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廷诗词的价值取向

    宫廷诗词的价值取向，在于它对中国古典文学诗词的发展，起到了特殊的携动作用。这主要是由于创作者个人创作实践的努力以及权力身份下，个人创作喜好与追求的影响。

　　宫廷诗词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影响或决定了诗词的时代风格。

　　宫廷诗词的价值取向，在于它对中国古典文学诗词的发展，起到了特殊的携动作用。这主要是由于创作者个人创作实践的努力以及权力身份下，个人创作喜好与追求的影响。

　　首先，宫廷诗词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影响或决定了诗词的时代风格。

　　诗词的时代风格，是指在一定的历史时期，诗词作品在反映的思想情感及采用的艺术手法方面，所呈现出的创作共性。由于诗词创作是对社会生活的反映，所以诗词创作共性的形成，主要取决于一定时期时代精神的性质。是时代精神决定了诗词的时代风格。而一定时期时代精神的性质，又与该时期的社会格局和领袖人物的政治追求密切相关。

　　像魏武帝曹操所处的汉代末年，正是辞赋这种文学体裁盛行的时期。辞赋又称汉赋，是在“楚辞”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诗歌的别体。它用有韵的文字，敷陈、铺张事物，或颂德借鉴，或出世游仙，或注释儒家学说，文采华绚巧丽，曾出现过像司马相如、贾谊、杨雄、班固这样的大赋家。但这些人的作品距离社会现实却越来越远。曹操在东汉建安元年（196年），迎汉献帝定都许（河南许昌），逐渐被进封为丞相、魏王，拥有着平定军阀割据势力，统一领土，重树汉朝皇威的远大政治抱负，并且为此辗转征战。同时，他又很喜欢流行于民间的乐府民歌。他用民歌的形式，用真挚朴素的语言，着力表现自己统一天下的理想壮志，描绘离乱的社会现实和民生的疾苦，揭示造成社会离乱的社会根源。他的这种理想追求和写作表现，强烈感染着聚在他周围的文人学士，包括他的两个儿子———曹丕、曹植。于是，形成了以关注动乱的现实社会、关注民生疾苦、将个人前程命运与拯救民生相结合为特点的慷慨悲壮的时代精神。由此，文坛改变了把铺张、靡丽的辞赋奉为正品的风气，打破了把文学作为经学附庸的桎梏，转而用文学来形象地反映社会现实，反映激昂的人生追求，树立起悲凉激越、沉郁顿挫的阳刚之风，由此形成了“慷慨悲凉、激越磊落”的诗歌风格。此风格就被誉为“建安（汉献帝年号）风骨”，并且以曹家父子为该风格的典型代表。

　　再比如，南朝时期形成的以“宫体诗”为代表的轻靡绮艳的诗歌风格，就是由于梁武帝萧衍、简文帝萧纲、元帝萧绎对“艳典”的喜好以及对诗歌语言艺术性的追求而造成的。

　　“艳丽”，是盛行于南朝的一种以艳情为主要内容的词典，它的前身是流唱在女乐口中的歌词。这些歌词，多取自民歌，在形式上体裁短小，以五言四句为主，内容上千变万化不出相思，所用语言也清新自然。萧衍、萧纲、萧绎都很喜欢在朝廷宴集的场合，套用女乐嘴中的曲子，即兴添换出自己的新词。于是，士大夫及其文人纷纷效仿，从而在巧艳的民歌曲调基础上，脱胎出许多新词，这些新词就被称作“新声乐府”或“色情乐府”，更通俗些的，就称为了“艳曲”。

　　“艳曲”之外，这时期的文人在诗歌创作中，开始致力于探寻语言的艺术化。他们不断寻找汉语言的音韵规律，务求在语言的字和句上相互关照、衬托，以体现出音律之美和景物神色之美。其实，就是写出美丽的句子。萧衍、萧纲、萧绎，都是喜好延揽文人的帝王，萧衍在做皇帝之前，本身就是齐朝文坛著名的“竟陵八友”之一，他们喜欢采用“艳曲”的小巧形式和关于情艳的主题，再像文人那样着力在描情绘意的语言文字上精雕细琢，就写出了许多短小精湛的艳情诗。比如“怀情入月夜，含笑出朝云”（萧衍《子夜四时歌，秋歌》）这两句，就将女子娱情的神态比喻得清丽动人，很是受人推崇。于是，就形成了一种好像一天到晚无事可做，只把精神时日在“情艳”二字上体贴料理、参微入透的诗歌气候。这种诗歌的时代风格，就被讽为“宫体诗风”。

其次，宫廷诗词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开拓或转变了诗词的意境。

　　诗词意境，是指诗词体现出的思想情感艺术氛围。诗词意境的高下，决定了诗词品位的高下。魏武帝曹操、曹操的儿子陈思王曹植、南朝时期梁国的萧衍诸帝以及五代十国时期南唐的李　、李煜父子，都实现了这种开拓或者转变。

