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确实是被这些专家们搞糊涂了，究竟设计招标之前定下来的游戏规则是对还是错，还算不算数？这个‘世纪之蛋’符合了这些规则没有，在它那里，到底体现了中国的文化精神没有，是怎么体现的？它与环境到底是协调的，还是什么‘相异的关联’，还是‘根本不协调的’？对这些，我怎么就越听越不明白了。对我们的专家，我只要求一点，就是别来弯弯绕，该是什么就是什么，来几句实话就行了。”
业主委员会在两轮竞赛之后，决定自行组织方案的“修改”，另外组建了专家组，包括由十二位中国建筑师构成的建筑专家组和由十位技术人员组成的工艺专家组，另外，还有一个由文艺界人士组成的艺术委员会。在建筑专家组中，第二轮的十几位评委只剩下了五位，即吴良镛、齐康、何镜堂、宣祥鎏、戴复东，同时新增加了七位。吴良镛担任组长。第二轮几位一直明确反对安德鲁当时方案的中外评委都出局了。
我们要提请注意：这次的“修改”活动没有组建“评审委员会”，只设置了“专家组”，而且不止一个，这就意味着，建筑专家组只是与工艺专家组和艺术委员会平行而存在的，都只是咨询性质，并不享有评选的独家投票权。这种评选体制，与两轮国际竞赛已有根本的不同。
这场“修改”是这样进行的，即业主委员会决定请法国巴黎机场公司与清华大学合作、英国塔瑞?法若建筑师事务所与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合作、加拿大卡洛斯建筑事务所和建设部建筑设计院合作，进行“修改”。其中，英国塔瑞?法若的方案和卡洛斯的方案在第二轮竞赛中并没有被列入于遴选出的五个方案，只是塔瑞?法若方案因票数稍差被列为五个方案以外的参考方案。而被列入五个方案的日本矶崎新建筑师事务所和奥地利汉斯豪莱建筑师+海兹诺曼建筑师提出的方案又并没有被邀请参加这种“修改”。另外，第二轮被遴选进入五个方案的设计单位北京建筑设计研究院和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虽然仍列入为这次“修改”的参加单位，却又不是对他们自己方案的修改，而是要求他们放弃自己的方案，分别与英国和法国合作，进行“修改”。最后，令人尤为不解的是，“修改”的对象却也不是英国和法国在第二轮中提出的方案。这样的安排，与第二轮评审意见所称“所遴选方案……亟需……进行深化和完善”也已完全不同了。
这样的安排，很难令公众认同这是对国际竞赛遴选出来的五个方案的“修改”，而只能说是重新组织的一次创作。但业主委员会却经常把这件事称之为“第二轮方案的修改”或“下一轮修改”，非常令人怀疑是有意把这个由他们自行操作的征求新方案的活动与国际竞赛的“轮”挂起钩来，为最终采用的安氏方案在“国际竞赛”中“中标”、“中选”或“胜出”制造舆论。
后来，清华大学因为不情愿只作配合，与安德鲁约定做出两个方案：一个以清华大学为主，安德鲁配合；一个以安德鲁为主，清华大学配合。业主委员会同意了这种安排。这样，就出现了这样几对创作组合，即安德鲁为主的、清华为主的、英国塔瑞?法若建筑师事务所与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合作的和加拿大卡洛斯建筑事务所与建设部建筑设计院合作的，一共四对。因为加拿大卡洛斯和建设部院合作的方案后来因自我感觉不好而“自动放弃”，剩下了三对。
从那个英国塔瑞?法若建筑事务所的第二轮方案（因第二轮无图，只得用第一轮代替。图13）、北京市院第二轮方案（图18）和所谓两者合作“修改”的方案（图21）的比较中，或者从清华为主的“修改”方案（图22）和清华的第二轮方案（图19）的比较中，或安德鲁为主的“修改”方案（图23，见后）与安德鲁第二轮方案（因第二轮无图，只得用第一轮代替。（图12）人们何曾能够在“修改”的结果中找到与原来几个方案任何一个的影子？难道这也是“修改”，而不是重新创作？
