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接到过国际奥委会的邀请函吗？》之邀请函在故宫？

    相信阮老先生不是一位不负责任、凭空捏造的体育记者，国际奥委会若真的给清政府寄出邀请函，那邀请函的下落，还须在故宫打探。宁可信其有吧！

　　专家提供线索

　　向斯，现任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副馆长，清朝宫廷研究专家。记者表明来意后，他的回答令人感觉打了一针强心剂，“若真有邀请函寄到宫中，不出意外，邀请函是不会遗失的，因为清朝自开国直至光绪、宣统年间，一直有一套严格的文件管理办法，臣子的奏折、国外寄来的公文，都会被妥善保管。”

　　按照向斯的说法，邀请函如果进入了紫禁城，就会由专人放至专门的地点，除非天灾人祸，不然丢失的可能性极小。不过，他话锋一转，“晚清至民国时期，天灾人祸不少”。

　　在这里，向斯觉得有必要向读者介绍一段历史。

　　1924年，爱国将领冯玉祥强令“皇帝”溥仪出宫。在经过一年多的筹备、整理工作后，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宣告成立，并开辟铜器、书画、瓷器各陈列室供民众参观。由此，普通民众得以眼见秘藏深宫之千年国宝。当时，故宫博物院下设古物、图书两馆，图书馆下又分设图书、文献两部。1924年-1925年期间，明清时期的瓷器、铜器、图书、档案等，更直接地说，就是宫内所有的东西，都经过整理并分属古物、图书两馆珍藏。至于奥委会的邀请函，应属图书馆珍藏。

　　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位于故宫西侧的寿安宫，邀请函是否在这里呢？向斯摇摇头，“现在，这里收藏的都是书籍，至于你们要找的东西，”他又往西一指，“往西华门走，找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在1000余万件资料中“大海捞针”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很好找，就在故宫西华门，一边是旧日宫墙，一边是寻常巷陌。向斯为何要将记者指向这里？听完档案馆邢永福馆长的介绍，便知缘由。

　　向斯所提到的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下设的文献部，就是今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前身。1925年，文献部刚成立时，负责明清档案等文献典籍的管理，办公地点在东华门内北侧的南三所。1928年，改称文献馆，主要职责之一仍是明清档案的保管、陈列、整理编目等。解放后，在1951年，又改称档案馆，1955年，故宫档案馆划归国家档案局，改名为第一历史档案馆，从此与故宫博物院再无隶属关系。 
　　据邢馆长介绍，目前，馆内收藏的明清时期（绝大多数为清代）档案有1000多万件，其中也包括明清时期的外交公文、照会等，如果没有意外，记者所要寻找的邀请函，应该可在馆内找到，但是，按照邢馆长的分析，若真有邀请函，那应该仅是一张薄纸片，在1000多万件档案中寻找一张纸片，似乎太难了。

　　而且，1949年，蒋介石将很多重要历史文件、国宝运往台湾。目前，在台北的故宫博物院和中央研究院也各有30多万件清代档案。邢馆长说：“你们想找的东西，也有可能在台湾。”

　　邀请函可能多次“蒙难”

　　向斯说，假如没有天灾人祸，邀请函应该能保留至今。邢馆长表示，如果没有意外，邀请函应该能被找到。可惜的是，若国际奥委会的邀请函确实在1895年左右被寄至中国，1895年再往后，中国天灾不断，人祸频频，意外无数。

　　胡忠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全国明清档案资料目录中心主任，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明清时期档案的整理编目工作。在谈及记者所要寻找的邀请函时，他表示，曾经有同事向他提过清政府可能收到过国际奥委会的邀请函，但在其多年的档案整理工作中（其中也包括清政府的外交档案整理），尚未发现这份对中国奥运历史有重大意义的邀请函，“若确有其事，丢失的可能性极大。”胡先生惋惜地表示。

　　太监将文件拿去造纸

　　和向斯一样，胡忠良对清政府当年的文件、档案整理工作评价很高，“清代时，不管是宫廷内皇帝的手谕，臣子的奏折还是国外发来的照会，都被保存于一个叫内阁大库的机构，由专人负责保管。”

　　胡忠良提到的内阁大库，向斯曾讲过一段其“蒙难”的历史：大约在光绪末期时，清廷已接近于分崩离析，紫禁城内人心惶惶，众人玩忽职守，内阁大库自然不例外，管事太监见内阁大库内文件堆积如山，而库存空间日益有限，便将所有文件堆放于室外整理，文件遭风吹雨淋，自不能免。太监们懒惰，整理时居然使用竹竿拨弄文件。遇纸张类，则做废品处理———拿去造纸。遇书卷类，则重新扔回库内。后来，有人及时制止了太监们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将所有剩余文件装进麻袋。清点完毕，装了800多麻袋。向斯说：“这是中国档案史上著名的‘800麻袋事件’，而这留下的800袋文件基本都被保存在今日的第一历史档案馆。”

