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阳路前生　石道上的旧京经济命脉

    消失的风景

　　朝阳路“易初莲花”与“财满街”中间，清洁车辆场门前正在凿穴施工，刨出石条一方，从其厚度与长度看，是清代朝阳门到通州原“石道”的石料。这一方条石虽谈不上是“上等级”的文物，但若再被回填土中废弃或是破碎作为他用，都很可惜。

　　明清两代我国尚未修建铁路时，京师北京的粮食和需用的各项物资，主要靠京杭大运河的漕运，“帆樯数千里”从南方运来。“经天津北上，至潞城（指通州）而止”，这段称为“外河”。由京城东便门外大通桥东去，到通州用于转运的通惠河段，称为“内河”。“外河”河道宽，“内河”河道较窄，加上通惠河水向东流，自通州水运进京船只是逆流西上。民间有“通州塔与朝阳门外护城河的吊桥等高”之说，因而，经通州水运进京的船舶，必须待通惠河上的几道闸口分段调节好水位方才能直抵京城城下。

　　所以，那时自运河漕运来的粮食和百货，抵达通州后，多是“舍舟遵陆”，改用车辆，经现在的朝阳路，“径趋朝阳门”，运入城里的几大仓房。因为“舟缓而车便”，当年“自朝阳门至通州四十里，为国东门孔道”的朝阳路上，车辆人马，长年昼夜川流不息，交通流量是相当可观的。

　　最初，四十里朝阳路是条土路，哪经得起长年累月如此众多的车马“轮蹄络织”。每逢雨雪过后，路上“积涔成洼，经潦作泞”，往往一辆车陷入泥泞之中，因为车载货物沉重，需用几十人力才能牵挽出泥潭，行走很不方便。

　　鉴于此，雍正七年（1729）八月，清朝廷拨出“帑金三十四万三千四百八十四两有奇”，历时将近一年时间，“起洼为高，修建石路，计长五千五百八十八丈有奇，宽二丈，两旁土路各宽一丈五尺，长亦如之”。这条两侧为土路中间用石条铺砌成的“石道”，即今天朝阳路的前身。

　　雍正七年修筑这条“石道”以后，到了乾隆丁丑（1757）年，过去近三十年，因“石道”每日承载量过大，路面损坏严重，原有石条十之四五需重新增补。二次修整，竟历时四年，到庚辰（1760）年七月竣工，修路“六千六百四十四丈有奇”，“支户部金二十八万四千九百有奇”。

　　这条今天看不上眼、“土得掉渣的”土石筑成的“低级路面”道路，却是历史上明清两代朝廷和京城百姓赖以生存的一条经济命脉，同时也是当年京东一道靓丽的风景线。进入十九世纪、二十世纪，随

　　着交通工具的进化，特别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帝国主义怂恿汉奸在通州成立冀东伪政权、继而日本投降后美军自塘沽登陆，为了控制华北的需要，平津公路两次改造修建，于是连接通州和北平的这条朝阳路，地位更为重要，这条道路也和北京的其他道路一样，逐渐由“土石路面”成为石渣路、沥青路。原有清代“石道”铺砌的石条，在历次道路翻修改造中，或拆除挪作他用，或遗留压在现今路基下面，或因石条体积大、分量重运走费力，散于道路两旁，掩埋土中。但到北京解放前后，这条路上有些路段仍可见到残留的、历史上风光一时的石条铺砌的古“石道”。可惜当时民不聊生，人们没有心思用相机留下这宝贵的历史遗迹。

　　清雍正兴建朝阳门至通州石道和乾隆重修石道，当年都“御制石碑”，并在《日下旧闻考》中留有碑文，详细记载了经过。原碑如今是否尚存，不详。

　　明清两代偌大的北京城，除皇帝自西直门去颐和园、圆明园和去天坛祭祀必经的“御道”修筑的是“石道”外，京城仅有“外郛七门之一”的广安门，因是“十八省所隶以朝觐（朝见皇帝）、谒选（官吏赴部应选）、计偕（举人入京会试）、工贾来者，莫不遵路于兹”，从广安门瓮城外吊桥起到小井，通往卢沟桥的路上，清世宗雍正，也兴筑了一条“广二丈，长一千五百丈”的石道，用去户部“帑金八万两”。并在三十年后，乾隆丁丑十月至庚辰七月，做过整修：“因旧址修筑了路面一千九百八十四丈有奇，又新道增筑者四百七十七丈有奇，凡支帑金十三万八千一百有奇”。但广安门外的“石道”其长度和朝阳路“石道”相比，不及它的三分之一，到小井村即终止，距离卢沟桥渡口还有很远一段路程仍是土道。

　　北京的“石道”作为历史遗留想全部保存下来，已不可能。但择适当地段，像这次复建北京南北中轴线上的永定门城楼的同时，于街心公园恢复一段石条铺砌的“御道”，对丰富街头景观，供后人了解历史上北京的风貌，大有裨益。

　　鉴于前两年复建东便门明城墙时，向社会征集早年拆除城墙时散失的城砖之不易，建议朝阳区文物主管部门对朝阳路沿途这类散落的“石道”曾使用过的石条，指定有关单位有意识地进行收集，暂存某处，并会同城市规划部门，待石条收集到一定数量时，于朝阳路上适当地点，仿照当年“石道”原样，复筑出一段，作为区的文物景点，供后人观赏，也正好与恢复通惠河沿岸和高碑店闸口历史景点的举措相呼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