同时，设计条件也有了变化——大剧院的位置从长安街南移了70米。
据说，这时候安德鲁的心情坏极了，一个人开着车在法国南部狂奔，在一家旅馆里闭门独居，几经冥思苦想，灵感忽然来了，终于想到了最后这个全新的蛋式方案。迟到1999年5月上旬，安德鲁才正式将它提出来，这时，离第二轮设计竞赛结束已经过了半年多了。当然，在第二轮竞赛中，没有任何评委曾看到过它。
在安氏最终方案提出来以后，业主委员会紧接着就改动了设计要求，把国际设计竞赛原来确定的“老三看”改成了——首先要现代化，其次是中国人民喜爱，最后是与天安门广场协调的“新三条”。在“新三条”中，已没有了国际竞赛《文件》规定的“必须具备中国特色”及其他设计要求的影子。需要说明，在编写这本书的时候，我们没有找到有关“新三条”的正式文件，只是从知情人透露出来的情况才得知的，也许原就没有正式公布。
以后人们得知，对于“老三看”中的“一看是座中国的剧院”也即带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剧院，安德鲁是这样解释的：“要保护一个古老文化，最好的办法是把它逼到危机的边缘”（1999年6月安德鲁在北京举办国际建筑师协会期间的言论）。其前，中国驻法大使曾提醒安德鲁要尊重中国文化传统，安德鲁的回答则是“我就是要切断历史！”。这就颇令人怀疑，业主委员会的“新三条”是否存在迎合安德鲁的嫌疑！这个怀疑不久就得到了证实——2001年9月业主委员会的一位委员在凤凰卫视的访谈节目中说道：“安德鲁的聪明之处就在于，当所有人都已才思枯竭的时候，他重新规划了赛跑的区域，并使裁判接受了他的想法。”这里说的“裁判”，显然是指主持了这次所谓“修改”的业主委员会，而不是国际竞赛评委会。
安德鲁蛋式方案提出来以后，很快，业主委员会就组织讨论，要求各专家组“表态”（没有投票，也没有举手表决）。建筑专家组到会十人，据业主委员会的说法，赞成和反对安氏方案的正好一半对一半，没有获得通过。工艺专家组的十个人有三个支持英国方案，七个支持安氏方案。艺术委员会到会六人，全部支持安氏方案。业主委员会和领导小组认为自己也有权可以“表表态”，都支持安氏方案。根据这个结果，最后，业主委员会决定向中央“推荐”安氏方案，对另外两个方案只做一般介绍。据业主委员会和拥护安德鲁方案的几位人士后来的说法，1999年7月22日，是“由中央来最后决定”，采用了安氏方案的。
业主委员会是怎样向中央推荐安氏方案的，是不是说清了这个方案并不是通过两轮国际竞赛由评选委员会评选出来的，只是后来由业主委员会按照重新确定的征选办法征集到的，我们局外人，就不得而知了。只是知道，始终以建筑学家的主持人身份参加了全过程的两轮国际竞赛评委会主席和业主委员会自行组建的建筑专家组组长吴良镛先生，并没有被通知参加汇报。
再强调一次，我们认为，国际设计竞赛与由业主委员会自行操作的所谓“修改”绝对不能混同起来，也就是说，我们不承认安德鲁的方案是国际竞赛的“中标”、“中选”或“胜出”的作品。综述其理由是：
1，前者规定的“老三看”被后者篡改成了“新三条”，是设计原则的根本性改变；
2，前者的评委会与后者由业主委员会自行组织的专家组不是同一回事；
3，即使这样，在建筑专家组中，安德鲁方案也没有获得通过；
4，后者的所谓“修改”并非是在前者遴选出来的几个方案的基础上进行，而是重新创作；
5，前者规定：“为保证方案竞赛的公正性，各参赛单位均以匿名方式报送竞赛方案并不得在图纸及文件上表示表明身份的标记”，后者则连这个最基本的公正性措施都不能保证，操作完全是敞开的，谁都知道哪个方案是哪家做的；
6，前者规定只有评委会的建筑学专家才拥有投票权，后者却是凡参加会的都有参与决策的权力，不管是不是建筑学专家，甚至技术或行政管理官员如业主委员会和国家大剧院领导小组也觉得自己可以“表表态”，事实上也的确表了态。
