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北京那志良

图片提供者贺强

　　捐献文物告慰先生

　　6月21日，原台湾故宫博物院的研究员那志良教授的儿媳王淑芳女士来到北京，将那先生生前保存的有关北京故宫文物南迁的150多件珍贵史料，捐赠给北京故宫博物院。在捐赠仪式上，故宫博物院向王淑芳女士颁发了捐献证书。这批史料包括当年故宫文物南迁过程中的文书、印章、照片、书法、勋章等，是北京故宫博物院难得的史料。那家后人的此次捐赠，可以说弥补了故宫院史有关文物南迁的空白。由此可以看出这些史料的珍贵。

　　跟王淑芳女士一同来北京捐赠这批史料的有台湾艺术大学传统工艺系主任王庆台教授和台北沈春池文教基金会的秘书长陈春霖。二位在这次捐赠活动中起到了“桥梁”作用。记者在捐赠仪式后，采访了王庆台教授。王教授祖籍山东，父亲曾是国民党的空军，上世纪40年代末去的台湾。他对记者介绍了捐赠这批史料的来龙去脉。他跟那志良先生交往了20多年。那先生从台湾故宫博物院退休后，在台湾艺术大学主讲中国古器物学。王教授是那先生的学生。他感到那先生不但学识渊博、有学者风范，而且对学生亲切和蔼真诚。待他亲如父子，是他所景仰的长者。那先生去世时，他正在美国讲学，回到台北后，那先生的儿媳王淑芳知道他跟那先生的关系不同一般，便把那先生留下来的许多资料，委托他进行整理。他大约整理了四五年，大体上理出一些头绪。今年年初，他的学生陈春霖来看他。陈在台湾沈春池文教基金会做了20多年的两岸文化艺术交流工作，得知他在整理那先生的遗留资料，觉得这些资料中有关北京故宫博物院文物南迁的史料非常珍贵，可以作为两岸文化交流的内容。这时，恰逢傅抱石画展在台北举办，北京故宫的一位领导来到台北，看了王庆台先生整理的资料非常吃惊，他没想到北京故宫博物院史缺失的文物南迁时的相关史料，会在那先生手里。今年是故宫建院80周年，如果这些史料能拿到北京展出，其意义非同一般。王庆台征求王淑芳的意见。王淑芳两年前曾与北京故宫博物院有过接触，当时故宫召开回忆古物南迁的座谈会，请她参加。同时，她通过我结识了朱家先生的女儿朱传荣，朱传荣从那先生写的回忆录《典守故宫国宝七十年》里，了解到那先生在故宫文物南迁过程中，为保护这批国宝所做的贡献，有感于那先生这一代故宫工作者保护国宝的赤诚之心，她决定在大陆出版那先生的这部回忆录。在出版这部书的过程中，王淑芳跟北京故宫又接触过几次，相互之间有了一些了解。那先生虽然离开故宫几十年，但北京故宫的老人依然没有忘记他。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基础，王淑芳在与其他亲属合计后，决定将那先生生前遗留下的这批珍贵史料，无偿捐献给北京故宫博物院。王淑芳说，这样做，也是为了告慰九泉之下的那先生。

　　一位忠诚的文物典守者

　　那志良先生是地道的老北京，祖上是满族正黄旗。按老年间旗人的说法，那家属于“黄带子”。那家的老宅在西城区锦什坊街东养马营，小院不大。其实，在那志良先生出生的时候，那家已随着大清国的衰亡而中落，他父亲失去俸禄之后，以教书为业，家境比较贫寒。据那先生的回忆，他在小学毕业后，考入了位于祖家街的市立第三中学，可是家里已无力再供他念中学了。偏偏这时，陈垣先生得到一笔华侨捐款，创办了一所免费的平民中学，于是他和弟弟廉君考入了这所中学。由于他勤奋好学，每次考试总是第一名，得到了陈垣校长的器重。陈垣，字援庵，广东新会人，是现代著名史学家和教育家。民国初年任教育部次长，后创办平民中学，并在北京大学、辅仁大学任教，兼任辅仁大学校长，以后又兼任京师图书馆馆长、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故宫博物院理事、故宫图书馆馆长等职。1925年，由陈垣先生推荐，那志良进故宫当职员，当时他只有17岁。到他1998年在台北去世，他在故宫博物院工作了70多年，堪称故宫的“元老”之一。这70年，他先后参与了清室善后委员会点收、故宫博物院成立、伦敦艺术品展览、古物南迁、文物精品运台等大事。到台湾定居后，他又编辑故宫书画录、故宫铜器图录、故宫书法等，可以说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故宫。

