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苑战斗　留下一份无名烈士清单

专家称因对善后准备不足　中国士兵的记录很少　29军幸存士兵说70年来很少有人知道他是抗日老兵 
 

29军战士曾驻守宛平城，随时准备出战

马玉良老人想起往事暗自垂泪

世界红万字会救济队大红门、南苑地区掩埋尸体统计清单

　　29军将士在大红门遭日军袭击　398位殉国战士因战事惨烈　没留下资料　只被记录下牺牲地点———

　　1937年7月28日，第29军部分将士在军事转移途中，到大红门地区时遭遇日军袭击，佟麟阁和赵登禹两位将军壮烈殉国。

　　2005年7月28日，佟麟阁将军之子佟兵先生及佟、赵两位将军的追随者到香山公墓祭奠先烈，同时为一尊佟麟阁将军铜像揭幕。

　　在纪念爱国将军的同时，本报记者发现了一份与佟、赵两位将军同时牺牲的战士阵亡清单。

　　398人阵亡清单没名字只有数字

　　这是一份特殊的阵亡清单，清单上所载398位壮烈殉国的战士只被记录了牺牲地点却没有留下姓名。

　　阵亡清单摘自北京市档案馆馆藏《北平事变临时救济报告》。它记录下1937年7月28日，佟麟阁将军和赵登禹将军所率部队行军至北京市大红门一带时遭遇日军伏击，两位将军和数百位将士壮烈殉国。

　　据了解，战斗结束后，两位将军的遗体被随行卫兵守护，后被转移安葬。掩埋工作在战斗结束后三天开始。据《北平事变临时救济报告》记载，当年参加掩埋工作的有世界红万字会、红十字会和基督教青年会等慈善机构。

　　慈善机构一边整理尸体，一边收集死者资料，想以此找到死者姓名或遗书，但因战斗过于惨烈，阵亡战士几乎没留下信息。慈善机构随后将尸体顺着壕沟两侧掩埋，红万字会将数字作了记录。

　　清单上记载的日期从1937年7月31日至8月9日，红万字会负责区域是大红门地带的营市街道、小铁路、壕沟等，他们在清单上这样写着：“7月31日在大道马路左右地掩埋尸数41，8月9日南苑东南角掩埋107具……”记者计算了一下，仅世界红万字会整理的清单上阵亡战士就达398位。北京市档案馆研究室刘主任说：“这只是牺牲战士中的一小部分，红十字会和基督教青年会掩埋的牺牲者还未被记录下来。”

　　赵登禹之女追忆父亲

　　临终前留言母亲忠孝自古难两全

　　据北京市档案馆考证，大红门外的九静庄正是赵登禹将军殉国处。世界红万字会整理的阵亡清单中也包括跟随赵登禹将军在九静庄地区牺牲的战士。

　　赵登禹将军牺牲时，他的女儿赵学芬只有两岁。长大的赵女士四处搜集父亲的资料，她说记忆中的父亲是个极守孝道的人。赵学芬女士说：“因为爷爷去世早，父亲侍奉奶奶极好。每日无论军务多繁，父亲都不忘对奶奶嘘寒问暖。奶奶生病时，他更是亲自煎汤喂药。所以父亲的部下受他影响也多为孝悌男儿，每逢领了军饷便尽快寄回家。” 
　　赵学芬女士告诉记者：“然而忠孝不能两全。在南苑战斗中父亲身中数弹，双腿被炸成重伤仍挺身力战。他从昏迷中苏醒过来时对警卫说：‘我不会好了，军人战死沙场原是本分，没什么悲伤的，只是老母年事已高，受不了惊慌。回去告诉她老人家，忠孝不能两全，她儿子为国而死，也算对得起祖宗……’”

　　话音未落，赵登禹将军便停止呼吸，终年39岁。

　　幸存老战士回忆

　　70年少人知晓自己是抗日老兵

　　今年89岁的马玉良，看到本报关于“佟麟阁将军殉国地考证”的报道后立即让养子联系本报记者。记者见到这位老兵时，他正坐在轮椅上。他指着被截肢的左腿对记者说：“那年7月28日我们跟随赵登禹将军刚走到九静庄就遇到了日军，日军的炸弹炸飞了我的左腿，我从19岁就成了残疾人。”

　　马玉良对于那场战斗的记忆除了日期、地点外，其余都很模糊，他说：“我因家穷当了兵，战斗前不久我才转到29军第132师赵登禹将军的部队里。我只记得当时我们一边打日军，一边转移时，身边忽然爆炸了。我觉得左腿剧痛，意识到还活着，但低头一看左腿没了，然后就失去了知觉。”

　　马玉良说他迷迷糊糊中还记得当时在下雨，他说：“雨下的很大，总也停不了。我身边有很多躺着的人，不知道是活着还是死了，我顺势抓着一个人的胳膊把我的头垫起来呼吸，然后我又昏过去了。”他完全清醒过来时已经躺在医院里。

　　因为负伤，马玉良很快离开了部队。他解放后被分配到永定路综合修配厂加工部做了一名工人。他终生未婚，只收养了两个已故同事的孩子。

　　提到往事，他激动地落泪，他说，70年来带着残疾艰难度日，但很少有人知道他也是一位为抗日尽过忠心的士兵。

　　中国普通士兵　记录少得可怜

　　将军的遗体得到安葬，每到纪念日，他的墓前都会留下后人祭奠的鲜花。然而，记录在那份阵亡清单上的战士，以及那些没有被记录下来的战士，如今仍默默无闻地长眠在道路两旁的壕沟里。

　　原基督教青年会副总干事长侯孚允先生当年曾参加掩埋尸骨工作，他在93岁高龄时仍亲自到佟麟阁将军殉国地祭奠牺牲的将士，他对一位陪他同去的历史工作者说：“这里还有数百战士的亡灵。”
　　为了尽力找到阵亡战士的姓名和资料，记者联络到基督教青年会负责人之一王建国先生，他遗憾地说：“基督教青年会当时确实作为战区服务队担负几个战场的救助工作，但现在没有找到阵亡战士的资料。”

　　记者曾问马玉良老人还记不记得战友的名字，老人说自己转到部队的时间短，当年的战士又都是十六七岁的小兵，他现在只记得有个人好像叫王勋锡（具体名字也记不清了），其他都记不清楚了。

　　研究中国劳工和战俘问题的何天义先生对记者说：“由于战争初期没有意识到会如此惨烈，对善后准备不足，中国士兵的记录少得可怜。日本死亡士兵的姓名、籍贯等资料都一式四份，中国士兵阵亡或被俘后却连名字都没留下。普通的中国士兵，我们不该忘记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