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的北京阅报社

    百年前的晚清社会处在向近代社会的转型之中，大众传播媒介所覆盖的范围比较有限，而且其受众范围也受到文化程度的制约；所以，为了达到“开启民智”的目的，清末的一些社会贤达和开明人士，纷纷以开办阅报社、阅报栏，以读报、讲报等形式，来向人民群众传播新观念、新思想，以达到唤醒民众，推动革新的目的。

　　1905年4月，北京出现了第一个面向社会公众的报刊阅览室———西城阅报社。此后，京城社会各界创办报刊阅报社的热情一发而不可收。从1905到1907年，北京先后出现了几十个阅报社和讲报社。这些阅报社，遍布于京城每个城区，其中尤以东城、西城、崇文、宣武四区居多。由于数量众多，大多数阅报社有自己的名称，自己的宗旨，以便相互区别。创办人的身份，也相当复杂，有官吏、商人、教师、医生、旗人，甚至和尚、喇嘛等。可供阅览的报刊，主要有北京的《京话报》、天津的《大公报》以及上海的《申报》等。

　　就在西城阅报社开办10天后，北京街头开始出现阅报栏，有的直接将报纸贴在大街路口的墙上，有的则贴在专门制作的木牌上，张贴的大都为当地出版的《京话报》。《大公报》在多次报道中，都说“观者如堵”、“来往观看者甚众”，可见受欢迎程度之深。之后，有识之士又将目光转向了茶馆。他们将报纸送进茶馆，供茶客阅读。同时，新添了读报、讲报的内容。据《大公报》报道：“京师风气大开，讲报阅报各社皆已林立，每日听阅者击毂摩肩”；“由于主讲人能够抓住时政热点，传达最新信息，而且声情并茂，引人入胜，因而听众每每多达数百。”许多茶馆“每午饮茶者数倍于往日”。

　　从阅报社的创办，到报刊走上街头，进入茶馆，北京人读报、听报的风气逐步形成。其形成过程，也是文明与愚昧斗争的过程。街头阅报栏出现不久，就屡遭报纸被撕，木牌被窃的局面。撕报的是巡警，窃牌的是贪小者。阅报栏前，也经常发生新潮者与守旧者激烈争辩的场面。不过，这一切，都没有能阻挡北京人读报、听报的潮流。《大公报》上的一则报道说：“北京志士纷纷设立阅报处、讲报处，诚于下等社会及寒士有大裨益。”又说：“中国顽固的人多，阅报的风气原不大开……惟有设立阅报处最好。这阅报处，既可阅报，又可听报，不但于明白人有益处，就连那顽固人，也可以渐渐的化过来。”

　　北京是中国的首善之区，其对全国的影响是其他城市难以相比的。北京出现阅报社一个月后，《大公报》就评论道：“发照北京的办法，多立阅报处，不但是入学堂的可以开通，学堂以外的人，也可以有开智的益处。”天津人士则呼吁：“仿照北京的办法，多立阅报社。”其后，天津陆续出现了十多家阅报社。接着，是直隶阅报社的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