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觉胡同七号

    一九五六年夏，我家随父亲单位迁至新街口正觉胡同（当时叫正觉寺）九号。这个院很大，共有六七处小院近百间房，据说原是清朝一位有权势的太监的家，门口有石狮子门墩儿，墙上有拴马环。当时，中院西墙有一月亮门，穿过此门又有一院，据说是那太监家的花房，现在则住上了我们这些家属。不久，父亲嫌家属们从月亮门出出进进，影响单位工作，就与房管部门联系，在院子东南角儿挑开一个过道儿，改经正觉胡同七号院出入上街。自此，我家就成了七号院的后院。如果说当时不是父亲让人挑开这个过道儿，我的少年、青年时代，怕是要和北京所有机关家属院孩子们一样的度过了；可正是有了这个过道儿，才使我能够近距离接触到老北京四合院和那里的平头百姓们。

　　古道热肠的邻里

　　从严格意义上讲，这七号院的前院并不是典型的北京四合院，因为它只有北房和东房。

　　北房四间分别住着李氏兄弟两家人。老哥俩解放前就在北京做小买卖，公私合营后仍在商业部门上班。俩人娶的女人都是家庭妇女。这些人中，我印象最深的是李大妈，胖胖的，脸上总是挂着笑。她养了六七个孩子，全家靠李大爷那点儿工资养活，日子过得很紧巴。就这样，也没挡住她的乐善好施。每逢槐花开时，李大妈就在院子西南角自己盘的灶上支起大铁锅，从身后的槐树上撸几把嫩嫩的槐花，和进从老家捎来的新棒子面烙贴饼，烙出的贴饼，带着微微的槐花香，每家都要送上两三个，请邻居们尝鲜。平常，她总是烙那种类似山东煎饼似的棒子面薄饼，谁过去她就大葱蘸酱给卷上一张。偶尔，李大爷工作的食品厂分点儿糕点渣，她就和上白面烙油酥饼，味道又甜又酥，比点心铺做的点心还好吃。每逢这个时候，院里的孩子们抱柴的抱柴，拉风箱的拉风箱，乐得屁颠屁颠的。看着孩子们美美地吃油酥饼，李大妈眼笑成了缝儿，可她自己却从没尝过一口。

　　两间东房住的是裴叔裴婶一家子。这裴叔裴婶都是医生，正儿八经的知识分子，奇怪的是俩人之间却少有花前月下、卿卿我我的书生味道。这裴叔有两大爱好：一是好喝点儿，但酒量小，沾口儿就上脸。二是爱倒腾旧书。下班回家什么不干，先把那些发了黄的卷了边的蛀了虫的旧书摊开，修呀补的，然后放入他用包装板钉的箱子里，还要加上锁，那股子认真劲儿，就像在医院里给病人瞧病。裴婶对裴叔的这些嗜好极为看不惯，遇上了，就没结没完的数落。裴叔一急，难免借着酒劲儿挥动几下老拳。这下裴婶急了，干脆站在院里号啕大哭，谁劝也不行。后来还是李大妈发现了一个秘密：遇上这种情况，只要是院里有人找他们看病，裴婶的号哭就会戛然而止，二人会不约而同地认真听你说病，时不时还切磋几句，末了儿，确了诊，再给你包些药，并分文不取。至于刚才那场未结束的战斗，却早已偃旗息鼓。这以后，邻居们再给裴家劝架，就采用这“看病”一计，还真灵，屡试不爽。

　　记得我弟上小学四年级那年，学会了糊屁帘儿放风筝。可你哪儿放不好，偏偏爬上自家房顶去放，结果一脚踩空跌下来，当场就摔昏了。幸亏前后院的大妈大婶们七手八脚地把他抱上小推车，风风火火送进了积水潭医院。等我妈赶到后，医生直说，要不是送得及时，人就有生命危险了。

　　多少年过去了，我妈还常提这事，说我弟的命是邻居们救的，千万别忘了人家的好。

　　亲如兄弟的发小

　　七号院同辈儿的孩子算下来足有二十来个，但年龄参差不齐。像李大妈家的大姐、二姐，或早已参加工作或是大学生，而我们那会儿不过是些个初中、小学的学生，甚至是幼儿院的小豆包儿，所以我们与他们接触并不多。

