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三天皇帝梦

    袁世凯暗杀宋教仁后，1913年4月非法大借外债，准备发动内战，消灭革命势力。孙中山等人看清了袁世凯的真面目，决定起兵讨袁。由于内部意见不统一，迟迟不能举行。袁世凯采取先发制人手段，6月间免去国民党员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等人职务，派兵南下。革命党人被迫仓促应战。7月12日，李烈钧在湖口宣布独立，发布讨袁檄文，这就是历史上所称的“二次革命”。

    7月15日，黄兴在南京成立讨袁军，安徽、广东、福建、湖南、四川宣布独立。但他们并没做好军事准备，彼此又互不统属。在袁世凯南下军队压力下，江西、南京反袁武装迅速瓦解。不到两个月，二次革命就失败了。

    国会中的国民党议员有的被袁世凯收买，有的退党，有的离京南下，在国会中丧了多数党地位，大有风流云散之势。进步党成了国会中的大党，袁世凯组成了以熊希龄为总理的内阁。进步党人梁启超为司法总长，张謇为农商总长，汪大燮为教育总长。梁启超、张謇、汪大燮等人从清末到民初，都是社会名流，这届内阁史称“名流内阁”。

    1913年10月6日，国会进行正式大总统的选举。当参、众两院议员鱼贯进入会场时，发现会场已被数千个全副武装的军警团团围住。一种大敌当前的紧张气氛钻入议员们的心头。选举开始之前，会议主席王家襄还郑重宣布，议员不得自由离开会场。这么一种高压气氛，不仅使幻想运用议会斗争继续与袁世凯较量的国民党议员们愁容满面，就连进步党议员们也感到难堪。第一次投票结果，袁世凯得471票，黎元洪得154票，其余的人仅得几票、十几票、三十几票——选举无效。因为国会制订的《总统选举法》规定，候选人必须获得总票数的四分之三的绝对多数才能当选。当天到会的议员共759人，袁世凯虽然得票最多，但跟法定数还差99票。只得按照《选举法》进行第二轮投票。第二轮投票的议员共745人，结果袁世凯得 497票，离当选仍差 63票——选举仍然无效。

    两轮投票后，时间已经过了中午，有些议员要求回去吃饭。正在这时，一千多个上穿便衣，下穿军裤，脚登皮靴，腰挂短枪的人冲进会场，把住前后门，声称是“公民团”，大声吼叫起来：“今天不选出我们中意的大总统，就休想出院！”议员们一见“公民团”的军裤、皮靴和短枪，知道情况严重，叫苦不迭，便放弃了消极抵制的意图，接着举行第三轮投票，袁世凯以 507票当选。于是，“公民团”连声三呼“大总统万岁！”便振旅凯旋。这时已到晚上九点，饥肠辘辘的议员们才仓皇离开会场。

    在袁世凯看来，这个国会并不是得心应手的工具。既然它已经使他“合法”地成为了正式大总统，这个工具的作用已经用完了。11月4日，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取消国民党员议员资格。这样，国会议员人数就不足法定开会人数的三分之二，国会就无法召开会议，因而瘫痪，熊希龄的“名流内阁”也就只好下台。进步党的梁启超、张謇从此与袁世凯分道扬镳。

    1914年1月10日，袁世凯以他亲定人员组成政治会议取代国会。5月1日，他废除了孙中山领导制订的《临时约法》，颁布袁氏《中华民国约法》。按照袁氏《大总统选举法》，袁世凯实际上成为终身大总统，而且有权子孙世袭。这一天还撤消了国务院，建立了相当于清廷军机处的政事堂。至此，一个彻头彻尾的北洋军阀政府开始了它的专制独裁统治。

    然而，袁世凯并不满足这种相当于皇帝的总统职位，他一心要当真正的皇帝。当时参政院里有个叫杨度的人，完全摸透了袁世凯的心思，1915年4月写了一篇鼓吹帝制的大块文章《君宪救国论》呈递给袁世凯。袁世凯如获至宝，一方面题写“旷代逸才”的横幅赏赐杨度，一方面安排付印广为散发。袁世凯有个美国籍的宪法顾问古德诺，按照袁世凯的要求写了一篇鼓吹中国适用帝制的文章《共和与君主论》，8月3日发表在袁氏政府机关报《亚细亚日报》上，连日本、英国的重要报纸都先后转载。袁世凯在紧锣密鼓大造恢复帝制舆论的同时，还加快了内政外交的实际步伐。为了得到日本政府在军事、经费上支持他当皇帝的承诺，5月9日，他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签署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8月14日，他又授意杨度等六人联名发起成立“筹安会”（筹一国之治安）作为推动帝制的办事机关。自9月初到12月中旬，“筹安会”策划导演了请愿、选举、推戴三部曲闹剧。

