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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科学结缘的桂公府

2002-12-1 11:00| 发布者: 樊洪业

■唐钺

■吴宪

■孙学悟

■心理研究所大门

■心理研究所神经学研究室

    2003年12月17日《北京青年报》在风俗地理版上刊登的《桂公府———晚清的凤凰窝》,介绍了晚清时期的桂公府。民国时期如何,于北京地方史志文献未见记载。笔者在研究中国近现代科学史的过程中,检索到一些与桂公府后事有关的资料,可作为前文的补充。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心理研究所

  桂公府与科学结后世之缘,要从蔡元培与心理学说起。蔡元培原是清末的翰林,中日甲午战后,痛感亡国灭种之危,迅速转向新学。可能与认识和改造国民素质有关,他对心理学情有独钟。1921年上半年,蔡元培到国外考察教育,6月间在哈佛大学研究院结识了正在攻读“博士后”的心理学家唐钺。

  唐钺(1891-1987),字擘黄,福州人。1914年由清华学校赴美留学,先在康奈尔大学主修心理学,后入哈佛大学攻读。遇蔡元培后应邀到北京大学教课一年。随后到商务印书馆工作四年,再到清华大学教授心理学。1928年6月,蔡元培院长在上海主持会议宣布成立中央研究院。当年11月出台的《国立中央研究院组织法》中,规定院中将设立心理研究所。唐钺再度接受蔡元培之邀,负责心理所的筹建工作。

  中研院各研究所大多设在南京和上海,大概是出于唐钺的个人要求,庙随神设,心理所于1929年5月正式成立于北平。建所之初,临时租用东城新开路35号民房为所址,但空间太小,不便开展研究工作。找来找去,唐钺终于找到了当时为芳嘉园1号的“桂公府”。1930年8月决定买下来,稍事修缮整修,所中人员于当年10月迁入新址。

  据《国立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十九年度报告》记载,此时新址有“房屋六所,大小房室八十余间(游廊不计),占地约五亩半。房屋东边有空场约四亩半,可供饲养实验用动物及添建实验室之需。房屋前半作为办公室及图书阅览室,后半作实验室。位置分配甚属适宜。”按预想,很快就在东院空地的北面盖了动物饲养室,饲养动物有狗、猴、家兔和豚鼠等。

  唐钺在留学时期就很留心图书馆工作,曾任中国科学社图书部的负责人。就任心理所所长的当年,他购置了许多英德法文的心理学及相关书籍,两年后,所中专业图书已有900余部,杂志86种,大多为英德法文。仪器方面,所中除通用的电学、生物学仪器和化学药品外,属于心理学实验仪器的,有达松法尔氏计时器、定音高发音器、电磁计数器、计时用电磁音叉,以及各种心理测验用具。研究工作最初在动物学习方面,后增加了神经解剖的研究。

  ●生物化学家吴宪的豪宅

  好景不长,“九一八”事变后,华北形势日趋紧张,奉中央研究院之命,唐钺率心理所人马于1933年3月南迁上海。翌年入主桂公府的,是唐钺的老乡吴宪。

  吴宪(1893-1959),福州人。1911年考取第三批庚款生赴美留学,先入麻省理工学院,后入哈佛大学研究院,在著名的O.Folin门下研究生物化学,成绩优异。他以题为《一种血液分析系统》的论文获博士学位,这篇论文成为国际上血液化学研究的经典之作。吴宪于1920年应聘回国,到北京协和医学院任教,1928年晋升教授。他于1929年提出的蛋白质变性和凝集学说,是对生物化学领域中的一大理论贡献。汪一驹在英文著述《中国知识分子与西方》一书中,举吴宪为现代中国科学界的代表人物予以介绍时,特别讲到了这一贡献。梅寅生在中译本中于此加了一句话,称吴宪以此项成就而“曾数度被提名为诺贝尔化学奖金候选人”。

  汪著中还提到吴宪“民国廿三年在北平东城芳嘉园买下清廷某王公的一座私邸,重加整修”,译者梅寅生在这段话之后加上了一段似为引述的文字:“保持原来的宫殿式样,金碧辉煌,厅堂中家具一律古式,美观而极不舒服。”