7，前者规定表决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后者却是不投票，当众公开表态，有碍公正性的保证。我们知道，就连中学或大学的入学考试，都必得遵守考生和评卷人匿名的规则，评卷人也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担任的，为什么如此重要的一个方案的选取，竟连这一点也不能做到呢？
8，排斥吴良镛先生参加汇报，也令人不解。
难道这不是业主委员会的责任，至少是重大失职，说不定还另有“猫腻”。该透明的不透明，不该公开的却公开了，程序上完全乱了套。
这样，怎么能说在竞赛结束半年以后才出现的安氏方案，竟是竞赛“中标”的作品呢？难怪直到现在，国际建筑师协会都不承认了。
上面我们介绍了安氏方案的产生和被业主委员会看中的过程，下面，让我们来看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方案？请先读读下面这篇文章：
国家大剧院实施方案
编注：这篇文章下载自“世纪建筑世界”网站，未署作者，也未表明写作时间。从文中内容和文字风格看来，尤其联系到文中提到的“果壳”和安德鲁经常说的“猴面包树种子”，应该出自方案设计人即安德鲁先生本人。从文内所谈围绕大剧院的水面可以在冬季作为溜冰场，以及将大剧院后（南）移等情况，可判定此文大致写于安氏方案被业主委员会采纳（约1999年5月）以后和业主委员会报批中央同意（1999年7月22日）以前。
这是一座全新的建筑。
它完全由曲线组成，宛如湖上仙阁。
这座仙阁是敞开还是关闭着？令人难以定夺。但见灰色的钛合金属板和玻璃制成的多角立面与昼夜的光芒交相辉映。这两种材料的颜色在不同的时间里变幻莫测。玻璃墙如同拉开的幕布，使建筑物内部的剧场、散步小径和展览厅依稀可辨。同时，部分区域在钛板的覆盖保护下又显得更为隐秘。
这一巨型建筑的造型如同珠宝盒、果壳或含苞欲放的花朵。人们透过钛金属的表面可觑见内部深红色的木饰，歌剧院半透明的金属壳内的猩红大厅以及大剧院观众的所有活动。音乐厅和剧场的外部为银色立面，从外部可眺望的大剧院内部的街道、广场、楼厅、休息室内活动的人群，以及把水中仙阁与地面连接起来的透明走廊。大剧院内部的不断运动体现出建筑物的活力。它是一个既简单又复杂，既明晰又隐秘的肌体。
冬季，溜冰爱好者们将在冰面上留下无数弧线。大剧院的地点和设计堪称举世无双。它的诞生和存在与特定的地点息息相关，世界上没有任何建筑物能与之相比。如果它出现在任何其它的地方，那简直是件无法想象的事。它表述的是和谐、宁静、简洁这些古老的对立统一的哲理。
我们现在想谈一下天安门广场周围的市区建设问题，并阐述我们对这一总体研究的方向性思考。
我们可首先指出这一方案的圆形设计可避免不适当地缩小人民大会堂西门的入口面积，并从紫禁城的入口处隐去。我们还可指出，绒线胡同向地下的延伸可避免其偏离对称的人民大会堂轴线的问题。除此之外，鉴于前阶段更为自由的抉择和十分新颖的国家大剧院设计，我们有意以此为契机，在保持历史连续性的前提下，继续为这段历史增加一个新章节。面对围绕着天安门广场的完全对称，风格近乎划一的建筑群，如何在紫禁城的对面插入一个延续这一古老传奇的历史的章节呢？我们的意图自然是完成理想的设计，但同时还要考虑中国和世界建筑历史发展的不同背景。
自从十九世纪以来，把自然园林引入城市的观念似乎从未象今天那样强烈。减少污染，建造花园、公园和绿地，向市民提供更为舒适和谐的生活环境。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以大公园内的现代建筑来环抱广场及其周围统一风格的古典建筑，这不正是对巨大的天安门花岗石广场的一种补偿吗？这个公园将成为一散步的乐园和市中心的肺脏。