　　曹操（155—220）生活在东汉末年，这个时候，存在着一种被称作“乐府歌辞”（或称“乐府诗”、“乐府”）的诗歌。“乐府歌辞”在最初，是指由“乐府”这个音乐专署制曲和采曲的诗歌，它是一种需要和着钟、鼓、管、弦等乐器唱的诗歌，属于乐歌。“乐府歌辞”中的民歌，大多都以反映现实生活为主题，所以它的题目，也以反映一定的生活状态为类型。比如《蒿里行》就是反映丧亡之哀的，《薤露行》就是挽歌。概括而言，乐府民歌反映了汉代社会民众的生活感情。只是这种“乐府诗”到了曹操的笔下，就产生了巨大的变化———曹操使用汉代（前202—220）乐府歌辞的旧题目，却表达着与这种题目完全不相同的另类的思想感情———统一天下的雄心和顽强的进取精神，而且语言准确、凝练，这使得乐府歌辞的意境一下变得辽阔雄壮、苍凉激越起来，形成了“一派沉雄”的崭新天下。

　　陈思王曹植，是曹操与正室卞夫人所生的第4个儿子。曹植喜欢用贯通而跌宕的叙述，用贴切而意味深长的比喻，以及选用经过精心雕琢的辞藻，来抒发自己的豪情壮志，抒发壮志不得施展的激愤和痛苦。他的这种语言和表现手法，开始使诗歌脱离了民歌，向着文人创作的方向发展，并且开拓了委婉中尽现乐观与豪情的诗歌意境，对后世诗歌的创作，影响极大。

　　南朝时期梁国（502—557）的萧衍诸帝对诗歌意境的改变，在于将诗歌引入了色与情的氛围。这种脂粉雪月的意境，一直持续到唐代，才在广大中下层文人学士不懈的努力和改造下，得到彻底改变。

　　“词”这种诗歌体裁，萌发于南朝。它从诞生的时候开始，就是在色情中滋养着的。词的意境得以彻底改观，是在五代十国时期（907—979）的南唐嗣主李　和后主李煜的笔下。

　　南唐（937—975）嗣主李　在位时，没有遵循先父的叮嘱，不断攻城掠地扩大疆域，由此耗尽了库藏，当强大起来的后周（951—960）向南唐发动战争时，他就无能为力了，只得以长江为界，定下求和之盟，自己削去帝号，改称国王，并使用起后周的年号，将南唐变成了后周的附属国。这痛彻心扉的社稷之难，使得具有很高文学修养的他写出了两首著名的《浣溪沙》词。这两首词，使用朴素的语言，抒发了深长的国愁家恨，而且层次转换自然灵动，这改变了词多年以来仅用于表达浮艳的女色恋情的局限，改变了词的语言轻浮靡丽、层次转换生涩刻板的状态，拓展了词的意境。他去世后，继位的是第六个儿子李煜。这时，后周已被太祖赵匡胤建立的宋国（960—1279）取代。李煜一再试图通过贬损自己的仪制和进献珍宝等方式，来保住自己的国家不被宋国所灭，但最终还是踏上了肉袒跪降、失国失家的不归之路。李煜具有极高的文学艺术修养，他将这种亡国的经历，采用全新的观察角度和表现方式加以表达，从而完全冲破了“词”的原有藩篱，将词带进了深沉高远、清新自然、飘逸悱恻的全新意境。

宫廷诗词中的优秀创作，开创或者完善了一些诗词体裁，丰富了诗词的艺术表现手法

　　再次，宫廷诗词中的优秀创作，开创或者完善了某些诗词体裁。

　　诗词体裁，是指诗和词的语言表现样式。诗歌分为四言诗、五言诗、七言诗、格律诗、杂言诗、自由诗等，词分为《浣溪沙》、《清平乐》等词牌。宫廷诗词在古典文学诗词体裁的创造和完善方面，曾经取得过卓著的成就，这些成就主要体现在七言诗歌、杂言诗歌以及词的开创上，体现在五言诗歌和格律诗的完善中。

　　七言诗歌的开创，归属于魏文帝曹丕。

　　曹丕创作的《燕歌行》，在完整的七言体裁下，将一个思妇对爱人的想恋写得缠绵悱恻、哀婉低回、倾情倾声，成为中国诗歌史上七言诗的开山之作。它的意义在于，这种七言歌行的尝试，为南北朝时期（420—589）著名诗人鲍照七言歌行的成熟奠定了诗歌形式上的基础。鲍照之后，诗歌的发展进入唐代（618—907），在七言歌行的基础上，产生了七言绝句、七言律诗、七言排律，使中国七言诗歌获得充分发展，继而驾于五言诗歌之上，成为中国文学蔚为壮观的一大奇境。