　　虽说那先生算是老北京，可是从他17岁进故宫清点文物，到1933年，他25岁押运故宫古物南迁，在后来的近70年的人生阅历中，几乎再没回过北京。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他的生活基本上都与故宫的国宝有关。我认真拜读了他写的《典守故宫国宝七十年》一书，也有幸看了他的后人捐献给故宫的一百多件具有文物价值的史料。深深感到一个故宫工作者所具备的“典守”之责，是那么看似平凡，又蕴含着伟大。那先生负责故宫国宝南迁“典守”之责的时候，还是一个二十啷当岁的青年，可是他能够一心一意地遵从上级的指示，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把数万件国宝保管得井井有条，甚至从故宫带出来的一个纸片都悉心保存。在危难时刻，为保护故宫国宝，他可以不顾自己的生命。正是在他和其他故宫典守者这种尽职尽责的保护下，上万件国宝在战乱中神奇般的保存下来，居然没丢失一件。这种细心是现在的年轻人难以想象的。我想如果不是他这么心细，也许不会留下那么多珍贵的史料。那先生在故宫与国宝相伴70多年，在古器学特别是玉石的研究和鉴赏方面，是国内外公认的权威。可是他的家里却没有任何藏品。他的儿媳王淑芳说，这是故宫典守者基本的职业素质，因为人在故宫，一定要避嫌。王庆台教授对我说：“那老师在台湾给别人收藏的古玩鉴定，替人掌眼，从来不收取分文。他待人接物的善良、热心，真诚和无私，对我们这些后人影响很深，我曾问过他为什么这样，他说，我是一个老北京人，你能在我身上看到老北京人的影子。”那先生的这句话让我想了很长时间。离开北京那么多年，那先生始终没忘自己是老北京人，而且他把自己的为人处世最后都归结到老北京人这个地域色彩很浓的概念里，为什么呢？也许他的心里始终有老北京的情结，他一直在默默地维护着老北京人的形象吧。

　　终于见到了老妹妹

　　那志良先生哥儿仨，他行二，老大早逝。老三那廉君曾是台大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钱思亮的机要秘书，1995年在台湾去世。那先生有4个孩子，几乎都从事教育工作，可谓书香门第。长子那宗训，现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当教授，已70多岁。次子那宗炎，现在美国底特律汽车城定居，大学教授，已70多岁。三子那宗琦，即王淑芳女士的丈夫，原那氏企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已去世，活了60多岁。女儿那宗懿，原台大美国斯坦福大学中心主任，教授，67岁时患癌症去世，有一个儿子在美国。

　　那先生的小妹那淑芳“北师”毕业后，在我小时候就读的西城区二龙路小学当校长。我正是在那个时候，认识的那淑芳校长和她的儿子贺强。那校长因为那先生在“文革”中受到了冲击，被红卫兵差点没折腾死，但是她顽强地活了下来，因为她心里始终牵挂着在台湾的两个哥哥。1984年，通过北京市政协的“祖统会”，贺强陪着母亲在香港，跟久别的舅舅那志良先生见了面。分别了几十年的同胞兄妹见面时，老泪纵横，他们幸福地在一起度过了7天终生难忘的时光，那先生心里装着老北京，不停地问他从小生活的锦什坊街、东养马营的情况。两位老人分手时谁也不敢回过头再看一眼，因为他们心里明白，这大概是今生今世的最后一面。果不其然，4年以后，妹妹那淑芳就去世了，活了71岁。10年以后，哥哥那志良也告别了人世。贺强对我说，那先生给他留下的印象是慈祥温厚，说话慢条斯理，一派学者风度，这次见面后，那先生开始跟他通信，每到年节，从台北给他寄钱寄一些礼物，处处关心他这个晚辈。王淑芳回忆说：“那先生对老北京太留恋了，跟妹妹在香港见面时，妹妹送给他几瓶天源酱菜，带回台北家里，打开一尝，咸得要命，我说打死卖盐的了。那先生舍不得扔，说这可是北京老字号的酱菜，用水洗洗，后来都把它吃了。”

　　一直没忘老北平的“半空儿”

