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玉祥驱逐溥仪离故宫

    1924年9月中旬，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经过两年多时间积极备战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乘直、浙军阀齐燮元、卢永祥之间的江浙战争激烈进行的时机，挑起了第二次直奉战争。10月19日，直系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联合援军第二路司令胡景翼秘密回师北京，在京畿警备副司令孙岳的策应下，发动北京政变，22日夜晚到23日清晨，没费一枪一弹便占领了北京。政变后，冯玉祥将自己和胡景翼、孙岳的部队定名为中华民国国民军，不仅把“贿选总统”曹锟赶下了宝座，而且把退伍清帝溥仪赶出了故宫。

    11月3日，国民军将原故宫景山的守卫部队缴械，集中到北苑听候改编，引起清室极大的惶恐。清室便暗中与外界联系，谋求对策。少数保皇党人见北京局面混乱，也乘机活动。一时间，清帝复辟的谣言纷纷四起。警备总司令鹿钟麟得知这些情况后，立即报告冯玉祥和摄政内阁的代理国务总理黄郛，并且指出，驱逐溥仪，须从速进行，如若迟延，恐生变故。于是，黄郛连夜召开紧急内阁会议，将1912年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时南京临时政府与袁世凯共同拟定并公布的《关于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之条件》加以修改并讨论通过，同时筹组清室善后委员会，以处理溥仪出宫后的有关事宜。

    原优待条件中写有清帝退位后尊号不变，民国政府待以外国君主之礼；国民政府支付清帝岁用400万两；清帝退位后暂居宫禁，侍卫人等照常留用；王公世爵仍其旧等条款。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称帝时，清室惶恐不安，准备让出故宫，迁往颐和园。为了安抚清室及散处各地的前清遗老，袁世凯于16口在原优待条件文本上亲笔签批“所有优待各节无论何时断乎不许变更容当列入宪法”等字。袁世凯如此回护清室，为封建复辟留下了一条祸根。1917年7月张勋复辟失败后，段祺瑞等北洋政府头目都照样维护清室“小朝廷”，遂使故宫成了国中之国。在故宫里，溥仪仍旧发布“上谕”，仍用宣统年号纪年，遗老遗少仍行跪拜大礼。民国总统每当新旧接替，新总统还要派遣专使以对外国君主之礼向溥仪递交“国书”。1922年12月1日溥仪结婚，迎娶仪仗队出神武门经东华门在北京街道上吹吹打打。军警宪机关派来骑、步兵2000多人壮威保护，所经街道实行戒严，马路两边人山人海。北洋政府及外籍人员参观，每人领一枚铜质徽章才可通行。3日上午举行“受贺礼”，溥仪接见外国使节后，又坐上宝座接见曹锟操纵的代总统黎元洪派遣的致贺专使，贺礼红帖上竟写着“中华民国大总统黎元洪赠宣统大皇帝”。凡此种种，使国内外舆论哗然。

    眼下京城流播清室复辟谣言，如不及时采取果断措施，不仅会使局势更加混乱，而且会使冯玉祥陷入政治被动局面。黄郛主持修改后的清室优待条件是：“一、大清宣统皇帝即日起永远废除皇帝尊号，与中华民国国民在法律上享有同等一切权利。二、自本条件修改后，民国政府每年补助清室家用50万元，并特支出200万元开办北京平民工厂，尽先收容旗籍贫民。三、清室按照原优待条件，即日移出禁宫，以后得自由选择居住，但民国政府仍负保护责任。四、清室之宗庙陵寝永远奉祀，由民国酌设卫兵妥为保护。五、其一切私产归清室完全享有，民国政府当为特别保护；其一切公产，当归民国政府所有。”紧急内阁会议将这个清室优待条件通过后，当即决定由北京警备总司令鹿钟麟、警察总监张璧，会同社会知名人士李煜瀛前往故宫执行。

