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北京坊巷和市

    清朝定都北京，城市实行兵民分居政策。八旗官兵居内城，汉族居民住外城。因此，顺治元年（1644年）凡原居住在北京内城的汉族官民商贾皆迁居到外城。明北京街道和元大都一样，都是开放的街巷胡同，各坊只不过是街道行政区的名称。清代，北京外城分为中东西南北五城，实际已演变为以各城为区，以街道胡同为主的新形式。其划分中东西南北五城的方法，正与今日北京城分为东城区、西城区相同。内城则居住满、蒙、汉八旗官兵及其家属，统归八旗管辖。

    据清朱一新《京师坊巷志稿》载：顺治元年（1644年），八旗官兵居北京内城，环绕皇城分为里外两层。外层为八旗前锋参领、侍卫前锋校、前锋等：镶黄、正黄旗以地安门为界，正白、镶白旗以东安门为界、正红、镶红旗以西安门为界，正蓝、镶蓝旗以天安门为界。其里层为八旗满洲五参领、蒙古二参领下护军参领、护军校、护军等；城东部：镶黄旗自地安门东至草厂胡同之西。正白旗自草厂胡同南至东厂胡同之西。镶白旗自东厂胡同循皇城而南至口袋胡同之西。正蓝旗自口袋胡同南而西至长安门金水桥。城西部：正黄旗自地安门西至皇城西北角。正红旗自皇城西北角循皇城而南至西安门南。镶红旗自西安门南循皇城而南至灰厂（今北京府右街北段）东。镶蓝旗自灰厂东而东至长安门金水桥。内外八旗官兵驻防的位置并不对应。雍正三年（1725年），重议八旗界址，定八旗满洲、蒙古、汉军驻防之地。在每一旗驻防区内，最靠近城市中心的为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次之，最外层为汉军八旗。镶黄旗驻地西至地安门大街、旧鼓楼大街一线，东至东城垣，北至北城垣，南至宽街、府学胡同、东直门大街，在北京城东北隅。其南与正白旗接界。正白旗驻地自府学胡同南，南至报房胡同（今北京王府井大街北端路东）之东，西至皇城（今北京东皇城根北段），东至东城垣。其南与镶白旗接界。镶白旗驻地自报房胡同南，南至头条胡同（今北京东单大街北侧），东至东城垣，西至皇城。其南与正蓝旗接界。正蓝旗驻地自头条胡同南至南城垣，东至东城垣，西至金水桥，在北京城东南隅。正黄旗驻地自旧鼓楼大街西至新街口大街（今北京新街口大街），再自四条胡同（今北京新街口四条）西至西城垣，南至马状元胡同（今北京护国寺南群力胡同），北至北城垣，在北京城西北隅。其南与正红旗接界。正红旗驻地自西直门内大街南至阜成门内大街，东至皇城，西至西城垣。其南与镶红旗接界。镶红旗驻地自羊肉胡同（今北京西四）南，南至白庙胡同（今北京复兴门大街北），东至皇城，西至西城垣。其南与镶蓝旗接界。镶蓝旗驻地自白庙胡同南至南城垣，东至金水桥，西至西城垣，在北京城西南隅。《京师坊巷志稿》又云：“北京内城八旗驻防地“后颇有改并，近（光绪时）则齿生日繁，多错处矣”。另外，由于北京外城是京师繁华之地，酒楼林立，自清朝中后期不断有旗人私自迁居外城，屡禁不绝。

    北京外城自东向西排列，依次为东城、南城、中城、北城、西城五区。外城之东城，东至外城东城垣，北至内城南城垣，南至外城南城垣，西至崇文门外大街。其西与南城接界。南城，自崇文门外大街西至三里河街，北至内城南垣，南至天坛。其西与中城接界。中城，自正阳门外南至永定门，东至三里河，西至石头胡同（今北京大栅栏西街西口）。其西与北城接界。北城，自宣武门外大街东至石头胡同，北至内城南城垣，南至外城南城垣。其西与西城接界。西城，自宣武门外大街西至外城西城垣，北至内城南城垣，南至外城南城垣。

    北京内城由八旗兵驻防，外城则置铺，以掌巡查、捕盗之事。如外城之中城东西各置3铺，东城置7铺（光绪时减为4铺），南城置6铺，西城置7铺，北城置9铺。

    清代北京内城街道格局一仍明旧，没有多大改变。惟一比较突出的变化是内外城门附近建有许多兵营。另外，还建有许多宽阔宏敞的王公贵族府第。雍正、乾隆以后，清帝常年住西郊圆明园，王公贵族为上朝方便，多在西城建宅；同时，东城因接近商业区和通惠河码头，清晚期富商大贾多居于此，从而形成清晚期北京所谓“西贵东富”的城市社会结构。

    清代，北京外城商业区进一步发展，各种同乡、同行业性质的商业行会比较发展。道光十八年（1838年）《颜料行会馆碑记》云“京师称天下首善地，货行会馆之多，不啻什百倍于天下各外省；且正阳、崇文、宣武三门外，货行会馆之多，又不啻什百倍于京师各门外。”该会馆乾隆六年（1741年）《建修戏台罩棚碑记》又云：“我行先辈，立足都门，崇祀梅、葛二仙翁，香火攸长，自明代以至国朝，百有余年矣。”可见外城区商市之繁盛，亦可见北京商业会馆历史之悠久。据清吴长元《宸垣识略》记载，清北京外城东部各地会馆最著名的有82所，西部有100所。这些会馆中大部分是本乡土人到北京投考时寓居之所，但也有不少由同乡商人出资筹建的商业会馆。如：仙城会馆（在今北京宣武区王皮胡同）为广州商人会馆。临襄会馆（在今北京崇文区晓市大街）为油盐酱醋粮业商人会馆。晋翼会馆（在今北京崇文区小江胡同）为布业商人会馆。潞安会馆（在今北京宣武区珠市口西大街）为铜锡烟袋商人会馆。河东会馆（在今北京宣武区广安门内大街路南）为烟业商人会馆。太平会馆（在今北京宣武区南堂子胡同）为山西太平县商人会馆。临汾会馆（在今北京正阳门外打磨厂）为山西临汾县纸张、颜料、干果、烟行、杂货五行商人会馆。盂县会馆（在今北京宣武门外椿树上二条）为山西盂县氆氇行商人会馆。东元宁会馆（在今北京正阳门外长巷下三条）为南京绸商会馆。浙慈会馆（在今北京崇文区晓市大街）为浙江慈溪县成衣行商人会馆。①这些同乡商人会馆同时也是同业商人会馆，带有较强的地域性和封建性。另外，也有一些不限地域的行业会馆，如玉行商人的长春会馆（在今北京和平门外沙土园），典当业商人的当商会馆（在今北京正阳门外西柳树井），南北糕点业商人的糖饼行公所（在今北京广渠门内栖流所），染坊业、蓝靛业商人的靛行会馆（在今北京正阳门外珠市口）②。这些行业会馆地域色采比较淡薄，应该说比前述同乡商人行会更为进步。同乡同业商人通过行会保护自己的利益，反抗官府和牙行的盘剥。同时，通过行会组织调整本行业的经济活动，避免由于同行竞争而引起利润下跌。由于商业行会的封建性，其在保护商人利益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也限制了商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① 李华：《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
② 李华：《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