　　王淑芳跟那先生一起生活了30多年，可以说太了解那先生了。她对我说，那先生在台湾生活了几十年，可是北京人的生活习惯一点没变，他爱吃面食，自己包饺子，还能捏出花边，自己炸酱，还会烙饼。他做的炸酱面非常正宗，那是地道的小碗干炸，上面浮一层油，香极了。每当他吃北京的吃食时，总会念叨起小时候的事情，他小时候家里很穷，念小学时，他母亲给他一个铜子的饭钱，他舍不得花，偷偷攒着。老北平有卖一种叫“半空儿”的吃食，所谓“半空儿”就是没长熟的花生，因为还没成熟，里头的仁儿很小，把它煮熟就膨胀了，看着像整花生，其实是半空儿。老年间，穷人家的小孩儿吃不起煮花生，就买这种“半空儿”解馋。那先生买一大子儿的“半空儿”，还舍不得吃，留着跟母亲一起吃。他对父母非常孝敬，可是自从护故宫国宝南迁以后，官身不由己，他能见到父母的机会很少了。他的父亲一直牵挂着他，在他调往南方工作不久就忧闷地去世了。妹妹怕影响他的工作，直到抗战胜利后，才把父亲去世的实情告诉他。他后来在回忆录里写道：“我为文物东奔西跑，受尽苦处，父亲却这样悲惨地离我而去，我的心是如何沉痛呢！”也许是这种原因，到台湾以后，他按老北京的风俗，家里一直设一个供桌，上面摆着父亲母亲的牌位和照片。1971年，他的夫人那胡慧去世后，他也给仙逝的夫人设了牌位，每到年节都要焚香祷念，以示缅怀。

　　贺强对我说，老爷子生前非常想念老北京，多次在他的信中说到如果有机会能回北京看看，死而无憾了，但是由于他的特殊身份，加上两岸关系好转后，他的年事已高，行动不便，这一愿望没有实现。有一年北京故宫的老同事单士元和朱家氵晋赴台举办展览，他有幸与这些老友相逢，感动得热泪盈眶。他给贺强写信说，看到了这些故宫的老同事，我仿佛回到了北京。1989年，也就是那先生的妹妹那淑芳去世的第二年，他思乡心切，在三儿子那宗琦来北京之前，他画了一张地图，嘱咐儿子到北京以后，一定要找一找那家的老房子，贺强陪着表哥宗琦拿着那先生画的地图，在锦什坊街东养马营一带转了大半天，终于找到那家的祖屋，而且也找到了那夫人家的老宅，他们两家离得很近。贺强和表哥拍了照片，给他带回台北。他看了照片，反复叨念着：“跟我小时候的情形不一样了。”因为当年的独院已经变成了大杂院，当然，现在这一带的老房子已经全拆了，变成了金融街。

　　每晚都要听一段相声

　　那先生的孙女，也就是王淑芳的女儿那汝瑜，刚刚考上南京大学考古研究所的研究生，她对我回忆起爷爷，感慨万端，她一直跟爷爷长大，小时候比较调皮，经常挨父母的训斥，每到这时，慈眉善目的爷爷就会出来护着她，不让她受委屈。她上小学时，爷爷每天送她到车站，看着她上了车才转身回家，放学时，爷爷又到车站接她。那时爷爷已经80多了，看到爷爷步履蹒跚，她劝爷爷别送她接她了，爷爷笑道，我只当是出来散散步，这些关爱深深印在她的脑海里。那先生一生都在研究学问，没有不良嗜好，不抽烟，每天吃晚饭时喝一小杯酒。在写文章时，案头常放着一盒饼干，枯燥的时候，便嚼一块小饼干解解闷。他的身体一直很好，90岁的时候，还从台北坐一个小时的飞机到台南讲古玉的鉴赏。他一生克勤克俭，洁身自律，无欲无求，他的学生石守谦现在是台湾故宫博物院的院长，对那先生的评价非常高，称他是华夏子孙的楷模。

　　王淑芳对我说，那先生对北京真是魂牵梦绕，尤其是他晚年，他的三子和女儿去世，两个儿子又定居在美国，他非常想念北京，他90岁那年，邮差送信，他去接，一封信掉在地上。为了捡这封信，他摔了一跤，脊背摔伤。王淑芳把他送到医院检查，当时并没多大问题，但人毕竟老了，想不到这一跤，竟使他半年后，离开了人世。在他去世前，女儿患淋巴癌去世，家人怕他难过，一直瞒着他。但他有一种预感，不停地追问，后来家人只好说了实话，老人家在确认女儿去世后几天，撒手人寰，可见他的内心深处多么重感情。王淑芳说，那先生临终前多次提到北京。在他们的潜意识里，活着再也回不了北京了，死后，但愿他的骨灰能埋在一生牵挂着的北京，他能在九泉之下，继续当故宫的典守者。

　　老爷子生前最喜欢老北京的两样艺术特产：京剧和相声。《四郎探母》、《三娘教子》、《秦香莲》这3出戏，他百听不厌，而且闲来无事，自己反复哼唱其中的主要唱段，在台北，他听不到侯宝林、刘宝瑞、马三立的相声，但台湾的名家陈依安、吴兆南、魏龙豪等人的相声段子却是他的钟爱。他有这几位录制的相声专辑。晚年，他的床头放着录音机，每天睡觉之前都听着他们的相声入眠，也许这几位的“京片子”，能把他带回遥远的老北京，带回他的少年时代。从这些生活细节，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老北京人对北京的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