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铎：本非收藏家只因逢乱世

    解放没多久，父亲就把自己收藏的557件陶俑都捐献给了故宫博物院，现在，有些亲戚朋友时常会为我家感到遗憾，认为我父亲郑振铎至少也应该给自己子孙留几样宝贝，那到现在也是价值不菲。其实他们不知道，父亲当初收藏文物，纯粹是因为生逢乱世，不忍心见到国家的文物流落海外，甚至遭受毁损。

　　他的藏品只是在1946年-1947年之间集中收藏。而以前，父亲并没有闲钱买陶俑，所有的钱都花在藏书上了。

　　我祖上曾经显赫过，明清时期，有做到朝廷一品大员的。但到了我祖父一辈，已经只是浙江永嘉县（今温州市）的一个小书吏而已，祖父死的又早，祖母依靠亲戚接济卖些自制的鞋垫之类拉扯大父亲，后来又去北京城投靠一个在外交部工作的远方亲戚，但也靠的是半公费才上的大学。尽管父亲最初的志向是上京城一流的文科大学，但最后却上了谋生“实际”的北京铁路管理学校（今北京交通大学）。

　　家产是没有的。父亲购买古籍和当年购买陶俑，都是靠他在大学的薪水和挣的稿费。尽管在乱世中文物变得相对廉价，但收藏这些陶俑的花费也颇不少。比如说一个唐三彩马，是黄金12两，父亲东拼西凑，也不过10两，另外还欠了2两，所幸与卖家也是朋友，也就拿了回来。另外有一样唐三彩的骆驼，也是十几两黄金，父亲始终没钱给卖家，但却议好了价钱，让卖家千万别卖给别人，东西还放在卖家那里，哪天凑齐了款再拿回来。于是，家里过得更为窘困，靠的是节衣缩食。

　　父亲是考古方面的专家，对古陶俑一直有研究，能够鉴别，这也是当年他可以收藏的一个前提。尽管收藏之初，父亲是出于一介书生的使命感，但作为一个考古家和文物鉴定家，对陶俑自然喜爱甚至痴迷。有一次去苏州，在一家文物店偶然发现一样汉时的陶俑，一时狂喜，倾其所有买了下来。捧着买来的陶器，恍惚地走在街上，才发现自己身在异乡，连回家的路费也没有留下。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任文物局局长，之前收藏的陶俑，自然想尽数捐给国家。比如唐三彩马的卖家，也是父亲的朋友，一直欠着2两黄金，父亲始终没有筹到钱付余款。在捐赠时，由国家把这笔欠款补上。至于捐赠的过程，当然并不复杂，没有什么仪式，也没有证书，毕竟，父亲是文物局局长，总不能自己签发一张证书，也觉得没这个必要。

　　父亲是一个实在人，他自己觉得文物属于国家，也动员一些朋友捐赠。比如动员张大千，将其花500两黄金收来的五代名迹《韩熙载夜宴图》捐给国家。在他任文物局局长期间，局里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工作人员自己是不能私人收藏文物的。要知道文物局里的同志大多是文物方面的专家，原本是极喜爱文物古玩的，而在文物局工作，也有更多接触古玩珍宝的机会，但为了避嫌，居然形成了这条规矩。 
　　对我们子女来说，父亲一生中有三样东西最珍贵：生命、藏书和文物。其中最宝贵的自然是生命。1958年，父亲乘坐的飞机失事，意外逝世，根据他生前的遗愿，母亲把他的藏书尽数捐给了国家图书馆。父亲连生命都早早地献给了国家，现在我和家人的生活也可以说衣食无忧，有什么可以觉得遗憾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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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振铎(1898-1958)

　　中国社会科学院著名学者作家，文学史家。

　　字西谛，笔名宾芬、郭源新。福建长乐人。1917年考入北京铁路管理学校。曾参加五四运动。1921年，与沈雁冰一起组织文学研究会。主编《小说月报》、《世界文库》等。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局长，兼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文学研究所所长。1954年任文化部副部长。

　　主要著作：《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俗文学史》、《俄国文学史略》、《近百年古城古墓发掘史》、《中国历史参考图谱》等。

　　1958年10月18日，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出国访问阿富汗王国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途中因飞机失事于前苏联楚瓦什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卡纳什地区上空遇难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