    1915年9月1日，“筹安会”趁参政院开会之机，带头递交请愿书，呼吁恢复帝制。于是乎，从北京到地方，各种各样的请愿团包括“乞丐请愿团”、“妓女请愿团”纷至沓来，闹得沸沸扬扬。接着，“筹安会”一边密电全国各省军政长官限期回电回函表态赞同恢复帝制，另一边电令各省选举国民代表大会代表。于是，10月25日，各省选举国民代表；28日，各省国民代表举行国体投票。投票地点一律设在将军或巡按使公署，将军和巡按使是法定投票监督人。会场内外布满军警。票面上只印着“君主立宪”四个字，要投票人写上“赞成”或“反对”，再签上自己的姓名。投票前发给每个代表500元大洋作为盘缠或公费，将军或巡按使发表一通诋毁共和、称颂君宪的演说。在此情况下，当然无人敢写“反对”二字。紧接着，各省将投票、推戴情况上报参政院。

    在全国文武官吏和“商民”的一片劝进声中，参政院于12月11日上午11时开会，举行解决国体总开票，结果是各省国民代表共1993人，全票赞成君主立宪。各省的推戴书上一致写着“谨以国民公意，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并以国家最上完全主权奉之于皇帝，承天运，传之万世”。于是在杨度等人的提议下，秘书长立即拿出早已准备好的总代表推戴书当众朗读一遍，参政员全体起立，一致通过。11时30分，在欢呼声中散会。当天中午，袁世凯接到推戴书，立即退回，并发下咨文说自己如果登极，一是对不起前朝国君，二是违背了大总统的誓言，申令“另行推戴”。按照预谋，当日下午5时，参政院再次开会，报告了袁世凯的咨文。参政员公推秘书厅起草第二篇推戴书。仅用15分钟时间，2600多字的推戴书又写好了。这篇推戴书帮忙袁世凯诡辩说，以前民意共和，大总统的誓言是顺乎民意；现在民意君宪，袁氏登极当皇帝也是顺乎民意。于是第二天（12日）一早，袁世凯发出申令，引述推戴书全文，宣布自己为中华帝国的皇帝。

    1915年12月13日，就是袁世凯承认帝位的第二天上午9时，他在居仁堂接受京城及附近地方文武高级官员的朝贺。被召去朝贺的人，有的穿军装，有的穿长袍马褂，有的穿便服，形形色色，无奇不有。袁世凯本来预先打了招呼，朝贺时行三鞠躬礼，但朝贺的人们却仍旧跪拜，很多人还如见前清皇帝一样行三跪儿叩首大礼。袁世凯朝南站着，对跪拜者不时点头，表示接受。12月31日袁世凯正式下令改民国五年即1916年为洪宪元年。

    袁世凯卖国求荣，悍然称帝，不仅打破了国民党中一部分人运用议会斗争限制袁世凯的幻想，也打破了进步党中梁启超、蔡锷等人通过袁世凯建立“开明君宪”的迷梦。于是一场以蔡锷为军事骨干讨袁护国的政治军事运动在全国风起云涌。

    蔡锷（1882年—1916年）原名艮寅，字松坡，湖南邵阳人。1898年入长沙时务学堂，做了梁启超的学生。1900年参加自立军起兵，失败后留学日本士官学校。1904年归国在江西、湖南、广西、云南训练新军，1911年（宣统三年）升任云南三十七协协统。武昌起义爆发，在昆明举兵响应，建立军政府，任云南都督。并派唐继尧进军贵州，由唐继尧接任贵州都督。1913年被袁世凯调到北京，暗中监视。1915年10月下旬，正当全国各省举行国民代表投票赞成君主立宪、推戴袁世凯称帝时，蔡锷与梁启超秘密策划反袁。12月19日，蔡锷金蝉脱壳离开北京，途经日本，到达云南。23日，云南省军政要人在蔡锷的领导下电促袁世凯取消帝制。25日，云南省宣布独立。31日，云南护国军正式对北洋军作战。紧接着，贵州、广西、广东、浙江纷纷响应宣布独立。与此同时，孙中山在日本组织领导的中华革命党人也在广东、四川、湖南、湖北、江苏、安徽、山东等地频繁地发动起义，有力配合了护国军的军事斗争。1916年1至3月，日本政府出于自己的利益采取了倒袁行动。在此形势下，连袁世凯北洋军队中的心腹段祺瑞也于1916年2月底公然提倡南北停战，维持共和，另组新政府；驻守南京的袁政府总参谋长冯国璋与江西将军李纯、山东将军靳云鹏、浙江将军朱瑞、长江巡阅使张勋等3月10日联名致电袁世凯取消帝制。

    面对军事连连失利，内部众叛亲离，财政拮据无援，帝国主义列强反对的局面，袁世凯不得不于3月22日正式宣布撤消1915年12月11日“承认帝位案”，23日告令废止洪宪年号，恢复1916年为中华民国五年。至此，袁世凯的皇帝梦宣告破灭。从袁世凯1916年元旦洪宪改元起到3月23日颁令废止洪宪年号止，总共不过八十三天。即使从1915年12月11日承认帝位算起，至1916年3月22日明令取消帝制，也只有一百零三天。当年6月6日，袁世凯这个自以为不可一世的窃国大盗便在护国军的隆隆炮声和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满怀忧惧一命呜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