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八旗入关至有清灭亡，文字狱竟与有清相始终，而尤甚于前清。清朝前期的文字狱肇于顺治、渐于康熙、烈于雍正、乾隆间。 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字狱的规模、内涵、背景不断升级，酷烈程度也愈演愈烈，最后成为阻碍中华文明发展的一大桎梏。
顺治朝：三朝文字狱的先声
顺治朝文字狱虽然在数量规模上没有办法同后来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相比，处罚相对也不是太重，函可一案仅仅判了发配沈阳（注意是沈阳而不是苦寒的黑龙江），函可还在此期间写了本诗集。但是作为三朝文字狱的先声，顺治朝文字狱不但在发生密度上大大超过了从前的封建王朝，其打击的对象、打击内容、打击方式大致确定，考之后朝文字狱，同样是打击汉族知识分子、打击汉族的民族思想、并通过国家暴力机构来配合完成这一任务。譬如“毛重倬案件”，只因为作者没有用顺治年号就被看成是目无本朝而遭到清算。正是有顺治朝的热身，使得满人从对文字狱没有什么概念到逐渐熟悉文字狱，并利用其作为一种民族压迫的工具。也为后来一百多年的文字狱打下了基础。
康熙朝：文字狱的成型出炉阶段
在顺治朝处理文字狱的基础上，满清的官僚逐渐掌握了对付不愿与之合流的汉人，尤其是汉朝知识分子的方法。但是这个阶段来说手段还不是特别老练，不比后朝连兴一百五十件文字狱那样老辣从容。譬如《续金瓶梅集》案，说作者反清，其实迹象明显，但是只因为作者在书名上作了改动，又结交了官府很快就被放了出来。《嶙云集诗案》案更是只因为选录诗家太多无法查出就里而不了了之。比之乾隆朝的因一句话而定罪杀人来说，康熙朝的文字狱还算是比较宽容的。
但是这仅仅是相对雍正乾隆这个最黑暗的时期而言的，其实文字狱本身还是酷烈的。康熙亲政以前熬拜掌权的时候就有所谓明史案，可以看成文字狱由小变大的一个转折点，不仅作者、资助者被杀被放，连印刷刻字的工人，只要是书上列上名字的人都被株连到，终清一世，刻字工匠不敢将自己的名字刻在所雕之版上，可见其影响之剧烈。后来康熙扳倒了熬拜，但继承了文字狱，《南山集》案就是个典型代表，前后被杀百余人，文化名城桐城的方、戴两世家受到严重打击。
康熙的文字狱虽然因为没有精心网罗，有些最后没有成狱，但是其矛头所指是很清楚的：汉族知识分子，尤其是大知识分子。譬如上述的方、戴两家就是代表，还有名儒孙奇逢、戴名世，甚至连顾炎武都被牵连到，虽然有的侥幸脱罪，但是还是有大批大知识分子受到迫害，康熙自己写诗也承认说：“中原名士多塞北，江南胭脂半辽东”。
康熙朝还杀技术型知识分子，本来这些人于政治上没有危险但是还是遭到文字狱的横祸。譬如名医朱方旦，就是因为提出人的神经中枢是脑而不是心这点现在看来的常识，而被杀害。康熙自吹自擂精通西学，由此看来这个人顶多就是个成绩良好的好学生，但仅此而已。就这件事上看出，对于现代科技康熙还是个门外汉。另外，有人对评书的说唱形式作了点改进，也被杀了头，这两件事情充分反映了清朝对于文化科技的扼杀。
总而言之，康熙朝在文字狱问题上面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不但使顺治朝偶发的小事件变成震动全国的大案狱，也使清吏逐渐熟悉文字狱、掌握文字狱这门荼毒民族的罪恶“技术”。为以后的黑暗年代打下伏笔。
雍正朝：逐渐转烈的文字狱
雍正朝在位十三年，在案的文字狱就达到二十多起，数量虽然不超过乾隆，但是密度却也是仅次于乾隆。而且多为大案、重案动辄牵连百数，而且比之康熙朝，连清朝自己任命的官员也开始遭文字之祸。象查嗣庭案、曾静案，都是祸连百口、轰动全国的大案。而且案件不再象康熙顺治那样点到为止。雍正几乎已经把刑狱发展成了一门“艺术”。有的案件一查再查不断扩大，不断株连，譬如查嗣庭案，原来只是发配，后来查抄日记
查出怨望之词，再后扩大株连，最后搞得整个海宁鸡飞狗跳，人人自危。
