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院儿

    两进的小院儿不大，可万福麟的儿媳妇，韩复榘的姨太太都在这儿住过。院不大，故事挺多……

　　从刚一解放起，我们就住在这小院儿里，直到去年拆迁。如今，物非人去。站在瓦砾堆上，我感慨万千：五十几个春秋，四世同堂，不独故居难离，而在这里经历的风风雨雨，耳闻目睹的故人轶事……

　　小院儿不大，两进院落，却很精致。推开有些褪色的两扇朱漆门，是连顶的门洞，绕过红框绿漆的四扇屏门，就进了西跨院。西跨院有西房一间，紧挨西房的南侧有一小径直通后院。中间一棵高大的枣树。从月亮门走进是前院儿，正北一溜五间青筒瓦高檐回廊房。石子儿甬道，四隅花草，东北角一棵枣树。门前两盆青瓷花盆栽种的硕大石榴树。从东面月亮门走出便是东跨院。正北是有点西式风格的两间套房，前后的屋门。后门开在街面上，权做小院子的旁门。西北角一棵枣树。屋前正对的又是一座四扇木屏门。拾阶从屏门进去，便是我家居住的狭长后院子，三间青筒瓦高檐房。西面两间耳房，紧靠耳房是直通西跨院的那条小径。房子是经改造过的。前后的廊子推出去，形成宽敞的三间大北房。前后的纱窗门，两面大玻璃窗，花砖地，米色的墙面，棕色的墙线与雪白的屋顶相隔，显得明亮而大气。据说这房子原是主人家做客厅用的。

　　房东姓赵，是个白白胖胖，一副养尊处优的妇人。她是军阀万福麟的儿媳妇。解放前夕万福麟携家眷跑到台湾，留下了万太太还有这小院。在我的印象里，她家屋前的廊子上总放一把摇摇椅。冬天正午，她穿着厚厚的棉睡袍，眯缝眼儿地晒太阳，夏天则穿着丝绸衫儿，拿把檀香扇子，轻轻地摇啊摇，扇啊扇的……她不大理睬我们孩子，只是对我的父母客客气气的。记得初搬来时，一切都使我们感到兴奋，屋前屋后，东西跨院，钻月亮门，跑个不停。尽管家长再三告诫我们，不要淘气，但是我们仍然忍不住地满院子窜。那天我刚刚从月亮门伸出脑袋，便被一个女人声音镇住了：“过来，小贱骨头……”那声音不大，却是阴阴的。虽然那时我只有四五岁，但是从她那副傲慢与鄙夷的神态，还有那仿佛从牙缝里挤出来的话，不管有没有恶意，但是她真的刺痛了我的自尊心。我愣愣地木在那里，涨红了脸，紧咬着嘴唇，不让眼泪流下来……我想我那时的样子一定很狼狈。就在我不知所措的时候，一双大手抱起了我，和善地拍拍我的头，操着纯正的京腔京韵逗趣儿着：“小毛毛儿是真淘气儿……”我紧紧搂着赵大爷的脖子，破涕为笑。赵大爷中等身材，白皙的国字脸，浓眉大眼，一表人材。很多人说，他长得像周总理，只可惜他那双游移不定，总不敢正视别人的眼睛，与那双炯炯有神的目光相比，这一差就差得个天上地下，再加上他逢人低头哈腰的谦恭显得很有些卑微。但是赵大爷和气，我们兄妹几个喜欢和他在一起。他常常从大襟兜里掏出几块糖来，分给我们，自己也一定要含一颗，然后把余下的几颗急忙揣回兜里，嘴里叨唠着：“得嘞，留着慢慢儿吃。”然后便给我们讲故事。故事的内容大抵离不开一个“吃”。讲起了吃，他遍数京城各大“居”和名家馆子：杨家的烤鸭，谭家的菜，滔滔不绝，口若悬河，说得令人垂涎欲滴。为此，我的父母，每见我们津津有味地听赵大爷讲“故事”，便借故把我们叫回家。

　　赵大爷和万太太是一母同胞的兄妹。但是万太太却很少正眼睬她这位兄长。等我长大了才知道些原委。赵家是满族旗人。清末，赵的父亲曾官至二品。赵大爷从小过惯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闲散日子，直到有一天改朝换代，父亲也去世了，俸禄没了，赵大爷就靠变卖家产过日子。过惯了有钱人的生活，谱儿不变，依然是好吃，吃遍北京城，直吃得家里日渐窘迫，家徒四壁。赵大爷中年丧妻，没再续娶。他不近女色，不嫖不赌，就是好吃一口。他吃能吃出品位，吃出层次，绝不露饕餮之相。可就单为这个“吃”字，屈尊了一生，蹉跎了一生。其实按现在来说，赵大爷可称得上是真正的美食家呢。