  芳嘉园的清廷王公私邸,就是“桂公府”了。唐钺率心理研究所去上海,是在1933年3月,找买主需要费点儿时间,1934年由吴宪买下,时间也很相合。吴宪入主“桂公府”,除了可能继唐钺之后保持旧有的“金碧辉煌”外,也还有些“现代化”的举措,譬如,在院中修建了游泳池之类。1942年爆发太平洋战争,“协和”随即被日本人解散。吴宪于1944年3月奔

  赴重庆,到中央卫生实验院筹组和领导营养研究所。战后返回北平,并兼任中央卫生实验院北平分院院长,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不过,在院士大会召开之前,他已于1947年赴伦敦参加国际生理学大会去了,其后就在美国做了访问学者,直至去世。

  吴宪之后,1949年,“桂公府”转手给了新主人———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

  ●从黄海化工研究社到中国科学院

  黄海化工研究社于1922年成立于塘沽,是民族实业家范旭东领导的永利化工集团的一个组成部分。社长孙学悟(1888-1952),字颖川,山东威海人。1911年被录取为第三批庚款生赴美留学,进入哈佛大学,获博士学位,1919年回国,曾在英商开办的开滦煤矿出任总化学师。范旭东邀请他移驾入盟,孙学悟放弃了800两银元的月薪待遇,来就任月薪400元的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社长。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黄海社迁至四川五通桥,开始从事西南资源的调查和研究。到1948年,推举中央研究院院士时,孙学悟是入围150人大名单之中的人物,尽管最后落选,但也毕竟表明了他在学术界的声望和地位。

  抗战胜利,“黄海”复员北迁,继范旭东去世之后接掌永利集团帅印的人物,是侯德榜。侯氏此前曾去印度帮助塔塔公司建碱厂,获得11万美金的设计费。他决定从中拨出8万元,买下吴宪的“豪宅”,作为黄海化工研究社的新社址。社长孙学悟率队于1949年10月进驻芳嘉园,下设发酵与菌学、有机化学、无机化学、化工、分析化学五个研究室。一个月后即发生了一场关于桂公府产权的讼案。

  当年唐钺在北平主持心理研究所工作时,有一位名叫高尔恭的助理,后来被唐钺开除了。解放后,高某挟嫌报复,向北京地方法院状告唐钺和吴宪非法买卖公产。区法院判决唐钺违法,将桂公府房产充公。

  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竺可桢,在1949年12月6日的日记中记有此事:“芳嘉园一号屋事。此屋原为心理所所址,九一八前以北平不稳,中央研究院将集中南京、上海,唐擘黄得蔡先生同意,以廉价二万三千元售与吴宪。吴得此屋加以经营,出租与英美人,获利甚厚。至解放,侯德榜欲拉吴宪入黄海化工研究社,乃主张黄海购此屋,为吴宪做一研究室。吴宪以子女留学为词,索价二十万美金,以十年还清,黄海乏此巨款,卒以八万元成交。解放后心理所被开革之助理高尔恭向法庭控诉唐钺廉价售屋与同乡,出庭时法官责唐颇严,唐不服。法庭以唐无中央研究院授权为理由,指唐无权售屋,并判吴宪盗买房产,房屋充公。黄海不服,欲上诉。”

  此案延至1950年5月,由北京高等法院重审,推翻了上述判决。不过,侯德榜、孙学悟等此时已请求中国科学院接收民营的黄海社。

  1952年10月,政府决定将黄海化工研究社的发酵与菌学研究室划入中国科学院其他部分改组为“中央人民政府重工业部综合工业试验所第三部”。后来几经变迁,前者演化为中国科学院的微生物研究所,后者演化为化工研究院。桂公府旧地也就随着黄海社的分割而分属于两个不同的部门。旧有房产则也随新主人不断转变其功能。总的趋势是“内涵”愈来愈小,拆掉的愈来愈多,现存占地仅及原有桂公府占地的十分之一。保留地现为芳嘉园11号,归于中国科学院行政管理局,临街处为“桂公府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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