有的案件旧案生新案：譬如谢济世案，原来只发配阿尔泰，后来这个人在贬所还写诗写文，被派来监视的军将发现，一状告到北京，又被申斥，后来乾隆朝的时候又起风波，好在这个人人缘好，好几次都大难不死。
有的案件大案生小案：譬如年庚尧案后来又牵连出汪景祺案、钱名世案。曾静案牵连出范时杰案。
有的案件小案生大案：譬如查嗣庭案牵连出隆科多案件。年庚尧笔误案最后牵连出其谋反的案子。
雍正还发挥主观能动性来利用案件，譬如突发奇想的送给钱名世一块“名教罪人”的匾额，让他自己挂在自家堂上，还让他自己出钱出版京官讥辱他的诗集，还发到各级机关学校来做为反面教材。曾静案一开始也没杀他，还让他去风俗使那里报到待命，周游列国现身说法，自己还编了本〈〈大义觉迷录〉〉作教材。
这些事情说来象是闹剧，但是其实不如是看作清朝官吏在文字狱问题上的一次技术、理论改革，经过雍正这一朝，发展出了所谓诛心论的文字狱指导理论，官吏也在几乎两年三次的文字狱集训中掌握了大量的办案“技巧”，用这些“技巧”作为给下一个血雨腥风的乾隆时代的“盛世的献礼”。
乾隆朝：登峰造极的文字狱时代
乾隆执政六十三年，号称所谓盛世，而就是这个所谓盛世里上演了一出影响巨大的思想大钳制运动，不但把科举考试弄成了乌烟瘴气，把民间的遗书烧个干干净净，在文字狱方面更是集了大成，一百三十余件，比全中国其他皇帝搞的文字狱总和还多！
如果说康熙朝针对的知识分子，雍正朝喜欢杀一儆百，那么乾隆是把矛头针对了全社会，而且手段极为严厉。
江南名儒沈德潜，乾隆朝五大词人之一，中举后十年之间就，入值军机。他退休以后还赠送了太子少保，从一品。可以说是荣耀已极，似乎无以复加了。但是就是在这个太子少太保死后不到一年。就因为查出来他的诗集里有几篇他给乾隆皇帝当枪手写的诗，还有若干牵强附会的“反诗”而遭到清算。
乾隆一生号称作诗四万多首，由此看出许多是有人代写的，譬如纪晓岚、沈德潜就是当枪手当的好而得宠的。这个十全皇帝自己还这样作弊，可想而知官场试场上的情况了。
像沈德潜这样的宠臣尚且如此下面的普通官僚百姓就更是在劫难逃，哪怕是人发疯狂言也遭到杀戮，乾隆一朝所杀疯人妄语的案件就有六起。平常人治罪更人捕风捉影。尤其是牵连到民族问题则更加是雪上加霜。翰林胡中藻一句“一把心肠论浊清”，就被治罪。小吏徐述夔一句“且把壶儿搁半边”，乾隆说他是借壶指胡，就是满族，因此就治了罪。象这样的例子在乾隆朝的文字狱里边是可谓是数不胜数。
另外，还有一件案子很可以深究——王锡侯《字贯》案。乾隆自说自话认为自己在文化上大有作为，其实是他在搞样板戏方面大有作为，比之康熙阻梗文化科技发展乾隆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康熙朝编写了康熙字典，王锡侯出于好心，认为康熙字典存在有不足，于是花费十七年心血编写出字贯，意在读康熙字典有所补益。不想乾隆得知以后，居然兽性大发将王锡侯立刻处死，还把字贯彻底禁毁。
由此事看出乾隆其实并非真正热衷文化，而是要夺取文化上的最终解释权，最终方向权，也就是要彻底控制人民的思想，尤其是汉族人民的思想，所以他要四处搜书烧书，所以他不准西洋传教士来中国，所以他不准别人注解四书五经，所以他要编写四库全书，所以他要杀王锡侯，所以他要兴文字狱。
终乾隆一朝文字狱来得比自古以来的任何时候都猛烈都深刻，这绝不是乾隆心血来潮的暴戾体现，而是满洲封建统治阶层挖空心思弱化人民的长期国策，或者说长期阴谋。
结语
文字狱的高压政策看起来确实是效果显著，到嘉庆道光年间，即使再想找点茬搞点文字狱，所面对的也只是万马齐喑的暗淡局面，哪怕后来林则徐、魏源写一些开眼看世界的书也不敢让太多同僚知道。
然而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乾隆还没玩完，川陕人民已经按捺不住心中怒火纷纷揭竿而起，紧紧接着的就是如火如荼的太平天国运动，最后武昌一呼，天下光复。
自从嘉庆开始，清朝的皇帝几乎没有一个不是惨淡收场，不是他们自己想这样，而是时局迫使然罢了，时局是如何搞成这样的呢，无非从前的事情结出的恶果罢了，我想，其中一颗比较大比较黑的大概就叫做：文字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