　　小院儿幽静也很雅致。每到春天，我家屋前一棵白丁香，屋后一颗紫丁香团团簇簇，争相开放，满庭芬芳。丁香花将谢，枣花儿又开。夏天来了，姥姥种的芍药花，牡丹花，玉簪棒，爬满墙头的牵牛花，小红花……花木扶疏，争奇斗妍，美极了！秋天时节，果实收成。蜜桃儿、核桃和红枣儿，硕果累累。院子里的枣树是胡同里出了名的。七颗树上七样果：两头尖尖的枣核形，还有腰鼓形的，圆形的……形状不同成熟期也各不相同。我们院子的几棵枣树，肉质细腻，核小，甜脆可口。阴历七月底八月初就成熟了，其次是东跨院和前院子的大艮枣儿，个儿大肉厚，必须红透了才好吃。西跨院子那棵要等到八月十五才成熟，蜜似的甜，数上品。七棵大树撑起了巨大的伞盖儿，覆盖着小院，为我们遮荫避雨。结果儿时，红通通的枣子晶莹剔透，宛如翠绿枝头上缀满了红玛瑙。供我们美餐，让我们欣赏。但是它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不少烦恼。每年，树上刚刚结出青果儿，胡同里淘气的孩子们，便猴儿急似的爬上房来偷摘。房上的筒子瓦常常给踩碎，跌落在地上。急得房东又喊又叫，轰了这拨起了那拨，走了东边出了西边。即使晚上我们躺在床上，都能听到房顶上咚咚咚的跑步声，噼里啪啦的打枣儿声。

　　 万太太又要嫁人了。新夫是享负盛名的统战人士。她将随丈夫到南方颐养天年。临行前，她总还念着手足之情，决定只卖掉前院，留下后院给她哥哥———赵大爷过生活。

　　房子易主。前院的房子大动工程，进行修缮。赵大爷忙前忙后，格外殷勤。新主人要求独门独院。于是在距我家后屋门几米的地方砌起了一堵高过人头的灰墙。东面的月亮门也被砌死。赵大爷搬到了后院的耳房里住，东跨院的房子腾做街门。好端端的一个四合院被割裂成两半儿，风景不再。

　　新来的主人，深居简出，我们难得一见。有一天我放学回家得早，只听门外细细的一个声音：“老太太，我无事不登三宝殿啊！”听到声音，我的姥姥便推开门迎候着：“快进来，纪太太……”正说着，这个叫纪太太的便出现在我面前：是个五十岁上下的女人，个子不高，身材纤细，短短的烫发，清瘦的脸庞上薄薄地施着些粉儿，细细的弯眉，红红的嘴唇上似乎有一层白粉也掩不住的茸毛。上好的绫罗绸衣裤，裹着瘦瘦的身躯，大襟下还掖着一方翠色苏绣方手帕。走起路来像春风拂柳，摇摇曳曳，散发着一股幽幽的香味。那音容那香味，直到现在我还深深记着。因为在那个物质匮乏，经济落后，人们大多身着粗衣布裤的五六十年代里，纪太太确属另类。

　　纪太太站在我家门前，操着带些山东话音，柔柔细语地说：“老太太，借我五块钱，过后就还。”

　　姥姥乐善好施，豁达乐观，周围的邻居谁有了困难，她都会想办法帮助。姥姥不假思索地从大衣襟里掏出五块钱来递过去，和善地说：“不忙还，进屋坐坐。”纪太太用熏黄了的细细兰花指接过了钱，微微笑着，点点头：“不啦。儿子还等着学费。”说罢扭过身子，摇曳着轻盈的身躯走了，留下一片余香。

　　后来我慢慢地从大人嘴里知道，她就是解放前坐镇山东省主席韩复榘的姨太太纪甘青。纪太太是个守信用的人，她变卖些珠宝，立刻把钱还上，绝不拖欠。

　　纪太太家，门户很严，胡同里很少有人到她家串门子。一天，我刚出门，只见他现在的丈夫王先生送出客人来，两位客人长相颇似。都是瘦削脸庞，带着眼镜。一个颀长些，一个略矮一些，中山装，很儒雅的样子。

　　“你知道他是谁吗？”不知何时站在我身后的赵大爷开了腔儿。我摇摇头看着赵大爷。赵大爷神秘兮兮，诚惶诚恐地注视着向西走去的一高一矮的背影，两手一甩袖子，双膝向前屈，做了个伏跪动作，激动地念叨着：“那就是万岁爷，皇上———溥仪呀。瞧见没有，那矮一点儿的是杰二弟呀。”我看着赵大爷那正儿八经的滑稽样子，笑出声来。

　　我到纪太太家总不过三次。走进我那曾经熟悉喜爱的小院子，一时让我感到那样陌生。红绿油漆过的门窗，分外鲜亮。门前盆栽的石榴树换成了两座古色古香的大鱼缸，缸里荷莲盛开，锦鳞游泳，蜻蜓点水。被堵的月亮门，虽然刷上了墙灰，还是有一个抹不掉的深深印记。经过修葺的房屋院落比先前富贵美丽了许多，但是总觉得憋屈，缺少了先前的通畅和乐趣。

　　从童年，少年，直至青年。我们在这小院儿里度过了祥和有趣儿的欢乐时光。直到“文革”才打破了这种平静。我们兄弟姐妹上山下乡去了，一去就是十余载。

　　那年，回来探亲，我简直不认识自己的家了。大门拆了，被一扇破木板挡上做了街门。东跨院的四扇屏拆了，墁地的方砖被刨出来，一切能拆的该拿的都做了街道上的地下防空建材。院子里到处堆着土，沟壑纵横，满目疮痍。

　　我打听到赵大爷的消息。原来，赵大爷失去了房产，完全断绝了经济来源。靠着扫大街劳动改造，得到五元钱生活费。拿着五块钱，赵大爷依旧忘不了一口儿吃。油条豆浆一样也不能少。剩下的日子就靠亲戚和好心人的帮助维持生活。赵大爷一辈子没劳动过，如今扫大街的活儿虽说不重，可也够他累的，不幸的赵大爷扫街没几天就摔断了腿。五元钱的来源也切断了，由他的亲戚每天给他送两个馍充饥。

　　当我再次探亲回京时，听说赵大爷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