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

    辛亥革命之后，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北洋军皖系军阀段祺瑞执政，政局不时动荡，政治更加黑暗，社会各阶层普遍滋生出悲观失望情绪。保皇党人康有为利用这种情绪，大肆攻讦共和，攻讦辛亥革命。《新青年》杂志主编陈独秀撰文严辞驳斥。他指出，政治的混乱黑暗现象并非“共和本身之罪”，而是受到了“阻力”；武人像“北洋派张勋等”，学者像“保皇党人康有为等”，就是最大最强的阻力。酿成政治黑暗的原因，“不唯阻碍改革者之武人学者是诛，而归罪于谋改革者酿乱，则天壤间尚有是非曲直之可言乎？”

    陈独秀以及《新青年》其他作者就是这样站在时代思想前沿，批驳反动谬论，为辛亥革命辩护的。《新青年》积极提倡民主与科学，竭力把“德先生”（民主）、“赛先生”（科学）请进中国来。他们推进文学革命，提倡白话文，反对封建主义的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抨击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政策。

    《新青年》在1915年创刊以来，就受到广大青年的喜爱。随着发行量的增长，影响日益扩大，以至形成为一个有历史意义的文化思想运动。这个文化思想运动，以发生于1919年5月4日的北京学生爱国运动命名，称为五四新文化运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19年1月，美、英、法、日等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中国也是战胜国之一，也参加了和会。北洋皖系军阀段祺瑞控制的北京政府代表在会上要求取消1915年袁世凯与日本签订的《二十一条》，直接收回战败国德国在山东的特权。然而，巴黎和会漠视中国主权和战胜国地位，非法决定德国在山东的特权由日本继承。

    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努力彻底失败的消息由5月2日的《晨报》公开之后，丧权辱国的悲愤情绪在全国上下如火山爆发，似海涛奔涌。3日夜晚，北京大学校园内一片沸腾，一千多名本校学生和外校学生代表聚集在法科礼堂共同商讨行动方案，会议气氛悲壮激昂。有个学生当众咬破中指，撕下衣襟，血书“还我青岛”四字。会议最后决定第二天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大示威。4日下午1时左右，北京10多所学校的3000多名爱国学生齐集天安门，人人手举小旗，写着“还我青岛”、“保我主权”、“诛卖国贼曾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等内容的标语。这三个人在段祺瑞的指使下，为了向日本大借款，签署了一系列出卖国家主权的协定、合同和换文、照会。在全民一致的“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呼声中，人们对这三个卖国贼口诛笔伐是理所当然的。

    这天中午，皖系军阀政府总统徐世昌在中南海总统府内大摆筵席为刚从日本回国的章宗祥接风，作陪的是国务院总理钱能训和曹汝霖、陆宗舆。正在他们举杯投著觥筹交错之时，爱国青年学生在天安门集会的消息传来。徐世昌随即下令京师警察厅妥速解决，不许游行。席散之后，陆宗舆先行离去。大约在下午 2时半左右，曹汝霖邀约章宗祥一同乘车回到了赵家楼自己的住宅。这时，京师警察厅估计学生会到曹宅示威，派了三四十名警察前来保护。但警察长对曹汝霖说：上头命令，文明对待。

    学生们在天安门举行集会之后，一起来到了外国使馆所在的东交民巷，向各国驻华使馆递交说帖，请求他们说服自己的政府在和平会议上援助中国。随后，学生们退出东交民巷，浩浩荡荡地向曹汝霖的住宅进发。游行队伍来到赵家楼胡同时，曹宅的大门已经紧闭。学生们一边愤怒喊着口号，一边向曹家院墙里抛掷写有标语的小旗。忽然砰地一声，大门被撞倒。学生们蜂拥而入，呼喊着搜索曹汝霖。可是不见曹汝霖的踪影，只有他的小老婆苏佩秋在客厅里应酬。学生们追问她，曹汝霖在哪里，苏佩秋只是回答说，他出府未回。其实躲在狭小的箱子间里，不敢露面。学生们找不到曹汝霖，极为愤怒，有人放起一把大火，曹宅顿时浓烟滚滚，火光冲天。躲在曹家又小又黑的地下锅炉房里的章宗祥担心迟误会葬身火海，立即冲了出来，企图溜走，终被学生发现。愤怒的人群喊叫着，咆哮着围了上去，挥拳踢脚，将他痛打一顿，直到他趴在地上不能动弹。随后，警察总监吴炳湘亲率大批人马赶到，有的为曹宅扑火，有的将章宗祥抬送医院，有的抓人。当天有32名学生被捕。

    5月7日，皖系军阀政府释放了被捕学生，但他们为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卖国行径百般辩解开脱，悍然宣布要在对德和约上签字，并于25日对学生运动下达了一道措词强硬的命令，禁止集会、游行、演说、散布传单，否则实行镇压。

    政治形势的急剧恶化，激起了声势更为浩大的斗争浪潮。6月3日，北京各校的学生继续上街演讲，警方根据总统徐世昌5月25日的命令，逮捕了170多名学生，监禁在北京大学法科校舍。4日，学生们仍旧上街演说，警方出动马队冲撞学生和听众，并逮捕了700多人，法科校舍容纳不下，又把马神庙理科校舍用作临时监狱。5日，学生们再次冲破阻挠，走上街头，分路演讲，北京中等以上学校联合会向全国各界发出宣言，坚决要求罢免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指出不除国贼就无法挽救国权。这一天，虽然皖系政府迫于形势，释放了被捕学生，撤走了包围北京大学的军警，但其暴行早已激怒了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上海爆发了伟大的六三运动。

    当6月3日、4日北京军警大规模逮捕学生的消息传到上海后，上海的学生纷纷罢课，以示声援，并分头动员工界罢工，商界罢市。5日，许多商店关门罢市了，门前贴着“不诛卖国贼不开市”、“要求政府夺回青岛”等标语。在一家书局门前贴着一副对联：“罢课救亡，罢市救亡，我两界挺身先起；民心不死，民国不死，愿大家努力进行。”从这天起，上海纺织、机器、印刷、电车、汽车、码头、轮船、烟厂等行业的工人也陆续罢工了，尤其是沪宁铁路工人从10日起开始罢工，使得沪宁线处于瘫痪状态，把上海的学生罢课、商店罢市、工人罢工的“三罢”斗争推向了全国。

    段祺瑞政府，被迫释放了被捕学生，撤去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的职务，并于6月28日拒绝在和约上签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