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钟鼓楼

    我从小在楼房里长大，但是在工作经历中，曾在一个四合院里工作了12年。揭开尘封的记忆，在那老房子中的往事一桩桩跃到眼前。

　　上世纪70年代末的一天，我去新单位报到。那是北京东华门外锡拉胡同里的一套院子，不起眼儿的两扇油漆斑驳的大铁门，其中一扇开了个小门，供人行走，门上安有电铃。这种院子北京很多，不知道的以为是哪位首长的私宅。疑惑之中推开小门往里望去，在第二套院子门廊边挂着一块长牌子“××建筑公司”。

　　迈进小门是第一套院子，左侧北房三间，其中一间已改做传达室，西墙上两扇推拉玻璃小窗，一个面目很凶的老头儿探出脑袋“找谁？”操一口山东腔。后来才知他50多岁，一直单身，为人梗直，脾气倔，但责任心很强，大家都称他“老王头儿”。北房对面是水房、厕所，墙根堆放着扫帚、水桶、梯子等零星杂物，门的右侧是一间堆满半成品桌椅、刨花满地的木工车间。很显然，这一套院子已经改造得看不出原来面貌了。

　　顺着大门往前，穿过一条与左右两房连顶的小门廊，眼前豁然开朗，只见一个地地道道的大四合院。两座南房、两座北房一一相对，门前石板台阶，台阶上有一米多宽的廊子；红漆花格门窗，窗下灰砖矮墙，两根红漆柱子有些斑驳，但那种日晒雨淋褪了色的暗红色，却很是好看。东西有两座房子，却没有南北房的气势，没有廊子、柱子，显得略矮一些。院子里主要是土地，铺有灰砖甬道，院子当中一个大花坛，芍药、玫瑰竞相开放，其间还有几块假山石。各房窗前种着小花小草，用砖围成小花池。院中有一东一西两棵高大的核桃树，每年春夏，绿阴遮蔽整个院子，树叶婆娑，花枝摇曳，阳光细碎地洒满院落。

　　正院东边的南房与众不同，进门是很宽敞的大厅，已布置成会议室，能容纳三四十人开会。左右是对称的两间套房，套房的外屋是南房，里屋则是北房，公司的两位经理在套房办公。大厅前后有门，后门外是第三套院子。这套院子很小，只有三间南房。正院的西侧还有跨院，比较简陋，已经作为单身职工宿舍和单位的食堂了。我所在的财务科在正院东边的三间北房办公，屋内花砖墁地，油光可鉴。后来才知那地面每周要用煤油把拖把浸了，稍沥干后，每天擦地，因此花砖不仅干净且光泽透亮。在当时，一般百姓家还只是水泥地，那种地面显得很奢侈。大玻璃门窗到顶，都有纱窗纱门。屋内有暖气，院内有上下水设施，这是一般四合院所没有的。一株高大的核桃树就在我们门前的台阶下，坐在窗前不仅能感受到北房的东暖夏凉，还朝夕看着核桃树从枝繁叶茂到叶黄飘落，感受着春、夏、秋的阳光在树叶中穿行和冬日里毫无遮拦的阳光的温暖。窗外四季变幻的景象填补了我天天埋头账本的枯燥。

　　院子里共有三棵核桃树，除了正院有两棵外，前院还有一棵。相比之下，我们科门前的这棵树高大肥硕，可能是借了点“财气”吧。每年春夏之交时，树上总会长虫子，有土灰色的毛毛虫，还有俗称的“吊死鬼”。女同胞们吓得走路溜边，缩头缩脚，既怕虫子掉到头上，又怕脚下踩上，因此胆战心惊。我的师傅刘大姐则别出心裁，头上顶张报纸，一溜小跑上食堂或上厕所。于是某一天，负责总务的张大姐就请来了绿化队给树打药。张大姐站在院子中央亮开嗓门：“各屋关门窗啊！打药了！”，大家就像听见鬼子进庄似的，手忙脚乱地关闭门窗。

　　每年“十一”过后，树上的核桃开始不安分，总有第一个核桃“啪”地落到地上，以后每天都会有核桃掉下来。每当听到院子里“啪”的一声响，我们都兴奋地隔着玻璃窗搜寻，发现目标后，我便会在刘大姐的“撺掇”下，先开门四下里瞧瞧，然后以最快的速度跑出去把核桃捡回来，几个人开心地分了吃。

　　再过些时候，张大姐就组织机关的人进行集体“打核桃”劳动，谁也不许请假，谁不参加还显得挺落后。打核桃需要大半天时间，男同胞们先用竹竿打一气，然后女同胞们拿着字纸篓跑出去捡。刘、张二位大姐带着白帽子、口罩、蓝套袖、线手套，穿上劳动布工作服，几乎武装到了牙齿，我们也纷纷效仿。

　　打下的核桃大部分带着厚厚的青皮，放上一天就会变软发黑。剥这层皮时会弄得手指发黑发黄，很长时间洗不干净。三棵树上的核桃是不一样的，我们门前树上的核桃皮薄，去青皮后那层硬皮用手一挤就可以剥开，且桃仁是甜的。另外两棵树的核桃皮厚，用手挤不开，大家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武器”，就有人发明了用门挤，一段时间里，各屋的木门都关不严了。

