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襄抢回的宴乐射猎攻战铜壶

    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着一件珍贵的青铜器———宴乐射猎攻战铜壶。壶高31.6厘米，腹径21.5厘米，铜壶缩口、斜肩、鼓腹，在肩上还有两只兽首衔环。此壶是战国时期所造，其最为珍贵之处在于壶身上有三圈分别以采桑习射、宴乐打猎、水陆攻战为内容的图饰，图中共有178人，鸟兽鱼虫94只，形象生动，真实全面地反映了2300年前我国的社会风貌。制作工艺更是高超精湛，然而，就是这件我们祖先保存流传了2300余年的国宝，在抗日战争末期，险些被偷运到国外。

　　在抗日战争时期，我国不仅大量的资源被帝国主义列强掠夺，无数闪烁几千年华夏文明之光的珍贵文物，同样被侵略者所觊觎、盗夺。与此同时，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们，不仅在战场上与敌人浴血奋战，在战后为保护祖国的文化遗产，仍然进行着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1944年，中国人民反法西斯战争即将胜利，在全国人民强烈的呼吁下，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成立了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向侵略者和那些趁火打劫的外国商人追缴那些被抢掠、被强取豪夺的我国文物。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次长杭学武主任委员、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营造学社社长梁思成任副主任委员，1945年该委员会立刻决定在京（南京）沪、平（现北京）津、武汉、广州等地区成立办事处，马上开展追缴、查没、收集信息等工作，最大限度地挽回战争造成的文物损失。当时曾任北京故宫博物院文献馆馆长的沈兼士被任命为平津区代表，现为国家鉴定委员会委员、文物专家王世襄老先生为助理代表，平津办事处设在了北海团城里。

　　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北京、天津两地文物流失极为严重，除侵略者盗毁外，许多外国商人还到琉璃厂等地的文物古董店大量低价抢购。王世襄先生来到北京，面对这种局面心急如焚，为弄清情况、阻止这种趋向，他采取了一条捷径。他先私下广泛走访北京的古董商，后在中山公园请他们吃饭，一方面劝阻他们不要再将珍贵文物卖给外商，一方面请他们提供一些线索，收获颇丰。其中，琉璃厂的三位古董商提供一条极为重要的情报：德国禅臣洋行经理德国人杨宁史在北京沦陷时买过一大批河南出土的青铜器准备运回国。王世襄先生得知后急忙只身赶往禅臣洋行。他赶到洋行办公室那里只有一位女秘书正在快速地打印着文件，外文极好的王世襄一边等待接见一边凑上前去查看，真可谓苍天有眼，文件内容正是一份青铜目录，战国宴乐射猎铜壶便在其中。他立即把它拿到手，说明自己身份，询问原由。女秘书至此只好坦实相告，目录是一位叫罗越的德国人让她打的。王世襄先生又找到了罗越，罗越看到目录也只得承认是自己编的，但东西却是德国人杨宁史的，杨宁史已然去了天津。为防止万一，王先生第二天就带上罗越一起奔赴天津。到天津找到杨宁史后，有目录又有罗越对质，杨宁史承认自己确有这批青铜器，但他狡诈地伪称藏在天津的住宅中，那里已被国民党94军占用。王先生又几次找94军交涉，但军阀们根本不买账，不让进入。无奈之下，王先生只能一方面向上级汇报情况，一方面托他父亲的好友，国民党元老朱启铃先生找到了国民党实力人物宋子文面陈此事。宋听后深感事情的严重性，立即派人去94军驻地调查，可调查结果是这批青铜器根本不在天津。宋子文只好又派国民党高级官员孙越崎再次找到杨宁史谈判，双方经过反复较量，最后达成一条妥协的办法，杨宁史把所藏青铜器全部交出，不算没收，算他捐献北京故宫博物院，并在故宫博物院开辟一间房子展陈，同时仍允许罗越和秘书（名康斯顿）到故宫去编目录。协议达成后杨宁史才承认，铜器应放在台基厂外商托运公司中，他一直伺机运回国去。

　　1946年1月22日，王世襄先生和故宫的几位同仁终于将这批青铜器拉回到了故宫绛雪轩，在各界代表监督下清点查收，存入延禧宫库房。这批文物共240余件，除有宴乐射猎攻战铜壶外，还有商代兽面纹大钺、商矢壶、商提梁卣、玉柄戊、爵杯等许多价值连城的稀世珍宝。著名金石学家唐兰先生经对青铜壶鉴定后亲自为其取名“宴乐射猎攻战铜壶”。顺便值得一提的是，罗越此后加入美国籍，任哈佛大学福格美术馆馆长，1972年还来华访问。

　　王世襄先生在以后一段时期的工作中，又从溥仪在天津的别墅中抢救出大量珍贵文物，对中国文物保护事业作出巨大贡献，也成为后人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