我们力图避免一些现代剧院所走过的弯路。它们出于功能的目的设计了一些难看的侧门和后门，造成了建筑上的败笔。而国家大剧院将是公园最主要的，也许还是最大的入口。湖面本身便是公园的第一个景点。这里由于邻近长安街而显得较为喧闹，不够悠闲，但可用于其它较为喧闹的活动，如冬季溜冰等。
我们并非想要通过这一公园的设计来彻底解决这一需要更长，更深入思考的问题。但是，该公园至少对人民大会堂和国家大剧院的周围环境，以及将大剧院场地后移70米的决定来说具有重大意义。
这篇文章虽然充满了谎言和华丽而虚妄的词句，也并没有把安氏方案的一切奥妙之处阐述清楚，只是为剧院与周围环境的协调，以及为剧院的设计风格寻找“增加一个新章节”的理由而尽力寻找说词。为了这个理由，甚至不顾脸面，尽情自我吹嘘，什么“堪称举世无双……世界上没有任何建筑物能与之相比”之类。而且强词夺理，什么 “表述的是和谐、宁静、简洁这些古老的对立统一的哲理”，考虑了“中国和世界建筑历史发展的不同背景……尊重历史”等等。
1999年8月，法新社首次报道安德鲁方案得到中国最高首肯。
1999年8月17日，法国《世界报》又报道安德鲁在北京国家大剧院的竞赛中取胜。
但《世界报》1999年9月16日刊登的该报建筑专栏资深记者爱德曼先生的文章却发出了惊人的指责：“安德鲁的方案是在一种完全不透明的情况下选出的。”作者甚至断言，安氏方案的入选，“早已谈不上什么竞标，纯粹成了某种交易的结果”。我无缘与爱德曼相识，无从知道他作此惊人断言的根据，但从以后陆续出现的一连串事件中，或许当时他已经察觉到了某种不正常迹象，也未可知。
业主委员会和安德鲁本人，却对爱德曼这种令人震惊的断言，始终保持着可敬的沉默。
反对安德鲁设计的“海蜇式歌剧院”
（法）弗德里克?爱德曼
（法）华新民 译
（法国《世界报》1999年9月16日）
作为工程师和建筑师，保罗?安德鲁是巴黎机场事务所的主持人，自从发明了巴黎戴高乐机场的模式以后，他使这个著名的事务所在国际上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在法国国内，这位毕业于公路与桥梁工程学院的工程师也使自己赢得了圈内人的赞赏：先是被选入了法国建筑学会，然后又参加了1997年国家建筑大奖的评委，直到1996年成为法兰西研究院的院士。他拿下了一个又一个机场，虽给自己造就一个专长，但却是很狭隘的专长。除此，在德芳斯拱门的丹麦设计师奥托斯佩克森去世之后，是他接下来正在施工的工程，直至完工。
他同时也认为自己是个平衡稳重和有文化的人，在1994年，他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我不是那种喜欢炫耀的人，我觉得语言、形式和材料应简练及节约，这本身就是一件好事。我也相信空间和思想和道德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可以反映出深沉和高尚，也可以反映出低下、卑微和肤浅”(《世界报》94年1月11日)。他有时也显得很有激情：“我认为保护一种文化的唯一办法，就是要把它置于危险境地。”这是他在第二十届世界建筑师大会期间放出来的话(《世界报》7月13日)。这话说出来可以有截然不同的结果，也似乎在预示着什么——他赢了。他终于在北京国家大剧院这场匪夷所思的竞赛中取胜了(《世界报》8月17日)。然而法国是不是因此就可以为输出他的学问而感到高兴呢？如果这个方案确实表现了现代化建筑的优点又同时能促进中法文化及贸易沟通的话。那就当然了。有些人在方案通过后还正式表示了庆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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