　　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社会上经商、投资浪潮迭起，我们院子里隔三差五有人领着三五个衣着西服革履的人，或是一群前呼后拥着领导的人，还有外商等人光顾考察，感兴趣的不乏其人。据说外商想拆了院子建二十几层的写字楼；而某领导相中了想作为私宅；还有人抱着厚厚的家谱，说是清朝某大臣的后代来追根寻源。公司里的人被外面来的这些热潮熏得也头脑开窍，想入非非。有的说开宫廷餐馆，有的说办具有中式风格的写字间，大家都对这坐落于寸土寸金之地的四合院展开了“天马行空”般的畅想。最终那些五彩缤纷的梦想均没有实现。

　　那年，公司的老经理退休，新来的经理不喜欢花花草草，并嫌房子太旧，油漆褪色剥落难看，而且他的汽车因有花坛挡着，开不进院子，就命人改造。好在本身是建筑公司，自己给自己修房子是很容易的事。所有的花坛、花池子、甬路统统拆掉，整个院子铺上了有10厘米厚的大方砖；墙壁刷白，门窗刷大红。几天的时间院子大变样。但是我却没有焕然一新的感觉，总觉得哪儿都不对劲。由于铺砖，地面高了，房子明显感觉矮了，不成比例；地面不见土了没了花草，虽显干净却没了泥土的湿润和花草的生机盎然；门窗新了却失去了沧桑的味道。整个院子已没有了四合院的风格。新的景象是每天在两棵核桃树的中间都会停一辆黑色的红旗轿车。

　　就在那个时候，我调动工作，离开了那个老房子。1995年那里拆迁，四合院荡然无存，核桃树也就杳无踪影了。离开北京至今已40余年，但我的北京情结至深至浓，毕竟是此地土生土长的啊。上个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我家住在钟楼后娘娘庙胡同（后与豆腐池胡同合并），那正值我的童少年时代。上小学中学时，每天都要经过钟鼓楼数次之多，经常在那一带玩耍，从小还听到过一些关于钟鼓楼的故事。

　　钟楼是北京中轴线北端的标志。史书记载，钟楼始建于元代。现在的钟楼是清乾隆年间（1747年）重建的。钟楼内挂的钟是明朝永乐年间在旧鼓楼大街的铸钟厂铸造的。小时候听母亲讲故事，说：“铸造这口大钟时，总不成功。一位人称邓老头儿的匠人，有个女儿长得标致又心灵手巧。她怕父亲延误工期被治罪，竟跳入冶炼炉中想以此感动钟神，帮助父亲。老头儿急忙去拉女儿，但只抓回一只绣花鞋。大钟果然铸成。打起钟来声音圆润洪亮纯厚绵长，京城内外方圆十里都能听见，只是阴天下雨的日子钟的后音儿带有悲凉的‘鞋鞋’声音，这就是姑娘在要她的绣花鞋。后来人们敬奉她为‘铸钟娘娘’，在铸钟厂旁小黑虎胡同里还修建了‘金炉圣母铸钟娘娘庙’”。上世纪30年代，钟楼底层为电影院，我生平第一次看电影就在这里，片名《火烧红莲寺》。

　　鼓楼位于地安门外大街北端，北与钟楼相对，南与景山万春亭相望。鼓楼也始建于元代。现在的鼓楼也是清代重修的。听老人说，八国联军入侵时，鼓楼上的大鼓被洋鬼子用刺刀扎坏。民国以后设为“民众教育馆”举办展览，我小时候看过。陈列有历代人物的服饰、武器盔甲、北平城区模型等。

　　钟楼是砖石结构，看起来没有一丝木料痕迹。鼓楼是木结构，虽墙体也由砖石砌成，但一片土红色给人印象也毫无砖石痕迹一般。中国的古建筑真是艺术品啊。

　　钟鼓楼之间约100米，1949年建国前叫民众市场，也是我常去的地方。有各种撂地摊打把式卖艺的，摔跤的，卖大力丸的，说相声的，变戏法的，拉洋片的，捏面人的、吹糖人的，卖豆汁、灌肠、扒糕凉粉、卤煮炸丸子豆腐等各种北京特色小吃的摊子，过年前后还有套圈儿的，卖各种年货的，卖风筝、风车、空竹、噗噗噔等各种玩艺儿的。可以说它是北城的“小天桥”。

　　钟楼后也有约100米长的一块空地，北端是“娘娘庙”，胡同原就以此命名，解放前庙里住的是清朝遗留下来的一些老太监。庙前的这片空场成了住在附近的小孩们的天地，当年我与小伙伴就常在这里放风筝、滚铁环、骑马打仗、踢小足球玩儿。那时这四周住户很少，几乎没有树木，所以傍晚时分，常有一些办丧事的人家“送三”（死后第三天的祭奠仪式）到这里来焚烧纸糊的“灵人”、骡车等冥物，并有和尚、道士吹吹打打一路而来，加上围观的人群，好不热闹。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现在回忆起来仍然津津有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