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剃头业渐趋失传

　　消失的风景

　　近日，漫步北京街头，发现“理发店”已成了历史词汇，代之而起的是“美容院”、“美发店”等称呼，望着美容院门前不停旋转着的那蓝白红三色转筒，不觉想到京城理发业的种种变迁。

　　在古代，中国人本不剃头，因为剃头是不孝的行为。《孝经》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于是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里中国没有理发业。男子束发留须，要梳理美容，一般是自己动手。国人理发始于满清入关，清廷强令汉人按满人习俗剃头梳辫，曾在北京东四、西四、地安门与正阳门前搭建席棚，勒令过往行人入内剃头，违者斩首，这便是所谓“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京城地面广阔，仅四地设棚仍不能及时让汉人剃去头发，朝廷又批准军中伙夫请领牌照，在各处街巷建棚或担挑子串户剃头。这就是北京最初的理发业。

　　老北京理发业大致有两种经营方式：一种是设有铺面，坐店经营；一种是挑担下街，走街串巷。这后一种，出门经营时须随身担一只剃头挑子。挑子一头是洗头铜盆，下面有个圆桶，内装炭火小炉；另一头是坐凳，凳侧有抽屉，内盛理发用具。铜盆那端还竖着一个小旗杆，杆上有钩，悬挂毛巾、钢刀布等，据说旗杆是当年强令汉人剃发留辫的法令标志。剃头挑子可谓昔日京城一景，后来还被北京人编成歇后语“剃头挑子———一头热”，用来形容一方热情、一方冷淡的情形，使用至今。下街剃头匠还手持一个铁制器具，名曰“唤头”，形状似大镊子，用小棍自下向上一拨，便发出“呛啷”一声，随走随响，以召唤主顾。解放后实行公私合营，下街的剃头师傅大都进了国营理发店，仅剩下些“散兵游勇”仍以走街串巷为生。这时的剃头挑子已简化为一只小小的布挎包，内装理发工具，只是“唤头”依然在手。下街师傅收费比理发店便宜，受到大杂院居民的青睐，常被他们请进院中，而顾客多为老人、孩子。“文革”时期全面禁止个体经营，下街师傅从此绝迹。笔者幼年家居胡同，目睹过剃头师傅下街，仍记得“唤头”清脆悠扬的“呛啷”声，在寂寥悠长的小胡同里回荡……

　　改革开放前，京城理发店都是国字号招牌，可等级不同。王府井的“四联”、西单的“第一理发店”等老字号名店，是考究的顾客的去处。而小街道、小胡同等居民聚居之处那不大起眼的小理发店，却是北京普通市民经常光顾的场所。小理发店仅有三四张理发坐椅，一两个白瓷脸池，旧白布罩单漂洗得雪白，理发师身着白净的大褂，一度还像大夫似的在工作中戴着口罩，设备有些老旧，但服务周到，有些细节今已失传，比如男顾客不论老幼理发后，都要用剃刀沿着发际，把细小杂柔的毛发刮净，称之“刮边儿”。洗完头后，顾客自己从保温桶里取一条高温消毒后的热毛巾，香喷喷地把头脸一擦，那真叫爽快。“四联”等名店是上海迁京的，扬州师傅多，而小理发店的理发师一般是老北京，他们不论男女一律爱听评戏，记忆中上个世纪60年代我常去的那家小理发店，老式收音机里总是咿呀着当时最流行的曲调“水乡三月风光好……”

　　如今京城已很少能够见到国营理发店，代之而起的是星罗棋布而质素不一的各类私营美容美发店。本人不入理发店大约已有十几年。当初是因嫌理发排队耽搁时间，便买了推子，大胆地把脑袋交给妻子打理。前两年到台湾，头发过长，不能不理，便走进一家不大的理发店。老式皮椅、老式吹风机等陈设，理发、刮边儿等程序，刷在唇旁的雪白泡沫，尤其是剃刀在钢刀布上的上下翻飞，这一切熟悉而亲切的情景，一下把我带回三四十年前的北京，没承想在北京消逝的风景竟在台北寻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