    5日早晨，鹿钟麟、张璧、李煜瀛会商执行步骤。张璧说：“这是一件大事，需要带多少军警？”鹿钟麟说：“军警各20名就够了。”商议就绪，先将故宫军警布置妥当。并将电话线割断后，就率领军警各20名进神武门。每通过一道门，就分派军警监视原故宫的值岗卫兵，不许走动。鹿钟麟、张璧、李煜瀛3人径直前往溥仪的住所。

    这时清室正在开“御前”会议，由内务府大臣绍英出来迎接。鹿钟麟拿出国务院通过的修改优待条件给绍英阅览，并告知来意，请他转达溥仪立即移出宫外。绍英虽然惊慌失措，但是仍旧故作镇静，并指着李煜瀛说：“你不是故相李鸿藻的公子吗？何忍出此？”李煜瀛笑而不答。绍英又指着鹿钟麟说：“你不是故相鹿传霖的本家吗？为什么这样逼迫我们？”鹿钟麟回答说：“你要知道，我们来此执行国务院的命令，是为了民国，同时也是为了清室。如果不是我们，那就休想这样从容了。”绍英又说：“我大清入关以来，宽宏为政，没有对不起百姓的事，况优待条件尚在，怎么能够这样办呢？”鹿钟麟反驳说：“你这是替清室说话。可是，满清入关以后的‘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老百姓是永远忘不了的。况且张勋复辟，颠覆民国，优待条件早为清室所毁弃。当时全国军民一致要求严惩复辟祸首，到现在还是一个悬案。最近摄政内阁成立，各方又纷纷提出惩办复辟祸首的要求，群情愤激，就要直接采取不利于清室的行动，现在宫内外已布满军警，其势汹汹，就要动手，如果不是我们劝阻他们稍停片刻，现在就出了乱子了。”

    绍英不得已，才进去转告溥仪。但是往返数次，仍然希望有所转圆。鹿钟麟见事情不能迅速解决，于是大声对随从人员说；“告诉外边，事情还在商量，先不要开炮放火，再延长20分钟。”溥仪听到这话，胆颤心惊，立即答应迁出故宫，随即交出印玺，收拾私物，在鹿钟麟、张璧、李煜瀛的监视保护下，。一同离开紫禁城，到后海甘水桥他父亲载沣的醇亲王府故宅居住。宫中太监、宫女都任其自由迁出宫外，回到民间。至此，大清皇帝不复存在了。

    溥仪被逐出宫，清室的宗亲旧臣们如丧考妣，痛哭流涕。连北京大学的年轻哲学教授胡适也在当天致函摄政内阁外交总长王正廷对政府“提出几句抗议的话”，认为这是“欺人之弱，乘人之丧”，“是民国史上的一件最不名誉的事”，还亲赴醇亲王府向溥仪表示慰问，声称这“是东方的野蛮”。住在天津的段祺瑞第二天也致电冯玉祥表示大为不满。

    但是废除溥仪尊号，令其出宫一事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和社会舆论的普遍赞扬。溥仪迁出故宫的第二天，北京全城悬挂五色国旗进行庆贺。社会名流章炳麟致电黄郛等人，誉为“第一功”。孙中山也于11日致电冯玉祥，认为“复辟祸根既除，共和基础自国”，并接受冯玉祥10月25日、11月1日的两度电请，于11月13日离开广州，绕道日本北上，12月4日到达天津，不料当晚肝病发作，31日扶病入京。1925年3月12日，这位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先驱因肝癌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

    被逐回醇亲王府故宅的溥仪，在前清遗老和帝国主义分子的诱惑下，于当月29日逃往东交民巷日本公使馆；1925年2月24日又由日人护送潜往天津，寓居日租界的张园。北京知识界组织的“反对优待清室大同盟”，25日发表宣言指出，倘溥仪有扰乱国民之事，日本须负相当责任。事实上从这时起，溥仪已堕落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为在我国实施侵略计划而储备的重要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