　　我和裴叔家的孩子英杰一般大，所以最要好。小学毕业的那年暑假，没留作业，我俩疯玩儿，今儿爬德胜门、西直门城楼掏鸟，明儿奔豁口逮蛐蛐，整天泡一块儿形影不离。有一回，他领我去四道口买便宜西瓜，那么远的路，抱俩大瓜，顶着太阳走回家，到家我就中暑了，又打针又吃药，省下的瓜钱又都赔进去了。记的是在“文革”后期，我有段时间特想找点儿书看，就怂恿英杰偷拿他爸的藏书。起初他不敢，可又架不住我磨，最后只好两肋插刀，背叛了他老爸的训戒。每次拿书，英杰都是小心翼翼地卸开一块窄板，只取一本，藏在上衣里亲自送到我家。我呢，每次都是连夜翻看，第二天按约定准时归还。说句不恭敬的话，那股精神头儿比看红宝书的瘾头儿大多了。终于，有一天出事了，英杰结结实实挨了他爸一顿臭揍，听说是为了偷拿什么东西。第二天我忙去打听，他不好意思地告诉我，拿书的事倒没漏，只是他那天拿了书，又顺手偷喝了几口裴叔放在箱里的酒被发现了。

　　我弟总是和跟他一般大的福义、英奇、建民一块儿玩。这帮孩子更疯。冬天抽尜尜，夏天熬胶粘知了，春秋则糊屁帘放风筝，整天不着家，有时连吃饭都忘了。

　　那是“文革”期间正闹的时候，街面上挺乱，不知谁提议，我们这帮孩子开始自发地组织起来看家护院。要看家护院，最起码你得有个好身体。于是，大家铆劲儿练块儿。我弟他们用青砖抠石锁练举重；英杰不知从哪儿找来一根粗粗的大秤杆，让我锯开当单节鞭。我记的那玩意儿是紫檀的，可难锯了，把我手都磨起了泡。现在想起来，那物件儿要留到今天，怕也很值钱吧？那年夏天，这帮孩子是泡在不远的后海里过的，一个个练得跟铁蛋似的。不过，这支看家护院的自卫队，始终没派上用场。你想，那会儿的造反派都忙着夺权呢，谁会光顾你这么个平民大杂院？

　　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我们这帮半壮小子和丫头们就都到山西、东北插队去了。见面的机会虽然少了，可春节回家探亲，一见面却显得更亲。大伙儿常常是凑到英杰家的小屋里，整夜整夜地神聊，烟抽得把他家小屋都熏黄了。春节一过，大家又都各奔东西，送谁走时也是个哭，那情景我至今历历在目。

　　大院的两次劫难

　　七号院曾遇上过两次劫难。

　　一次是在“文革”初期。那时候，我父亲已去世几年了，可单位造反派还要批他；我母亲在单位搞财务，也被他们夺了权；其他几位当干部的邻居家，日子也不好过。更为雪上加霜的是，有一天，街道上领来一帮红卫兵，把我姥姥和前院的李大妈也揪出来批斗了，我姥姥的罪名是富农，李大妈的罪名是地主，并且勒令她们立即离京滚回老家。这真是天大的冤枉！我姥姥退休前当了一辈子教员，李大妈从小就给人家当童养媳，怎么一下变成了地主富农？可那个时候你找谁说理去！当时，就在那连自身都难保的危难情况下，我那李大妈也没忘了搀扶照顾我那体弱多病的姥姥，真是一副菩萨心肠！这件事发生后，院里的大人们几乎人人自危，生怕打哪儿再冒出点儿红卫兵、造反派生事，所以很长一段时间，七号院像是被罩了口锅，让人感到窒息。

　　另一次劫难发生在一九七六年。那年大地震发生后，因为院里的房都是老房，所以家家都有险情。屋子是暂时不能住了，于是各家各户开始你帮我、我帮你的在院里盖防震棚。因为占地的需要，我们院的大喷水池、花坛、汉白玉鱼缸、前院的影壁、老槐树，连同李大妈垒的灶台，全都拆了锯了，整个儿七号院盖成了难民营。那时，人们白天照常上班上学，回到家后，又全在院里做饭，空气里弥漫着浓浓的饭菜香，像是开了个露天大食堂。饭菜做好了，大家又你给我家端点儿，我给你家端点儿，那份儿亲！真成了《红灯记》里唱的，有了墙是两家，拆了墙全成一家了。后来大家搬回屋里住了，还都特留恋那段“难民营”的生活。

　　岁月如梭，转眼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七号院开始发生了巨变。首先是后院，因为单位盖了楼，老住户们全搬走了。接着是前院，我们这班大的孩子都纷纷成家立业，也都搬出另过。大家四散在北京的东西南北，工作又忙，慢慢地连音信也少了。

　　我一直在外地工作，直到今年才提前离岗回到北京。听我妈说，前些天，李大妈的两个闺女曾去看过她。聊起老院的事，说如今的老院小房林立，已看不出多少以前的模样。至于人，那李大妈、李大爷也都已先后过世。说到这些，我发现我妈的眼圈儿都红了。于是我下了决心，最近一定搀着老人再回趟老院，有机会的话，再把那些老邻居们寻来聚聚……

　　哦，正觉胡同七号老院，究竟你为什么让人魂牵梦萦，难以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