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改变了北京城

    任何人，一生能做出一件流芳百世的事情，那自然应该感到满足了。可是，当初舅父去世后，我翻阅他的主要设计作品选的时候，忽然感到他也许应该是带着莫大的满足走的。在这本作品选竟然收录了人民大会堂的设计、天安门广场扩建规划、长安街改造规划、金融街规划以及全国政协礼堂、同仁医院等设计。这就是我的舅父———当代设计师、建筑师赵冬日。

　　上世纪80年代，我从部队转业才开始接触到舅父所从事的事业。当时他已经是耄耋之年，却仍然对首都建设发展充满激情。我能帮上忙的就是帮着抄抄建筑论文。1981年，舅父再次提出了“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向两端延伸，形成东西中轴线”的构想。于是，他不辞辛苦地搜集资料、调查研究、分析形势，还做出了彩色规划图，算出详细房地账。舅父之所以提出这一构想，是因为他看到从复兴门到建国门这一黄金地段，建筑缺乏统一规划，片面追求出房率、超高度、大体量，造成了许多困难和后遗症。如果以东西中轴线为主，把一些政府建筑和公共建筑布置在这条中轴线上，结合环境设计、老城区布局、功能分区和艺术效果，能够完善首都中心区的规划格局，形成一条方便舒适、优美壮观的新轴线。

　　其实，早在1950年4月20日，舅父在《对首都建设计划的意见》中就提到了与“南北中心线并美”的东西“新轴”，是一条像中轴线那样的建筑实轴，而不是一条两侧盖满大楼的马路。1993年1月，他在《建筑学报》发表了“新轴”方案：东起建国门南大街，西至复兴门南大街，轴心通过人民大会堂与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的中心线，分别向东西两方向展开，由一系列广场及重要建筑组成，其中心规划区，分为政府系列区、文化系列区、科技综合区三部分。现在看来，舅父坚持了半个多世纪的构想，也许只是一个梦想了。

　　不过，对舅父来说，他已经非常幸运了。1958年，舅父正在前苏联访问，接到了国内电报，得知兴建人民大会堂。当时，来自北京、上海、天津等全国各地的建筑师都投入到人民大会堂的方案中。舅父回到国内时，设计方案经过了七轮征稿还没有满意方案。据说主要原因是大家都没有设计大会堂和宴会厅的实际生活体验。于是，舅父立刻投入到设计创作中去，参考了太和殿、莫斯科圆柱大厅、东京大会堂等经典设计，形成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设计方案。最后，他的方案从185份设计方案中脱颖儿出。经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讨论通过，确定为人民大会堂工程设计方案。

　　当时，许多专家认为设计规模太大了，礼堂、宴会厅太空旷高大，尺度太大了，利用率不高。因为最初人民大会堂面积限制在5万平方米，后来又放宽到7.5万平方米。可是，舅父设计方案的实际面积竟达到17万多平方米。舅父回答道：“按需要设计，就可能不符合某些人的想法和要求，但我宁肯做大些挨骂，也要体现出党的要求，体现出国家会堂的气势。”人民大会堂落成后，周恩来总理评价道：“它的精美程度不但远远超过原有同类建筑的水平，而且在世界上也是第一流的。”

　　事实上，对于北京城的改造，舅父早就做好了挨骂的准备。天安门广场需要进行改造，可是许多专家认为天安门广场是中国建筑艺术上不可逾越的珍品，不宜改动。也有专家担心，广场扩大了会不会使广场过于空旷，甚至可能失去广场原有的感觉。舅父却说：“我对天安门广场是有感情的，在扩建规模上应广开思路，打破封建格局的束缚，不但要满足百万群众游行集会的需要，还要显示出开朗雄伟的气势。我的创作思路是做小的东西也要用大的思路。决定方案的是广场的规模、周围建筑的内容、尺度和建筑形式。建筑尺度要和广场上的建筑物互相衬托，取得均衡的比例，广场要显得既严整朴素，又具有活泼气质，使人感到自己是广场的主人。”

　　在广泛征求群众意见的基础上，舅父把广场南端推到了正阳门下，形成气势宏伟的开放空间。针对众多的质疑，舅父说：“从百万人活动的需要出发，广场的尺度不能再小，因为广场的深度不足，则缺乏必要的气势，不能令人视野开阔，心胸开朗。”结果，舅父的方案再次从参评的20多个方案中被选中。

　　2000年，舅父成为首届梁思成建筑奖获得者。可是，许多人并不知道，当年舅父曾是梁思成首都建设规划的“对手”。1950年，舅父《对首都建设计划的意见》最终取代了梁思成先生的规划思路。《意见》说：“北京旧城是我国千年保存下来的财富与艺术的宝藏，具有无比雄壮美丽的规模与近代文明设施，具备了适合人民民主共和国首都条件的基础，用以建设首都的中心，这是合理而又经济的打算；是保存并发挥中华民族特有文物价值，是顺应自然发展的趋势。虽旧城内之现有人口过密，但是会因经济之发展，无业与转业人口之迁出就业而自然解决；同时因人口减少，拆掉已失健康年龄与无保留价值的房屋，改建行政房屋自无问题，并且有足够的面积；同时更可使旧城免于衰落而向繁荣。至其他各区则环设在旧城四周，以与市中心取得紧密联系，并避免了不必要的交通通过城区，危害文物古都的安静。”

　　40多年后，舅父追忆道：“就今天我国的经济发展情况来看，北京的法定保留文物建筑还无力维修，甚至有的任其自然损坏。北京解放时约有1700万平方米传统建筑，若全部保留下来，然后另起炉灶，如在西郊大兴土木建新首都，则按当时的实际情况，是人的意志所不能做到的，是不现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