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顺典礼上的大屠杀

招降归顺的背后是日本人的机枪

义民军家属被戴上枷锁示众

　　武力镇压无效　日本人如坐针毡诱降欺骗并举　暗地里举起屠刀———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政府战败后与日本签署《马关条约》，割让台湾。中国台湾人民对于日本殖民政府的反抗，初期大都是激烈的武力冲突，但最后都被镇压瓦解或被以诱导归顺收场。

　　武力镇压改“招降政策”

　　1898年2月第四代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及民政长官后藤新平上任。当时日俄交战是迟早的问题，他们必须尽早解决台湾抗日武装，以避免节外生枝。

　　为了瓦解台湾人的抗日意识，儿玉采用了买办辜显荣的建议，沿用清朝的保甲制度以整顿治安。又公布“匪徒刑罚令”残酷杀害被捕的义民战士。然后再利用辜显荣在各地网罗更多的台湾御用绅士，并拟定了一套“招降政策”对付抗日义民军。

　　日俄战争爆发后，儿玉就到辽东半岛任满洲军总参谋长，成为“缺席的总督”，这段时间统治台湾的是民政长官后藤新平。

　　后藤掌权后便设立社会科学调查机关“临时台湾旧惯调查会”，进行地籍调查和人籍调查。根据调查，后藤的策略是：运用清朝的士绅分子，利用其怕死、爱钱、爱面子的弱点，将这群士绅制服，再由这群人向不怕死的台湾义民军进行游说。

　　设计集体屠杀归顺者

　　“招降政策”实施后，但儿玉与后藤新平眼见台湾各地的抗日义民前仆后继，毫无终止抗日的迹象，便授意警视总长以诱骗方式将所有归顺者集体屠杀。斗六（地名）厅长会同斗六守备队长及斗六宪兵分队长，依据上级的指示设计以诈术向抗日义民诱降。

　　斗六厅长利用御用绅士，以及斗六厅参事李昌等劝诱抗日首领下山归顺。义民军见日方突然宽大起来，以为打游击的方式击中了日军的要害，导致日方表现得很有诚意。各地义民军也因为抗日日久，生活物资供应十分艰辛。于是张大猷等各地抗日首领，接受御用绅士的甜言劝诱，相继下山归顺。

　　1902年5月25日上午9时，日人在斗六等六处，由各支厅同时举行“归顺典礼”。这次归顺典礼有几项内容与以往大大不同，过去归顺者全部携带武器至典礼，以平等的姿态与日方媾和，但这次日方将抗日义民军的首领与部属分开来在六个不同的地方举行，并告诉部属不用携武器来保护首领。

　　日军把抗日义民军的首领张大猷等78人全部集中在斗六，又将众多部属分别安排在其他归顺式场，共有266人。 
　　帮凶因“通谍罪”也被杀

　　5月25日在六处典礼会场的周围都埋伏着机关枪队。等到典礼完毕，日本官员及御用绅士先行退场，一声令下，机关枪立即开始向这群站在操场中央的归顺者扫射。在六处归顺典礼会场，日军以同样手法、在同样的时间将抗日义民军的张大猷、张吕良等265人屠杀。日本人将这次屠杀称为“归顺会场事变”。其中归顺义民军里的一人简水寿因不信任日人，从会场提早出来而免遭杀戮。

　　甘受利用的御用绅士沾沾自喜，自认为立了一项大功劳。并期待日方有所回馈，能像辜显荣一样———在每次台湾义民军被歼灭后得到奖赏。但次日这些屠杀自己人的帮凶、协助日本人诱骗抗日义民军降敌的御用绅士15人，便因“通谍”的罪名被捕入狱，而且没有经过审判就全部被立即格杀。

　　其后日本总督府再下命令，斗六厅编成军警混合部队，配合参事吴克明、林月汀召集台湾保甲壮丁团2000人，再次搜索抗日义民。至1902年8月共杀害所谓“抗日嫌疑者”488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