　　长句长篇的杂言诗歌，也开始于曹丕。他的《大墙上蒿行》长达364字，短句三言，长句达到了十三言，全诗用参差变化的语言，极力铺陈服饰之美，宫室、女乐、酒宴之盛，借此倾吐自己渴求贤才的强烈愿望。整首诗一以贯通、气势恢弘，成为中国诗歌史上长句长篇的开山之作。

　　五言诗歌的成熟，虽然以汉代末年无名氏创作的《古诗十九首》为标志，但是曹植创作的大量五言诗歌，在《古诗十九首》的基础上，更加彻底地离弃了乐府诗所依靠的乐谱，而且通过对语言音节的变化运用和藻丽文字的锤炼，通过对第一句诗也就是起句的锤炼，通过对全诗里重点出彩的句子也就是警句的锤炼，进一步完善了五言诗歌的体裁。

　　中国古典诗歌中最重要而且成就最璀璨的体裁形式是格律诗。虽然格律诗的最终确立，是在唐朝初期上官仪、王勃、沈亻全期、宋之问等人的笔下，但它的先驱，则是南朝时期谢月兆、王融等“永明体”诗人。他们在齐武帝在位的永明（483—493）年间，将音韵学的研究成果运用到诗歌创作中，对“格”与“律”的规律进行了初步的实践。其积累的经验，到梁简文帝萧纲、元帝萧绎、隋炀帝杨广的运用中，则得到了进一步的创造和完善。萧纲的《夜望单飞雁》，已经是七言绝句的先声；萧绎的《咏细雨诗》，已经是标准的五言绝句；杨广的《江都宫乐歌》，已经接近成熟的七言律诗了。尽管那时还没有五、七言绝句和律诗的说法。

　　“词”这种体裁的滥觞，起于梁武帝萧衍。天监十一年（512）冬天，萧衍对旧有的《西曲》进行改作，在《西曲》的韵律下，创作出以《江南弄》为题目的七曲新词。这七曲新词，将春心、春色写得艳丽孤独，声调搭配也十分圆美，它一出现，即刻就在文坛受到了追捧，萧纲、沈约都作了和词，和词的格律与萧衍的原作全部相同，词从此得以滥觞。

　　继之，宫廷诗词的优秀创作，丰富了诗词的艺术表现手法。

　　诗词的艺术表现手法，就是诗词的语言艺术方法。它有两个起源。起源之一，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体现出的陈述铺叙（赋）、譬喻（比）、借助其他事物引发开头（兴）的方法；起源之二，是《楚辞》，即战国（前5—前3世纪）时代楚国诗集体现出的应用大量瑰丽语言、精彩绝伦地描绘审美对象的方法。其后，汉代乐府诗秉承了《诗经》的传统，汉代辞赋秉承了《楚辞》的传统。而将这两种传统相整合的，则是汉末魏初时期以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为代表的宫廷诗歌的创作，其中尤以曹植最为杰出。他们将《诗经》、汉乐府原始自然的质朴与楚辞、汉赋的华美相结合，摆脱乐曲的契配，转用准确、生动、形象、华彩的诗歌语言，将个人对社会、对人生的无限感慨、借具体的客观形象表现出来，从而不仅丰富了诗歌的艺术表现方法，更进一步地强化了中国诗歌情景交融、贵在含蓄的艺术特质。

　　当汉语的音韵规律被逐渐发现和总结出来以后，南朝诸帝在诗歌创作中，都注重探索声调、词性、句子搭衬的语言表现艺术，注重精心揣摩汉语言各种词类在描情绘物方面所具有的特色，注重遣词造句中精微细致地刻画审美对象，注重景色描绘对表达情感的烘托作用，从而创作了一批讲求对偶对仗、讲求描情绘景艺术技巧以达到以景烘情目的的作品，这就进一步丰富了诗歌的艺术表现手法。

　　词在南唐以前，其艺术表现手法可以用四个字概括：艳丽矫作。只是到了后主李煜的手中，才洗尽铅华。李煜在词的语言艺术处理上，追求精练、明净和形象。经过这种手法处理的词，就像是一幅清纯自然的图画，能带给人无尽的联想和沉思。另外，他在词中，还擅长大胆营造强烈反差的情景，给人造成强烈的艺术震撼，并喜欢描绘颇具概括力的大景色，用此抒发自己无法排遣的深沉情怀。这种手法有力地提升了词的表现意境，将词送进了出神入化的境地。

　　因此，是宫廷诗词在时代风格、意境、体裁、艺术表现手法方面取得的成就，构成了它在中国古典文学诗词中的价值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