鸡爪儿胡同

    据专家考证，登记注册的老北京的几千条胡同里，有两条鸡爪儿胡同，一条在东四牌楼东边，另一条在西直门外礼士路西侧。上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我的童年和少年，就是在这第二条鸡爪子里、路南的第一个四合院里度过的。

　　现在分析起来，鸡爪儿这个名字起得真是朴实贴切：从东往西也就开始的四五十米像个胡同，再往里走，路南十多个院落相连还像模像样，可路北仅有不连贯的三处院落，形成向西北方向两条岔道，直达火车道边，胡同正西到头后又往南拐出一大截，而且胡同南北之间是越往里越宽，如果画一张鸟瞰图，准是一个特大号的鸡脚。足有小足球场大的胡同空地上，两棵一个大人搂不过来的大槐树纵列偏东，几棵老榆树横排靠西。

　　说这条胡同朴实，还在于胡同里住的人。据说老早以前这一带是驴市（礼士路名由此而来），没住过达官富豪，也没出过历史典故（不像东城那个鸡爪儿里，还住过段祺瑞，并因此改叫吉兆胡同）；解放以后也都是平头百姓，何以见得？那时候学校根本没那么多课，好像没有全天上课的时候，作业也没那么多，顶多一个小时就写完了，加上胡同里有的是地方，又差不多是同一个学校的，所以几乎整条胡同的孩子都在一起疯玩儿，谁不了解谁呀。家长们有当裁缝的、有赶大车的、有在粮库扛大个的、有在新华印刷厂当工人的、有在轧钢厂当炉前工的、有在铁路当信号工、装卸工的，最让我佩服的是小黑子的爸爸，开火车的，那么老长的一大溜火车，在他手里想停就停，想走就走，还今天山海关明天兰州的，多牛哇。

　　尤其是夏天的晚上，胡同里就是一个大游乐场，聊天的、练武术的、撂跤的、踢球的、玩“救和跑”的、听老人讲故事的，而这其中，给我最大影响的是几个玩乐器的街坊邻居。不玩到大人扯着嗓子叫，决不回家。

　　旁边八号院里有位叫砚清的大哥会吹笛子，拉胡琴，同院里还有一位老哥会打扬琴，我有生第一次听《旱天雷》和《雨打芭蕉》就是他演奏的；胡同西头还有一位叔叔会拉手风琴；对门院子里有位印刷厂工人乐队的，老在厂里给舞会伴奏，常把小号、萨克斯拿回家在胡同里练；还有会唱京戏评戏河北梆子的；还有就是谁家办丧事请的和尚乐队，他们也常演奏当时的流行歌曲，我记得特别清楚：有一回他们吹的曲子是《真是乐死人》，顿时让我觉得棺材也不那么可怕了。在这些人的熏陶下，我知道了什么是管乐弦乐打击乐，什么是三拍四拍，什么是舞曲进行曲。

　　因为家里穷，加上急于求成，尤其是它的魅力———一根净是窟窿的竹子居然能弄出那么好听的动静，我开始吹笛子，所以砚清哥对我的影响最大，常和他一起玩，我知道了南有陆春龄北有冯子存，知道了各种技法是怎么回事。慢慢地，我上瘾了。没钱买笛子，记得买的第一枝笛子是一毛二一枝不用贴膜的单笛；上学路上、课间休息、吃完饭以后，在门洞里、在路灯下、在护城河边，只要有时间不分地点，拿起就吹。胡同西北第二个出口路边有一个半露天的公共厕所，有一次我边解大便边吹笛子，记得有位叔叔笑着对我说：你小子长大了准能当音乐家。一句玩笑让我浮想联翩。

　　记得我吹的第一支完整的歌是音乐课教材上的《山里的孩子心爱山》，第一次上台是在小学五年级时全校的联欢会上，吹的是《小放牛》。当时收音机里老播刘森创作、演奏的独奏曲《山村小景》，叫我如醉如痴，虽然说不出个子午卯酉，但是我认准是在有山有水有农家的地方，才能有的曲子，后来大人们说这叫“意境”。于是我带着笛子到香山后边去找山村，找意境。凭着胡同里的基础，上中学以后很容易进了学校乐队，并改学单簧管，学校请专业老师上课，讲五线谱，讲音乐欣赏，说要培养出专业人才，没料到刚会一点指法，“运动”就来了……

　　从离开鸡爪儿胡同至今已经快四十年了，那条胡同从地球上消失也有近二十年了。可是在那条胡同里的十几年给我养成的“毛病”，却要伴我终生了。听音乐玩乐器是我最幸福的事，而且好的音乐能净化心情、消愁解闷、有保健治病的功效，这一点我屡试不爽，坚信不疑。我还庆幸当年厕所里的理想没能实现，因为要是真的搞专业了，就得用它养家糊口，很难像今天这样纯粹，这样投入；还有就是我对自己的孩子是一种半放纵式的态度，从不强迫她如何如何、必须怎样怎样，我坚信那样会适得其反，没兴趣的事肯定干不好，对她在艺术上的爱好，花得起的钱从不吝惜，并且不考虑能不能学成个什么、考个什么级之类的———她老爹就是这么长大的。

　　鸡爪儿胡同的“发小儿”们，街坊邻居们，你们现在都在哪，都还好吗？听说砚清哥哥高中毕业后参加工作在房管局，前几年我托人找了两回都未如愿，要是现在再合奏一首《喜相逢》（冯子存的代表作之一），那该是什么滋味？

　　令人欣慰的是，在我现在的住处附近的小公园里，又结识了一群四十年前就应该认识的人，还真有干过专业的，他们对我的评价不乏客套，但有一句最受听，“你吹笛子练过童子功”。

　　人活着要尽量全面一点，适当地超脱一点———这才更有意思。所以，我常常想起那条给我启蒙的胡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