　　也许，当年的邀请函已遇一难———被太监们送进了造纸厂。提起这群太监，很容易让人想起当年莫高窟里的王道士，同样的无知，同样的愚昧，同样的麻木，同样的对历史犯罪。 　文件被义和团烧毁

　　按照胡忠良的看法，就算邀请函能在“800麻袋事件”中“逃过一劫”，1900年左右，在义和团大闹京城时，就“在劫难逃”了———当时，紫禁城附近的清朝各衙门均已被义和团占为军营，各衙门里的文件、公文，可以说，凡是纸张类物品，都被义和团付之一炬———拿去烧火做饭了。而在当时，那份邀请函也有可能被存放于主管外交工作的总理衙门，可惜的是，不知道哪位义和团“拳民”着急吃饭，看走了眼。胡忠良说：“因为义和团运动，目前，在档案馆里保留的清代外交文件，绝大多数是1900年之后的，1900年之前的，可能均已被义和团在总理衙门里烧毁了。”

　　学者质疑：此事子虚乌有

　　因为尚未找到邀请函，胡忠良等历史档案学者均表示，此事还难以下结论。而中国的体育历史研究者则直接表示：此事存在的可能性极小，接近于没有。

　　顾拜旦不会邀请中国参加奥运会

　　十几年前，体育历史研究者李辉曾在位于希腊的国际奥林匹克学校查阅了出版于1896年的雅典奥运会报告书，但没有找到有关向哪些国家发出邀请的明确资料。

　　据李辉分析，“1896年奥运会曾邀请中国参加”的说法很值得怀疑。

　　“奥林匹克之父”顾拜旦出身于法国贵族家庭，在19世纪，他的很多观念因受“欧洲中心论”影响，掺杂着种族优越感。在1894年6月的国际体育运动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即国际奥委会成立之前，他召集了两次预备会议，地点分别是在美国的纽约大学俱乐部和伦敦体育俱乐部，顾拜旦希望这两个地区的体育组织领导人接受他的主张。最终，他取得了美国的斯隆教授和英国的赫伯特先生的支持，而这二人是美国和大不列颠体育组织的领袖人物。在顾拜旦的心目中，当时的世界分为三个部分：欧洲大陆、大不列颠和北美洲。

　　1896年第一届奥运会的开幕式上，组委会主席、希腊王储康斯坦丁王子在致辞中表达了“我们使文明人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的愿望”。而这些文明人来自希腊、澳大利亚、奥地利、保加利亚、智利、丹麦、法国、德国、大不列颠、匈牙利、瑞典、瑞士和美国等13个国家。

　　为什么当时世界上为数众多的殖民地国家无一参赛呢？李辉解释，当时主宰奥运会的观念里有“文明人”和“野蛮人”的界线，尽管在1896年，中国并不是完全的殖民地国家，但可以肯定地被划入低等民族、未开化国家之列。再加上在顾拜旦的“世界”观念里只有欧洲和北美。中国能受到当时国际奥委会的青睐，实在值得怀疑。 　李鸿章不可能不知“田径”

　　同时，李辉对“李鸿章不知‘田径’为何物”的说法也提出质疑。早在19世纪90年代之前，即19世纪60年代开始，李鸿章倡导“洋务运动”。1881年，李鸿章一手操办成立北洋水师学堂，这个学堂的课程与国外同类学校类似，教授学员们足球、拳击、体操、跨栏、跳高、跳远、游泳等项目。李辉表示：“在19世纪90年代，说中国朝野上下不知奥运为何物，可以理解，但若不知田径为何物，就有些夸张了。”

　　另外，中国的近邻日本直至1909年才第一次接到奥运会的邀请函。在此前，日本对西方开放的步子比中国快，同西方交往也较中国频繁。1896年奥运会，国际奥委会若邀请中国而对日本置之不理，就有些说不过去了。

　　时任法国驻华公使未曾记载

　　史料记载，1894年至1896年期间，时任法国驻华公使为施阿兰。据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汪朝光研究员介绍，施阿兰曾写《使华记》一书，主要记载他在中国担任公使时的经历，书中所述事件基本发生于1893年至1897年期间。在阮蔚村的记述中，当时的邀请函应由施阿兰转交李鸿章。可汪朝光再次翻阅《使华记》后，发现施阿兰并未记述此事，“甚至全书中没有一件和体育有关的事情”。做何解释？也许压根儿就无邀请函一事，施阿兰当然无从下笔了。

　　不管如何？邀请函一事，也许是一个善意的“欺骗”，也许是一段无据可考的史实。匆忙定论，为时过早，因为说不定几天之后，不过也可能是几十年之后，在第一历史档案馆浩如烟海的史料中，一张小纸片跃然眼前，上写“特邀请大清国赴希腊雅典参加奥运会”。

　　多情应笑我。亲爱的读者朋友们，也许，它就在你身边一个被人忽视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