方诸省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之际，为保证大都安全而采取的措施。1969年，在拆除西直门箭楼时，发现被包筑在其内的元大都和义门（今北京西直门）瓮城。据门洞内元人题记，可知其建于至正十八年（1358年），是以知在元顺帝诏建各门瓮城之前，实际已经施工。瓮城门残高22米，门洞长9.92米，宽4.62米。瓮城墙体表面敷以小砖；城顶地面铺砖，原应有门楼，估计是明初筑城时毁去。瓮城顶部正中偏西有两个小型蓄水池，池上覆盖凿有五孔的石板，是向水池注水的入口。水池旁有一流水沟，分三个漏水孔，穿过瓮城顶部而向下到达木质城门扇之上，这是专门设计用来阻止敌人焚烧城门的灭火设施。其设计之精巧，构思之绝妙，令人惊叹不已。在中国城市建筑史上，过去还没有这方面的发现①。元大都和义门瓮城已被破坏，今已无存，只有北垣一线地面还残留着元大都北门的瓮城土台。

    《元史·地理志一》大都路条载：元大都“十一门，正南曰丽正（今正阳门北）、南之右（西）曰顺承（今宣武门北）、南之左（东）曰文明（今崇文门北），北之东曰安贞（今安定门小关），北之西曰健德（今德胜门小关），正东曰崇仁（今东直门）、东之右（南）曰齐化（今朝阳门）、东之左（北）曰光熙（今北京东城区和平里东广熙门），正西曰和义（今西直门）、西之右（北）曰肃清（今北京海淀区学院南路西端小西门）、西之左（南）日平则（今阜成门）”。东南西三面，每面各开三门，惟北面开二门。（见图六）元帝居大都，每年三、四月都要往上都开平避暑，健德门（北西门）则为其出入都城必经之地。《元史·兵志三》载：“车驾行幸上都，太仆卿以下皆从，先驱马出健德门外，取其肥可取乳者以行。”《元史·祭祀志五》亦载：“若驾幸上都，三献官以下及诸执事官则诣健德门外，皆具公服于香舆前北向立，异位重行。”元帝自上都归大都，亦入自健德门。《元史·张九思传》载：至元十九年（1282年），元世祖忽必烈与皇太子幸上都，留丞相阿合马守大都。阿合马平日作恶多端，益都千户王著等谋除之，“夜聚数百人为仪卫，称太子，入健德门，直趋东宫”，召阿合马至，遂杀之。王著等为使阿合马及其党徒相信确实是皇太子归来，故自健德门入大都。明洪武元年（1368年），明军占领大都城后，为便于防守，将北城垣南缩约五里至今北京德胜门、安定门一线。因此，元大都北面的健德门、安贞门，以及东之北的光熙门和西之北的肃清门先后皆毁。明成祖永乐十七年（1419年）为营建北京宫室、迁都北京，又将元大都城南垣向南展拓约二里。因此，大都城南面的丽正、顺承、文明三门亦毁，齐化、崇仁、和义、平则四门则被包筑在明北京城东西城垣之中。考古勘查结果表明，元大都城门洞仍为唐宋时期的“过梁式”木制结构，即门洞顶部为粗大木梁，门洞呈方形。瓮城门洞因建于元末，工程技术水平已有较大发展，所以门洞结构是“砖券式”与明清北京城门洞大致相仿。但门洞顶部砌的四层砖券，只有一层半与左右支重墙衔接，说明当时技术还不够熟练。可以认为，元代正处于中国城市建筑史上由唐宋向明清的转变时期。

    元大都城的四隅皆有角楼，今北京建国门南侧古观象台即为元大都城东南角楼遗址。经考古勘查，东南角楼夯土较深，一般深约2.5米；面积也较大，南北长约50米，这是因为此处土壤泥泞，故需深打基础的缘故。元大都东北角楼的基础，无论深度和面积都比东南角楼基础小些。角楼两侧还设有马道，以便上下①。

    元世祖至元十二年（1275年），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到达元上都开平，此后在元廷任职，直至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离开中国。马可·波罗归国后所著《马可·波罗游记》一书，对元大都城郭有详尽的描述，虽然不够精确，但是亦有史书不及之处，兹摘录如下，作为本节的概括。其文云：“新都的整体是正方形，范围38公里，每边约长10公里。周围环绕着土建的城墙，墙底宽约十步，向上递减，顶宽不超过三步。所有的城垛都是白色。……四周的城门共12个（误，当为11）城门。每边3个。每个城门的上端以及两门相隔的中间，都有一个漂亮的建筑物，即箭楼，所以每边共有5座这样的箭楼。楼内有收藏守城士兵武器的大房间。”“元大都城设计的精巧和美观，简直非语言所能描述。”马可波罗自意大利威尼斯出发，从地中海东岸登陆后横跨亚洲大陆到达中国，因此有条件将元大都与沿途所见到的诸大城市相比较。从他对元大都的惊叹不止，我们也可以看到元大都城在当时欧亚各国城市中的地位。

② 元大都考古队：《元大都的勘查和发掘》，《考古》1972年第1期。
③ 分见蒋忠义：《北京观象台的考察》，《考古》1983年第6期；尹世同：《北京古观象台的考察和研究》，《文物》1983年第8期。
① 参考傅公钺：《明代北京城垣》，载《北京文物与考古》1983年。
① 《元史》卷四十一《顺帝纪四》。
① 元大都考古队：《元大都的勘查和发掘》，《考古》1972年第1期。
① 蒋忠义：《北京观象台的考察》，《考古》198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